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林语堂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1959）中以散文体小说的形式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个人现实生活、历史事实与小说虚构互为交织的写作特色贯穿整部小说。林语堂在空间叙事中巧妙结合物理旅行和主观遐想，在时间叙事中交替利用历史时间与个人时间，并反复以旅行的主题联接不同的地域时空，以彰显其个人对中国深刻的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
关键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林语堂； 叙事； 散文体小说； 时间； 空间；
Abstract:Lin Yutang introduces Chinese culture to foreigners in the form of prose fiction in his work The Chinese Way of Life（ 1959）， throughout which his personal real life,historical facts,and fictional writing are intertwined.Lin Yutang cleverly combines physical travel and subjective imagination in spatial narrative,alternately uses historical time and personal time in temporal narrative,and repeatedly connects different geographical space and time with the theme of travel to highlight his personal profound cultural memory and identity with China.
Keyword:The Chinese Way of Life; Lin Yutang; narrative; prose fiction; time; space;
一、引言
林语堂与汉学研究颇有渊源。在留学欧美期间，他在长达140页的德语博士论文《古汉语音韵学》（Altchinesische Lautlehre,1923）1中探讨以古方音为框架的古汉语语音发展史观，"林氏在该文中所建立的以方音为主线的古音学理念在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75在旅居欧美前后，林语堂的多部英文着作，尤其是有关中国智慧、文化的书籍一直是国外汉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着名学者余英时论及林语堂的英文着作与美国汉学研究的关系时认为，由于林语堂在美期间始终保持自由作家的身份，与学院派人士很少交往，"他的畅销书也没有受到汉学界的重视。但他有两部英文着作对美国的汉学研究发生过影响……"[2]564林语堂携妻女赴美之前在上海写的《中国新闻舆论史》（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于1936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创作"和他当时在中国争取言论自由有密切的关系……这部《中国新闻舆论史》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还是美国大学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指定参考书之一"[2]564.与这部极为严肃的学院派作品相比，林语堂于1947年完成《苏东坡传》与其认同苏东坡幽默旷达的品质有关，"在汉学界，这部书的生命力则是所有林语堂着作中最为旺盛的。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出版的有关苏东坡的专着中，这本书还是必备的参考书之一"[2]565.此外，《中国与印度的智慧》（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1942）"已被列为美国大学用书"[3]87,它"本不是当教科书写的，但出版后却被美国大学普遍采用，作为研究东方文化与哲学的教材"[4]35.换言之，林语堂创作的多部外文着作对西方的汉学研究颇有助益且影响甚广。1959年，林语堂所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The Chinese Way of Life）2由美国世界出版公司（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这部文体独特、篇幅稍短的着作也是林语堂从事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的重要着述之一。
目前，与林语堂"对外讲中"的大量畅销书籍相比，《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部着作在林语堂相关的权威传记里鲜有提及，更未出现任何有关该"非畅销作品"的研究成果。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在传记中对他创作该作品的描述仅一笔带过："在《信仰之旅》出版的同一年，他写了一本薄薄的青年读物，名The Chinese Way of Life（《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由World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5]233国内的林语堂研究专家施建伟、万平近、王兆胜等学者3所着的林语堂传记中对1959年出版《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或译《信仰之旅》）均有相应评论，但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却只字未提。美国汉学家苏迪然（Diran John Sohigian）、钱俊（Qian Jun）以及钱锁桥等学者4在国外发表或出版的相关着作中同样对该着作只字未提。尽管《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出版后与《中国新闻舆论史》《苏东坡》等着作一样均未能登上出版当年的畅销书榜，但林语堂在晚年详细清点自己在国内、外出版社出版的36部中、英文着作时却提及该着作，称之为"学校用书"[6].李平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等着作是林语堂为数不多的"非畅销作品",这与当时的出版社"只想利用林语堂的名声来赚钱，既不能提供优秀编辑与其合作，又不愿意花力气对其进行宣传"[7]65不无关系。总之，国内外现有的林语堂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吾国与吾民》（1935）、《生活的艺术》（1937）、《京华烟云》（1939）等英文畅销着作，但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部被林语堂自己指定为美国"学校用书"却轻描淡写或只字未提，更未涉及该作品的写作文体、内容、叙事特色及文学价值等。鉴于国内出版该着作的中文译本（即《中国人的生活智慧》）5对原英文着作的章节标注、图文编辑、附录信息等做了较大修改或删除，笔者在参照英文原着的基础上，初步探讨林语堂在该作品中对西方特定读者群体推介中国历史和文化时所采取的不同叙事文体，鉴于时间、空间都是构成叙事作品的基本要素，而传统叙事学研究过多关注时间维度的研究，忽略了空间维度的研究，因此本文还探讨该着作的空间和时间叙事，以此深入了解林语堂在研究中国历史、政治、社会、文学、哲学、经济、书法等方面所做的贡献。
二、散文体小说的叙事文体
林语堂在1930-1936年为《中国评论周报》的"小评论"专栏撰写的英文文章，在1936年出国之前出版的较为系统完整"对外讲中"的首部作品《吾国与吾民》（1935）以及在他出国之后完成的《生活的艺术》（1937）、《孔子的智慧》（1938）、《老子的智慧》（1949）等英文着述都无一例外是以小品文的笔调闲谈中国文化。然而，林语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外译介中国文化时所运用的文体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相比，呈现更为多样化的文体特征。钱锁桥在2019年出版的论着中认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了政论《匿名》和政治小说《逃向自由城》外，林语堂还写了许多无关政治的'中国文化'书籍，例如《中国人的生活方式》（1959）、《古文小品译英》（1960）、《辉煌北京》（1961）、《红牡丹》（1961）、《赖柏英》（1963）、《中国画论》（1967）等6部"[8].换言之，林语堂在这个时期介绍中国文化的着作既有中国古代诗词、散文翻译（如《古文小品译英》），又有自传体小说创作（如《红牡丹》《赖柏英》），还有游记散文（如《辉煌的北京》）、艺术类论着（如《中国画论》），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文体与这些着述都不同，它既是小说，具备人物、时间、情节、叙事结构、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等小说的特征和要素，但笔调又似散文，还夹杂有传记（自传）、历史和现代事实。"从狭义意义上说，虚构小说仅指散文体的叙事作品（小说）和短篇小说，有时仅用作小说的同义词。"[9]从整体上看，这部介绍中国文化的着作把传记、叙事虚构和历史真实、作者和叙述者合为一体，可视其为散文体小说。林语堂在该着作开篇扉页的献词，即"献给妞妞和弟弟"（To Niuniu and Didi），[10]4恰好体现其真实的创作意图。妞妞和弟弟作为昵称，分别是指林语堂的外孙女黎至文（出生于1950年）和外孙黎至怡（出生于1954年），他们都是林语堂的次女林太乙及其丈夫黎明的孩子。因此，该书预设的使用范围是以中小学为主，读者对象以欧美中小学的学生为主，类似于我们国内中小学使用的介绍有关中国国情或某一地域历史、地理情况的"乡土教材".
林语堂在这部小说里采用一种随性的漫游式的叙述方式，这种散文化、碎片化的写作手法让他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在每一节的不同故事话题中灵活使用各种文体，在历史和现实之间自由穿梭。该小说在篇幅上不似以往长篇巨着洋洋洒洒，全书从头至尾共128页，篇幅略短，由目录、小说正文、中国及世界大事年表、深度阅读书籍、附录与术语表、作者简介等组成。正文由10个小标题组成，分别是《朱斌的祖国》（Chu Pin's Homeland）、《北平》（Peking）、《中国语言》（The Chinese Language）、《中国节日》（Chinese Festivals）、《朱先生宅院》（Mr.Chu's House）、《中国家庭》（The Chinese Family）、《儒佛道》（Confucianism,Buddhism,and Taoism）、《中国长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西人入汉》（The West Comes to China）、《今日中国》（China Today）等，但他并没有按小说传统惯例标注章或节等序号。这种自由书写的方式使每一节像是一个随意拼凑组合的文本，10篇彼此之间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文本中心，也没有固定的整体结构。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小说的主人公朱斌在第6篇《中国家庭》、第7篇《儒佛道》、第9篇《西人入汉》、第10篇《今日中国》等4篇里无端无故地隐身不见了。在小说主人公朱斌销声匿迹时，林语堂粉墨登场，从第6篇开始由他亲自讲解中国家庭的饮食习惯、家族崇拜、纳妾制度，在该篇结尾段落总结说："祖宗崇拜和把家庭视为社会基础的观念成了儒家教义的一部分……孔子未创立或创造祖宗崇拜，祖宗崇拜早已在他之前的700年里根深蒂固了。"[10]81林语堂很自然地在第7篇开场介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并介绍佛教观念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教教义。除了第6、7篇之间的篇章衔接过渡还算合理自然之外，其余篇章之间的衔接尤其欠缺。在整体上，小说结构松散，正文各篇完全可以各自独立成章，除第1篇之外，其余篇章甚至都可任意调整顺序，也不影响整部小说的总体框架。
林语堂以散文体的笔法创作的小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缺乏缜密的整体构思，代之以散文化、碎片化的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它融合多种文体、文化层面及多样化的叙事视角。这部小说很难根据传统文类进行划分，它是林语堂完成《京华烟云》之后把小说的文体风格散文化倾向发挥到极致的典型体现。在第1篇《朱斌的祖国》，开场情节是主人公朱斌乘坐火车从他父亲的出生之地广州到他求学之地北京。在这段相距1 100多英里历时一个星期的旅程中，小说以全知全能的叙事手法穿插朱斌父亲移居美国，并在朱斌14岁时决定送他回国接受教育，后又经过3个星期的海轮跨越太平洋，从旧金山到达广州。"朱斌曾打算乘船沿海去参观上海和天津……他的确想要去看看上海，但他想想上海更像是他熟悉的旧金山，所以他可以等到读完大学回程时再参观。"[10]10-11但直到小说最后的第10篇，读者也未看到朱斌实现参观上海的愿望，因为第8篇《中国长城》是作为叙事者之一的朱斌最后一次出现在读者的视野面前。朱斌在长城的城墙上凭栏远眺，林语堂借助朱斌的想象，以作者现身说法的方式向读者阐释中国文化。他回顾了北方民族部落的入侵危险被长城防线化解的历史，在4-6世纪北方游牧部族甚至被中原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同化。伟大王朝，如周、汉、唐、宋、明时期，国家政治中心在北方也与长城有关。从中国古文明的发祥地，即北方的黄河谷地，联想到黄河下游的孔子、长江下游的蛮夷，从汉朝疆域向南、向西扩张版图讲到佛教传入中国，又联想疆域达到最大的唐朝，紧接着介绍盛唐时期的文艺成就，"旧体诗高度繁荣、文学批评与绘画起步、（在佛教影响下）雕刻长足发展。"[10]103还有茶的发现和与之密切关联的"闲谈"生活方式、流传至今的书法艺术、巨佛的雕刻艺术等，在中国文化蓬勃发展的唐朝，"因为诞生了李白、杜甫等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这个时期是中国诗歌的伟大时代……民间佛教和宫廷道教风行，科举制度在此时确立"[10]103.除此之外，唐玄奘翻译佛教经文，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的发明简史、宋代理学和瓷器等多方面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介绍似乎已经背离了《中国长城》这个核心话题，历史与现实空间的自由穿行犹如天马行空一般。朱斌抑或林语堂的各种思绪、微故事和小故事之间的联系极为松散、随意，犹如一片片碎屑，跨越历史飞逝的瞬间。
在小说中，林语堂以闲适轻快的闲谈体笔调进行叙述，留给读者宽广的阐释空间，也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在重新组合各种琐碎材料的闲谈中，林语堂常常以自己的口吻发表评论。比如，第8篇《中国长城》中提及秦始皇修建长城时流传的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作者穿插评论，"在某种意义上，长城逐渐代表孟姜女的眼泪及百姓对暴政的痛恨。禁止百姓使用金属武器，反抗就不会出现。但事实是如此吗？百姓如此痛恨这位暴君，结果他一手缔造并梦想定能万年相传的帝国在他身亡当年就崩溃，并在7年后彻底覆没"[10]96.这种自由行走的书写方式与传统书写方式完全不同，他摆脱传统小说创作方法的束缚，缔造了一个体现个人幻想、历史事实和现实交织的魔幻世界。林语堂认为，"盖此种文字，认读者为'亲热的'（familiar）故交，作文时略如良朋话旧，私房娓语。此种笔调，笔墨上极轻松，真情易于吐露，或者谈得畅快忘形，出辞乖戾……作者与读者之间，却易融洽"[11]10.换言之，散文体小说惯用闲谈这一写作手法并不会让读者传统的小说阅读体验难以维系，相反会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不论称之为'闲谈体'抑或是'娓语体',这种语言风格总给人一种亲切之感，与林语堂本人平和的性格相符。"[12]整部小说给读者以一种林语堂向读者倾诉心声的自然流露之感，反而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刘剑梅也认为："这种文体轻盈、灵动、疏离，如同加了会飞起来的羽翅，带我们飞越各种固定的沉重的边界，飞离各种重复单调的表述形式，像淘气的孩子一样总是故意偏离轨道，在俏皮的逃离主流话语和传统书写方式的旅途中找到一种快感，一种释放。"[13]64林语堂在晚年对自己把读者引为知己的写作风格颇为自豪，"我创出一种风格，这种风格的秘诀就是把读者引为知己，向他说真心话，就犹如对老朋友畅所欲言毫不避讳一样。所有我写的书都有这个特点，自有魔力。这种风格能使读者跟自己接近"[14].
总之，散文与小说的文体通过闲谈的方式很自然地融为一体，他在《生活的艺术》（1937）论及生活的享受之一的"谈话"时认为，"谈天如缺乏轻俏性和愉快性，即变为沉闷乏味……"[15].林语堂曾把西方小品文笔调视为"闲谈体"或"娓语体","谈话内容与题材只看各位旨趣之高下耳。宇宙之大，万象之繁，岂乏谈话材料"[11]11.小说的散文式写法与林语堂早期创办《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时提倡的娓语式笔调其实是一脉相承。林语堂以散文体小说的方式创作《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其余对西方汉学研究影响较大的着作在篇幅、叙事结构与叙事文体等方面都大相径庭。这部以中小学学生为阅读对象的着作的写作文体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林语堂不能选择严肃的学术写作或纯粹的历史传记等书写方式。
三、物理旅行与主观遐想互相结合的空间叙事
时间和空间是任何叙事不可或缺的两个因素。《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并不过多依赖时间因素来虚构故事，即不以时间的连贯性构筑小说叙事结构的统一，而是通过空间的转换组织、联接和发展虚构事件。与林语堂于1935年8月开始在《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第1卷第1期开始连载英译作品《浮生六记》一样，他在这部略带自传性质的散文体小说中更多呈现的是缀段性的结构特征，即"全书没有一个贯串始终的故事，只有若干较小规模故事的连缀，连缀的中介也不是时间的延续，而是空间的转换"[16].
一方面，林语堂在小说中以物理世界形而上的旅行方式跨越区域地理的界限。小说的大量空间地域既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地理空间，也是林语堂虚构的小说空间。林语堂以作为旅行者的朱斌及其在不同时间段的旅行行程安排维系小说的连贯性，他反复以旅行的主题联接不同的地域空间。在第1篇的求学路途上，朱斌乘坐火车"从广州到扬子江边的汉口，这是一次快捷的火车之旅，但如果要继续前行，他必须乘船过江。他行程的第一部分就是穿过老家所在的广东省向北走"[10]11.当火车跨越群山进入湖南山区时，朱斌意识到气候、语言、民族服饰和植物的变化。火车前行时，他所见的广东棕榈树、柚子以及自己最喜欢的荔枝，还有湖南的竹林、植被茂密的青山、瀑布和蜿蜒的急流、梯田等大自然的美景都带有作家鲜明的个人印记。这些都是林语堂熟悉的出生地坂仔镇以及每年求学时沿西溪乘船途经漳州直达鼓浪屿求学路上的所见景致，求学之旅令他毕生难忘。在第2篇，林语堂描绘朱斌在紫禁城内城外郊闲逛街头巷尾时体验京城普通百姓多彩多样的生活图景，同样和林语堂在北京近6年的生活经历紧密联系。
另一方面，林语堂还大量使用形而下的主观遐想穿越真实与虚幻的界限。他在小说叙事中融入大量虚构的遐想情节。在第1篇，朱斌在汉口旅店驻足停留时他对着长江浮想联翩，"从旅店窗户望去，他有足够的时间来眺望这条河。他知道，这条河沿着九江往东流到上海，往西的上游则是着名的长江三峡。他也知道，坐拖船穿越三峡是一段冒险之旅。巍峨耸立的悬崖峭壁高达数百英尺，只有在中午阳光才不会被遮挡。激流汹涌，危险异常，只有熟练水手才能驾驭穿行"[10]14.当朱斌乘坐火车到达河南时，他想起了孔子周游列国，"这是黄河盆地之所在---中国文明的摇篮，这也是孔子曾经任职、生活和旅行过的地方"[10]14.在第8篇，当朱斌靠在长城的护墙上，"他不禁受到震撼，双眼目视蜿蜒曲折的长城，一直到最远的地平线。他浮想联翩，竭尽把长城尽收眼底，大量坚硬的墙砖土从中国（东部）海岸的山海关一直延伸至西部的戈壁滩。长城大约1 500英里长。想到胡佛大坝长度仅有0.2英里多，宏伟壮观的长城真是令人印象深刻"[10]97-100.中国人深知长江和长城的文化象征含义，而对于从小在美国长大的遐想者朱斌而言，他的想像时空更诡异，想像活动更富有创造力，所引发的文化经验的挑战性不言而喻。遐想在本质上是梦游的延展，"遐想也基本上是一种潜意识的活动，而其语言大抵也是象征语言，活动时空非常自由……在遐想的情形里，意识的活动表现出某种主控的倾向。受此影响，遐想变成一种潜意识与意识共同创造的经验活动，社会意义更为外显"[17].与小说中提及的大量历史、政治大事件相比，朱斌这类潜意识的遐想体验看似微不足道，但它们对朱斌的影响远大于这些历史和政治大事件，正是通过主人公在旅行过程中的遐想，远古与现代各种小故事、思想碎片很自然地连成一体，遐想者在窥探世界、人类和宇宙时所感悟的哲学意义甚至生命存在的意义都得到了微妙的体现。林语堂通过朱斌遐想未在他视野范围内的长江三峡、山海关、戈壁滩等地域景观，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长江、长城等文化象征含义远超出他们原有的地域性特征，已经成为民族精神力量的承载。
以上两种空间叙事的方式有时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比如朱斌在探访北平都城宫廷建筑物时，他想到美国纽约的摩天大楼，从北平中轴线的城市规划想到巴黎的凯旋门、协和广场和香榭丽舍大街，由中国宫殿屋顶想到西方哥特式教堂的尖塔等等，这些空间地域的描绘远非是14岁的朱斌个人的认知体验，还夹杂着林语堂自己的域外生活体验。
总之，小说中朱斌活动范围大，所关注的区域景观多，这些地方景观的地域特征非常鲜明突出。"文学作品中的地方景观不仅可以让读者得到丰富的审美愉悦，非常具体地感受到一个地方的形象、色彩、声音和气息，而且还可以让读者对一个地方的历史和文化获得一种很具体、很形象的感受，即文化地理学所讲的地方感受或地方认同。"[18]林太乙在传记中虽然未提及林语堂创作这"一本薄薄的青年读物"[5]233的创作动机，但很明显与其离国赴美后心中的怀旧心理有关。小说中不同地域特征的详细描绘既有历史真实性又极具怀旧想像的色彩。朱斌的个人旅行体验隐含着林语堂对离别祖国长达20余年后对中国故乡的怀旧眷恋的心理，彰显他跨越时间和地域的深刻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
四、历史时间与个人时间互为交错的时间叙事
林语堂在小说中还展现多层次的时间，主要包括历史时间和个人时间。在时间叙事方面，旅行的主题同样贯穿于古代和现代众多小故事和思想碎片中。
首先是历史的时间，即现实的客观时间。林语堂在小说中不时地以具体年份来描绘中国历史上诸多大事件：1277年忽必烈创建蒙古王朝（第2篇）、1898年的百日维新运动（第9篇）、1900年义和团运动（第9篇）、1900-1908年光绪遭囚禁（第2篇）、1911年辛亥革命（第2篇和第9篇）和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第1篇和第9篇）、1917年胡适领导汉字书写改革（第3篇）、1927年北伐战争（第1篇）、1937年卢沟桥事变（第10篇）、1937-1945年抗日战争（第10篇）、1941年珍珠港事件（第10篇）、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10篇）等等。作者以俯拾即是的方式展示小说真实的历史时间，让读者（尤其是国外读者）知道相应的更广阔历史背景。这些具体的历史时间都是真实可信，虽然具有单线性，但并不具有连贯性和递进性，而是作者采取散文体的方式进行写作，让历史时间碎片化，以这些历史碎片折射人类的困境与苦难心理。林语堂适时地根据各篇文化专题内容的表达需要进行精准选择，比如第6篇，在介绍中国家庭母亲教子有方时，他举1957年两位华裔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为例，表达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其次是个人的时间，即内心的主观时间，这是该作品时间叙事的重点。林语堂并不按照常规小说所惯常使用的以时间线索来推进整个故事的展开。相反，和西方某些现代主义作品一样，小说各篇（除了第4-6篇之外）的时间单元相对独立。小说叙事主要围绕主人公朱斌展开，其余次要人物并不多，包括朱斌的父亲、厨娘、朱先生等3位。在小说第1篇《朱斌的祖国》的开头，"朱斌在旧金山出生、长大，但他的父亲不愿意看到孩子长大时对中国文字、文学、文化和历史等一无所知。既然朱斌14岁了，他的父亲坚持认为孩子应该送回祖国念书。'孩子不能仅仅会说普通话，'他说，'他必须在北平念书'"[10]10.小说中，朱斌1930年到达北京时刚好14岁，也就是说，他出生于1916年。这一年恰巧是林语堂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到北京清华学校任教。从小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的林语堂认为自己一直忽视国文的学习，他大学毕业后身处中国的文化中心，便开始认真学中文，看《红楼梦》学北京话，以补教会学校教育的不足。朱斌的父子关系很容易让读者回忆起现实生活中林语堂与林太乙等人的父女关系。1936年，林语堂携全家赴美写作之后依然坚持让自己子女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林太乙回忆自己的课外学习生活时说："父亲开始认真教我们中文。他不厌其详地把孔孟老庄解释给我们听，他要我们作文，练字，读中国历史地理、古今散文小说，就好像要把整个中国文化塞进我们的小脑袋。"[5]151林语堂甚至要求在美国成长的自己的子女了解并遵循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习惯。据林太乙回忆，林语堂家人从没放弃过中国人的观念，他坚持学校与家庭生活应该区分清楚，母亲廖翠凤的家教让她受用一辈子，"在学校可以学到许多知识，但回家之后，[我们]一定照中国人的规矩生活。除了父亲不断地灌注中国历史文化给我，甚至填鸭式地要我攻读中文，在生活上我们过的是厦门鼓浪屿廖家的那一种生活方式"[19].
林语堂比较明确表达的个人时间并不多，在第2篇《北平》，朱斌到达北平第二天便参观这座城市。即便如此，朱斌对北平都城生活体验的描写时间跨度却带有长时性，"如果朱斌长时熬夜，他会听到远处鼓楼传来的钟鼓声，告诉他晚上的时间。最后在午夜，当城市的更夫穿过街道并在随身携带的木板上敲击3下，朱斌知道已是三更……他去过喇嘛（藏族）寺和天坛，他尤其喜欢赶庙会，在每个月的固定日子，不同寺庙轮流举办庙会（比如一个寺庙安排在6、16、26号，另一个寺庙安排在5、15、25号）"[10]34-35.在第3篇《中国语言》，作者交代了朱斌的住处情况，"朱斌通过一位远房叔叔的安排暂时住在北平的广东会所里……生活在广东会所里，稍微减缓了他的孤独感，因为他现在有许多朋友"[10]41-42.很明显，这也是长时的个人时间。朱斌为了更好融入北平，他想学习普通话，但他的音调不准，"在北京的第一天，他要买早报，服务员送来的却是带馅的蒸包"[10]42.因为朱斌发不清楚"报纸"和"包子"的不同音调而出丑，这一时间与第2篇参观北平具有共时性，但林语堂却打乱时间的正常叙事，而是以散漫的碎片化形式代替直线的时间叙事。在第4篇《中国节日》，朱斌体验灶神节的时间安排突兀，"朱斌知道该风俗，在新年的前几天从学校返家，他走到厨房，发现灶神张大嘴巴。灶神的图像印在红纸上"[10]56-57.朱斌庆祝鬼节也是偶然事件，"朱斌非常巧合地赶上鬼节。这是一个佛教节日，通常在7月中旬举行……"[10]60.该篇的结尾介绍中秋节，他在广东会所举行的中秋节午宴上偶遇老乡朱先生，朱先生盛情邀请朱斌去做客。正是这次偶遇和邀请，朱斌才有机会前往朱先生的私人大宅院进行游览，第5篇《朱先生宅院》和第6篇《中国家庭》，以朱先生的家庭为例的叙述才得以自然展开。第4-6篇的时间点的联结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整体上看，故事发生时间的具体起止节点模糊，让读者难以捉摸。整部小说虽然明确故事的具体开始时间，但并没有交代朱斌在北平求学的结束时间，朱斌的叙事声音在他参观长城（第8篇）时像轻雾一样，随着其思绪飘散而转瞬即逝。
就个人时间而言，在小说的不同篇章里，时间的长短度不一（即暂时性和长时性共存）以及共时性、任意性、模糊性的画面随处可见，犹如意识流的碎片瞬间漫无目的的随风飘散，读者在体验这些个人内在的时间流时不得不按下回放键，复盘时间回流。这种"时间个体化"的独特写作手法让不同虚构故事之间的因果关系变得更加模糊，而虚构故事的内在统一性主要以朱斌的心理状态去维系。
同样，上述两种时间叙事方式经常互为交错，历史时间与个人时间进行对话。林语堂在小说中不时地采用时间回溯和时间穿梭，巧妙设计并平行推进穿越不同时空的两条旅行线路，这是小说最为独特的写作手法。比如在第2篇《北平》中，朱斌参观北平的旅行脚步与655年之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造访蒙古王朝京城上都的旅行脚步同时展开。"在朱斌到达北平的655年之前，另一位旅行家，一位名叫马可·波罗的威尼斯商人造访了这座美丽的城市。"[10]20林语堂在讲述完马可·波罗从威尼斯到元朝上都的三年的具体行程后，直接两次大篇幅地引用了《马可·波罗游记》的文本，他在该小说的版权页上注明：该着作21-23页以及24-25页引文出自《马可·波罗游记》，由曼努埃尔·科姆罗夫（Manuel Komroff）对马斯登（Marsden）的译文进行修改和编辑。该引用文本已得到原出版商美国现代文库（The Modern Library）的许可。林语堂并非任意使用时间旅行这一科幻神游作品常见的主题，而是通过历史真实时间（即1275年）与小说虚构时间（即1930年）的跨越，在过去与现在时间的文本描写中进行反复交替穿行。在这两次历史真实时间的文本引用之前都有相应的过渡句，第一次引用的过渡句是："这就是600多年之前年轻的马可·波罗笔下所描绘的北平紫禁城。"[10]21此次引用的文本分别描绘北平中轴线的城市规划（包括城门、街道、商店、货摊、民房、庭院、花园）、城墙及其建筑物、守城军队、紫禁城中心高挂的大钟及其用途、城郊的布局及其居民。第二次引用的过渡句是："马可·波罗还曾经这样描绘大汗的宫殿。"[10]24这次引用的文本主要针对紫禁城的皇室宫殿，包括城墙、庭院、地基、平台、大理石围墙、扶手、大殿、寝宫、屋顶及其装饰、石阶、窗户等各种建筑细节。
林语堂不厌其烦地大段引用《马可·波罗游记》的原文，犹如借助时光机器或时光隧道构筑一个富有文化意义的旅行想像。在两次引用文本之间，他以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对比历经600多年风雨洗礼的紫禁城的变化，"朱斌到达北平后的第二天外出参观了这座城市，他见到马可·波罗所描绘的北平城市布局基本不变。正如马可·波罗所言，北平是一座布局得井井有条的城市，如同棋盘的布局"[10]24.林语堂不止一次借朱斌对北平城各个角落的所见所闻所想来表达万物存在的永恒哲理性：大千世界并不会随着历史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其维持脉动的原始状态。"朱斌注意到景山上的凉亭塔楼的顶部有绿、紫、天蓝、深紫等多种颜色，和马可·波罗所描绘的别无二致。"[10]29林语堂巧妙合理地利用"过去-现在-过去-现在"这一时间川流的模式，其内在的文化观照，即个人对京城外表、内涵、人文与历史厚重感的崇敬心理获得前所未有的视域。
总之，林语堂以时间书写空间，用时间化的手段进行空间书写，在不同的时间段进行地域书写。虚构与真实互为交织，贯穿整部小说的空间叙事和时间叙事中。林语堂个体主观的文化记忆长期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里，这些真实的存在给读者带来既陌生又熟悉的生命体验，彰显小说创作的真实性。
五、结语
林语堂一生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并对西方汉学研究产生一定影响的着作卷帙浩繁。如果把《中国新闻舆论史》（1936）、《中国与印度的智慧》（1942）、《苏东坡传》（1947）等着作视为欧美汉学研究的大学必备参考书，林语堂于1959年在美国出版的着作《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作为林语堂指定的"学校用书"则是针对欧美国家的中小学，他所预定的读者受众的年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在写作文体上不能选择严肃的学术写作或纯粹的历史传记等书写方式，不能以学究式的方式传播介绍中国文化。相反，他在作品中尽显"亲民"特色，巧妙地以闲谈体的散文笔调虚构以主人公朱斌在中国求学的经历，意在拉近作者与西方中小学生群体之间的距离，并使用大量插图的方式辅助阅读，但由于出版社宣传不到位等因素而导致该着作成为非畅销作品。总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林语堂以散文体的笔调而创作的小说。真实的现实生活与虚构的小说情节互为交织，这是中国叙事文学传统特征的体现，也是该作品的重要特征。这部散文体小说中的人物、空间（地点）、时间等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历史事件和文化背景等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小说中的空间几乎和林语堂的成长记忆紧密相关，叙事虚构完全建立在他熟悉的村庄、城市、大街小巷、山川河流等地域与文化土壤之上，进而构筑一个个虚构故事中的现实世界。他通过历史和个人等多层次的时间叙事方式把一个有限的现实世界延拓到无限的宇宙世界中。林语堂巧妙地以全球化背景下重要生存方式---旅行为主题，串联起古代和现代不受时空限制的中国历史、文化和思想碎片，朱斌个人微小的人生体验也和超越时空的宇宙一样神秘而广博，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可见，这种碎片式、散文式的叙述方法正是林语堂创作这部"学校用书"良苦用心的最好体现。林语堂以散文体小说对欧美国家中小学介绍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传统，更体现他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方式的独特性。同时，林语堂在年近65岁之时仍不遗余力地向欧美较低年龄阶层的读者普及推广传播中国文化，这更是他对自己国家文化自信的有力证明。
参考文献
[1] 高永安。林语堂音韵学体系的基础：林语堂博士论文《古汉语音韵学》述要[J].国学学刊，2015（1）：75-79.
[2] 余英时。试论林语堂的海外着述[C]//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沈志佳，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3] 黄肇珩。林语堂博士的写作生活[J].书目季刊，1966（1）：85-87.
[4] 罗维扬。林语堂的编、译、着[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4（3）：34-37
[5] 林太乙。林语堂传[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
[6]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M].工爻，张振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43.
[7] 李平。中国文化对外译介中出版社与编辑之责任：以林语堂英文作品的出版为例[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8（1）62-70.
[8] 钱锁桥。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363.
[9] ABRAMS,M. H.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M].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94.
[10] LIN Yutang. The Chinese Way of Life[M]. Cleveland: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1959.
[11] 林语堂。论小品文笔调[J].人间世，1934（6）：10-11.
[12] 江慧敏。京华旧事译坛烟云：林语堂Moment in Peking无本回译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24.
[13] 刘剑梅。灵动婉转的散文体小说[J].小说评论，2018（6）：64-74.
[14] 子通。林语堂评说70年[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8.
[15]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越裔，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214.
[16] 罗钢。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79.
[17] 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18.
[18] 增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53.
[19] 林太乙。林家次女[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