关于老舍对“国民性”的书写，以往许多研究者都谈到了他与鲁迅的契合、鲁迅对他的影响。事实上，他不仅与鲁迅有着不同的思考，还对鲁迅的、他本人的以及整个的“国民性”书写有过许多的反思。
与鲁迅“国民性”书写的对话
《我怎样写〈猫城记〉》发表于1935年12月1日的《宇宙风》（第6期），是老舍一篇重要的创作谈。它与其说是总结失败的教训，不如说是在申明自己在“国民性”书写上的另一种抱负。
尽管，文中并未直接表明，但从字里行间仍能窥见老舍与鲁迅的对话关系。他写道：“越是毒辣的讽刺，越当写得活动有趣，……把讽刺埋伏在底下，而后才文情并懋，骂人才骂到家。……不要幽默也成，那得有更厉害的文笔，与极聪明的脑子，一个巴掌一个红印，一个闪一个雷。我没有这样厉害的手与脑……《猫城记》就没法不爬在地上，像折了翅的鸟儿。”
那么，老舍通过这种对话想要强调什么呢？据这篇文章看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感到讽刺的功夫固然重要，但幽默才是最根本的手法。他写道：“说真的，《猫城记》根本应当幽默，因为它是篇讽刺文章：讽刺与幽默在分析时有显然的不同，但在应用上永远不能严格的分隔开。……它得活跃，灵动，玲珑和幽默。必须幽默。”第二，觉得从思想的高度找出国民性的病根固然高明，但从常识的角度如实地表现国民性本身却更加重要。他说：“眼前的坏现象是我最关切的”，只想“老老实实的谈常识”。可见，老舍与鲁迅所走路子的确不甚相同。
至于，为什么要如此强调这两点，老舍也做了一些交代。只不过，都是以调侃的口吻，讲得很委婉。一是因为擅长幽默，一旦舍去了他“较有把握的幽默”，《猫城记》也就失败了。二是由于缺乏高明的思想，仅有普通人的见识。他说：这篇小说“毫不留情地揭出了我有块多么平凡的脑子”；“既不能有积极的领导，又不能精到的搜出病根”；“为什么有这种恶现象呢？我回答不出”。
这番解释值得玩味。难道老舍仅仅是因为擅长幽默，就推崇幽默？因为“缺乏思想”，就只“关切眼前的坏现象”吗？对此，这篇文章没有涉及，但从老舍其他文章中能够体味出，实际上另有深因。
开辟“国民性”书写的另一种路径
老舍看重幽默，首先是源于宽厚的心态。在他看来，幽默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技巧，“它首要的是一种心态”，一种“人生里很可宝贵的”“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
当然，形成这种认识的原因十分复杂，既与其豁达的天性、旗人诙谐的生活情调、英国绅士幽默风度的影响有关，又与他贫苦的遭遇和被双重遗弃的独特感受密切相关。此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他对“人”的根本看法。老舍认为人无完人，人人都有可笑之处，必须承认人类的缺点，这是常态。他说：“我恨坏人，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而好人也有缺点”；“人人有可笑之处，他自己也非例外，再往大一想，人寿百年，而企图无限，根本矛盾可笑”。因此，他主张对待人应以宽厚的心态，“既不呼号，看别人不是东西，也不顾影自怜，看自己如一活宝”；看待世事，应“如入异国观光，事事有趣”；对于创作则应笑骂“又不赶尽杀绝”。
显然，这与鲁迅对人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与老舍的宽容不同，鲁迅主张“一个都不宽恕”。于是，对于幽默和讽刺他们也就各有倚重。而且，在老舍看来，讽刺与幽默虽然有相通之处，但在心态上却极为不同：“讽刺必须幽默，但比幽默厉害。它必须用极锐利的口吻说出来，给人一种极强烈的冷嘲”；“幽默者的心是热的，讽刺家的心是冷的；因此，讽刺多是破坏的”。
至于，老舍为什么自称“缺乏思想”，只“关切眼前的坏现象”，就涉及许多更深层的原因了。老舍没有像鲁迅那样以精英的姿态，站在启蒙思想的高度，运用丰赡的学养思考国民性问题，而是以一个普通市民的角度和见识，从真实的底层生活经验出发，来观察它的种种表现。
老舍认为，“国民性”就是“民族性”，这两个概念完全通用，这从他在不同文章中对《二马》的谈论中就可看出。一处说：“写它的动机是在比较中英两国国民性的不同……”；另一处说：“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同时，通过对满人的观察，老舍还认为中国的国民性不仅有缺点，还有优点，二者是一体的两面，无法截然分开。虽然，他也同意国民性是文化的产物，但对于将病根归于传统文化的看法却持保留意见。他发现这种文化虽然导致了怯懦、柔顺等民族弱点，但也培养了坚韧、义气等非常可贵的民族精神。也就是说，许多由它所造成的可笑之处，从另一角度看却恰恰是可爱之处。所以，他认为“中华民族是好是坏，一言难尽”，不可轻下判断。因此，阅读老舍的作品会发现，他几乎不谈什么国民性的改造，更不把文学当成什么“人类改造丸”，而只是希望通过揭示它的可笑处，起到一种规劝的作用；也不像鲁迅那样去挖掘它的病根，借以攻击传统文化的弊端，而总是着重于表现“坏现象”本身。甚至，老舍偶尔还流露出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另外，市民出身也深刻地影响了老舍对国民性的思考。他常常在文章中谈及自己穷苦的出身。老舍之所以一再谈到这一点，并非顾影自怜，引人同情，而是为了表明一种独特的姿态和趣味。与那些知识精英不同，他虽然也会跳出来“俯视”底层市民，客观地观察他们，但所持的却不是高高在上的启蒙姿态，而是更为平等的、体贴的姿态。因而，相比之下，老舍对底层市民的把握和洞察就更加精细到位，带有人间烟火气。
再者，满族身份也造成了他的这种思考特点。经过辛亥革命满族的统治被推翻，身为满族遗民的老舍，对汉族的统治有很深的疏离感，甚至是恐惧感。假如设身处地去想也不难理解，一个底层的满人在异族的统治下，他最关心的大概不会是有关政治改革一类的宏大话题，而是能否过上安安稳稳的生活。更何况，当老舍目睹了满人被歧视、侮辱甚至是残害的现实后，他对这各种社会运动和改革就更加失望，提不起兴趣。对他而言，无论国家发生怎样的变革，恐怕都远不及有个稳定的国家秩序更重要。
事实上，老舍的表现也正是如此，早年一直表现出与社会运动的隔膜。他说：“五四运动时我是个旁观者……；在写《二马》的时节，正赶上革命军北伐，我又远远的立在一旁，没有机会参加。……实在没有资格去描写比我小十岁的青年。……更不明白的是国内青年们的思想。”当然，老舍在这里想强调的更主要的是一种思想上的隔膜，以及由此带来的许多独特的发现。那时他不仅早已不是缺乏社会经验的学生了，还从鼓荡着各种新思潮的社会中，看到了许多被遮蔽的风景。他说：“我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所谓的“缝子”，指的也就是政治视野之外的生活本相。因此，他不仅自称“看清了革命是怎回事”，觉得“五四”运动那时出的新书并不怎么惊奇，甚至还倔强地认为搞创作“用不着开口‘呐喊’，闭口‘怒吼’的去支持我的文字”，“只须用自己的话，说自己的生活经验就够了”。生活的本相才是老舍最关注的地方，才是他在作品里最想呈现的风景。这与鲁迅那种呐喊式的、与复杂的社会斗争密切相关的小说有着不小的距离。
其实，这也是老舍大半生都有些排斥理论的原因。在他看来，事实比理论更有说服力，而且思想总是蕴含在生活里。这还是他的一种文学观。老舍坚信感情是文学的特质之一，而思想、知识、哲学都不是文学所表现的重心。
关于这一点，老舍在他的论着《文学概论讲义》中阐述得非常清楚。他说：“思想只有一时的价值，没有文学的永久性”；“感情是文学的特质是不可移易的，人们读文学为是求感情上的趣味也是万古不变的”；“读文艺作品不是为引起一种哲学的驳难，而是随着文人所设下的事实而体会人生”。因此，难怪对于国民性的表现，老舍不像鲁迅那样偏重于表达一种深刻的思想，而是更看重能否通过对种种坏现象的写实，来达到“极大的情绪感诉力”，为读者“悬起一面镜子”，“向人心掷去炸弹”。也就是说，并不是老舍缺乏思想，而是他根本就无心于在作品中表达什么精深的思想。
事实上，他在自己的创作中，也是努力践行着这样的观念。从《二马》到《猫城记》，再到《四世同堂》以至其他创作，老舍不仅大大拓宽了“国民性”书写的表现领域，还用幽默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寻常百姓生活的角角落落，烘托了各类普通民众的辛酸哀乐。由鲁迅所关注的乡村，延伸到了更为广阔的市民世界，乃至英国的市民阶层；由知识分子圈子，扩大到政界、商界、教育界、文化界，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尤其可贵的是，老舍不仅讽刺了国民性的种种弱点，还挖掘和讴歌了中国人身上许多闪光的品质。这可以说是对以往“国民性”书写的重要补充。
当然，鲁迅后来对国民性的表现也有一些变化，也挖掘了中国人的一些精神优点。比如他在《中国失掉自信力了吗》《学界三魂》等文章中，就称赞过中国的脊梁精神、可贵的民魂等，这和老舍有不少相近之处。不过，需要辨析的是，尽管二者十分相似，却略有不同。老舍是将这些优点作为传统文化正面价值来挖掘的；而鲁迅则认为那是中国人本有的性质，是被传统文化束缚下几乎要丧失殆尽的品质。也就是说，老舍是意在从传统文化中发扬这种品质，而鲁迅是希望通过批判传统文化来将其恢复回来。总之，老舍在“国民性”书写上，的确走出了一条与鲁迅不同的道路。
对“国民性”书写的反思
首先，与鲁迅作品的对话，实际上就隐含着一种反思。在老舍看来，鲁迅的作品虽然辛辣深刻，但也有他不太赞同之处，比如，从高处俯视民众的姿态、否定传统的偏激、讽刺有余宽厚不够，以及由于缺乏对底层生活深切的体验而带来的艺术上不足等。因此，他不得不感慨“新文艺并没有在民间生了根”，始终“与一般人中间隔着一层板”；“五四以来，一切都写新的，文艺只在学生队伍里，只知道鲁迅、茅盾、《呐喊》、阿Q等名字，要是到了乡里，谁也不知道这些人与这些作品了”；“一个村子里连鲁迅这个光耀的名字都不知道……”
其次，老舍对《猫城记》也有很多反思。他说：“《猫城记》，据我看，是本失败的作品。”对此，以往有两种常见的理解。一是屈服于某种政治压力下的“违心话”，已被证明不足采信；二是检讨思想不足和对进步的人物的嘲讽。此外，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认为还可有另一种解读，就是申辩之义。所谓申辩，就是为自己的“缺点”进行辩护，表达自己在“国民性”书写上的抱负。关于幽默和缺乏思想这两个“缺点”，前文已作阐明，这里还有需要补充的一点是，老舍还谈到了这篇小说像“报告”的毛病。而这一点，实际上也是他所推崇的一种手法。老舍在《文学概论讲义》中曾这样讲解过：“俄国的写实作家有时只给我们一些报告似的东西，……然而这究竟不是报告，而是艺术家眼中的一片真实，……能使别人看到我们自己所看到的，便不是件容易的事。……由观察人生，认识人生，从而使人生的内部活现于一切人的面前，应以小说是最合适的工具。”这样，再结合《我怎样写〈离婚〉》中所说的“《猫城记》是但丁的游‘地狱’，看见什么说什么”，就更能体会到这里所谓“报告”并不是什么缺点，而是他所追求的一种文学境界。
至于老舍为什么否定这篇小说，本文认为除了因为嘲讽了进步人物之外，还有四个原因。一是“缺乏写实本领和情绪感诉力”；二是“故意禁止了幽默”；三是流于“说教”；四是体裁上“是讽刺文章最容易而曾经被文人们用熟了的”，缺乏新意。很明显，与他的抱负相对照，这四点可以说全部事与愿违。所以，老舍虽然对自己的追求多有辩护，但还是否定了这篇小说。同时，他还流露出不得不失败的无奈。因为经过这次创作，他发现作为一种讽刺型创作，“国民性”书写本身就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局限。这是老舍的又一个重要的反思。
他认为：第一，这种书写破坏有余，建设不足；第二，即便开了药方也难以奏效；第三，人物描写易流于表面，对人性缺乏深刻的表现。他曾在评价英国作家时特地谈论过这一点，认为这类意在“揭发人物的某种特质”的作品，“都有相当的趣味与成功，但都够不上伟大”；“主旨既在表现人物的特色，于是人物便受他所要代表的那点东西的管辖”；“这样，人物似乎由生命的中心移到生命的表面上去。这是揭发人的不同处，不是表现人类共同具有的欲望和理想；这是关于人的一些知识，不是人生中的根本问题”。此外，老舍通过《二马》和《猫城记》也认真地反思过这个问题，多次反省到《二马》“立意太浅”，《猫城记》也“正中此病”。
那么，老舍为什么要对“国民性”书写进行反思？他的反思又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呢？首先，直接的原因是老舍对自己以往创作的全面总结。1935年9月到1936年8月，老舍在《宇宙风》杂志上，共发表了九篇系列创作谈——“打《老张的哲学》说到《牛天赐传》”，后收录到文论集《老牛破车》中。在这些文章中，老舍为了在创作上有所突破，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回顾并全面总结了以往创作的经验与教训。《二马》和《猫城记》这两篇着重于表现国民性的小说，自然也就在“自评”之内。其次，是有感于当时文坛对幽默手法的压制。1933年而后，关于幽默问题鲁迅与林语堂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论争。鲁迅连续发表了《从讽刺到幽默》《从幽默到正经》等文章极力地反对林语堂，而老舍却坚决地拥护后者。当时林语堂先后共创办三份刊物即《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老舍在这些刊物上都担任了长期或特约撰稿员，可见老舍对林语堂的支持。而老舍之所以在文章中那么反对鲁迅对幽默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再者，老舍对鲁迅的反思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从前文的论述可见老舍自从事小说创作以来就不大赞同那种呐喊式的创作。
至于，老舍反思的结果如何？笔者认为首先对于他创作上的突破起到了非常关键作用。如果正如学者赵园所分析的，《离婚》的问世才标志着老舍创作的真正成熟，那么这种成熟其实正是经过对《猫城记》的反思才达到了。从那之后，老舍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不仅加强了写实的能力，还恢复了自己擅长的幽默，提高了幽默的水准。以至于在创作《离婚》之后，他接连又拿出了《牛天赐》《柳家大院》《黑白李》等佳作，直到创作出《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那样的具有里程碑式的经典之作。其次，此后老舍放弃了《猫城记》那种寓言，特别注意将对于国民性表现与人物个性相融合。另外，他愈加坚信了自己小说在“表现与批判市民社会”方面的价值与意义，逐渐汇入了推动大众文艺运动的洪流中，后来还投身到了发展通俗文艺的事业中。
综上所述，老舍在“国民性”书写上既有开辟，又有反思。如今，当我们重新来审视新文学中国民性问题时，他的这些经验仍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