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灯》中家政文化思想的解读和意义

发布时间:2015-01-30 10:25:46

  摘    要:李绿园在《歧路灯》中展现出丰富的家政文化思想,如耕读相兼、勤俭结合、修身自律等等。这既与康乾时期的社会环境有关,如风气日下、子弟堕落的社会现实,统治者和学者对儒学教化的推广,编撰家训着作新高潮的出现;又与李绿园的家世生平有关,如家世遗风、社会交往等等。这些家政文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家政文化、改善了家政、延缓了封建家庭和社会的没落,其中诸多思想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歧路灯》; 李绿园; 家政文化思想;

  作者简介:  张炬(1994-),女,山东日照人,硕士生。;

  李绿园(1707-1790)是清朝康雍乾时期的重要作家之一,名海观、字孔堂、号绿园,河南汝州宝丰县人。他耗费十数年心力创作的长篇白话小说《歧路灯》"是一部描写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普通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1]小说以谭家为中心,叙述了谭绍闻误入歧途、堕落败家,后浪子回头,在众人的帮助下重整家政、复兴家业的故事。同时,也描写了盛家、娄家等家庭的兴衰。其中,影响甚至决定家庭发展趋势的是家政,即家庭事务的管理。正如作者所言,这是一部"家政谱",蕴含着丰富的家政文化思想--人们在管理家庭事务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与这一过程中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物有关的观念,涉及家业治理、家风营造等等。本文将从《歧路灯》中的家政文化思想入手,分析《歧路灯》乐于表达家政文化思想的原因,从而更完整、细致地解读李绿园的创作意图。

  一、《歧路灯》及其写作背景

  要探讨《歧路灯》中的家政文化思想,得先从作家、作品及写作背景谈起。

  (一)李绿园的生平及《歧路灯》的故事梗概

  李绿园出身于寒素的读书人家,既受重视理学的地域文化影响,又受关心家计、注重耕读持家、以孝相踵的父祖遗风的浸染。较为系统的儒学教育使他成为一位不折不扣的正统知识分子,具有明确的淑世之心。为博取功名,李绿园多次外出赶考并在开封、北京等地停留,其阅历逐渐丰富、人情愈加练达,并结识宝丰张仙、鲁山宋足发等志同道合的师友。乾隆元年丙辰,他考中举人。阶层的上升使他不同于家族式微的吴敬梓、曹雪芹等"异端"的决绝,而是积极关注地主阶级的利益。此外,"据绿园后裔传:绿园青壮年时一意于自身的进取……对�x失教,�x无寸进,责以料理家务。�x性恣肆,因乡邻口角,放纵家人用生石灰磁瞎了对方眼睛。事经官府,论徒抵罪,充了军。"[2]长子失教造成的惨痛教训引起他对家庭管理、子弟教育的高度重视。

  "一部文学作品的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者,即作者。"[3]李绿园的家世生平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歧路灯》以谭家为中心,主要叙述了世家子弟谭绍闻在父亲去世后,因母亲纵容溺爱、匪人诱惑和坑害,逐步堕落、误入歧途,以致家业凋零;后得力于义仆匡弼、父执教诲、族兄提携,终重整家政、复兴家业的故事。同时,小说也叙述了盛家、娄家等家庭的兴衰,表现出家政对家庭发展的重要影响、展现出丰富的家政文化思想。

  (二)《歧路灯》的写作背景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4]《歧路灯》成书于乾隆年间(前八十回写于1748-1765年,后二十八回写于1776-1777年),康雍乾时期的社会背景对其具有显着影响。如风气日下、子弟堕落的社会现实,统治者和学者对儒学教化的推广,出现编撰家训着作的新高潮等等。

  1. 风气日下、子弟堕落的社会现实。

  康乾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但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暴露无遗、封建制度业已进入夕阳西照的晚期阶段。所谓"盛世"也主要"是统治阶级和各族地主、上层分子的'盛世'"[5].因此这一群体沉醉在纸醉金迷之中日渐骄奢淫逸,整个社会受其影响人欲横流,奢靡、赌博之风盛行,子弟堕落。"赌博之风,莫甚于今日。闾巷小人无论已;衣冠之族,以之破产失业,其甚至于丧身者,指不胜屈。"[6]"子不克家,虽是家运,而亦习气使然……某孝廉乞食于市,某进士困于旅舍死无以殓,皆事之有者。"[7]

  2. 统治者和学者推广儒学教化。

  儒学教化被清朝统治者视为"致治之本和安民之术"[8],极受重视。这主要表现为统治者将理学归结为封建伦理道德学说并大力推广。孝悌之道为仁之本且有利于封建统治,得到极大的关注。康熙、雍正、乾隆帝先后以儒家学说治理社会风气、加强对百姓的教化,并注疏和刊行《孝经》《诗义折中》《春秋直解》等宣扬忠孝立身的必读书。

  学者对儒学教化亦极为关注。"17世纪以降,中国社会思想呈现两股强大走势,一是情欲觉醒,一是礼学复兴。"[9]明清儒者将移风易俗作为重要使命,促进了礼学的复兴及婚、丧、葬等家礼学的兴起。清朝初年,顾炎武、毛奇龄等儒者倡导以儒礼正今俗,强调儒家生活礼仪的外在实践,将教化的重点集中于端正社会风俗。李光地的《朱子礼纂》、毛奇龄的《丧礼吾说篇》《辨定祭礼通俗谱》等书籍的刊行和推广扩大了礼学、儒学教化的社会影响。

  3. 出现编撰家训着作的新高潮。

  在风气日下、子弟堕落的社会现实的影响下,家庭教育深受人们关注,家训着作的编撰也迎来新高潮。张英的《聪训斋语》、陈宏谋的《五种遗规》等家训着作先后面世。清朝统治者也积极参与其中,如雍正帝追记乃父对诸子的教诲制成《庭训格言》并颁行天下。

  综上所述,风气日下、子弟堕落的社会现实引起李绿园对治家、教子的重视;政界和学界对儒学教化的推广,使李绿园积极践行对民众的教化,认为"诗以道性情,裨名教,凡无当于三百之旨者,费辞也"[10]93,同时为小说"写出忠孝节烈"[10]94、"于纲常彝伦间,煞有发明"[10]95而欣慰;编撰家训着作的新高潮促使李绿园将治家心得整理为《家训谆言》、并在《歧路灯》中展现出丰富的家政文化思想。

  二、《歧路灯》中家政文化思想的解读

  《歧路灯》通过谭家、盛家等家庭的兴衰,表现出丰富的家政文化思想。现从治理家业、营造良好家风两方面进行解读。

  (一)治理家业

  家业,顾名思义指家庭的产业。作为家庭成员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家业的经营(即治生)直接关系到家庭和个人的兴衰成败。"人之为人,生而已矣。人不治生,是苦其生也,是拂其生也,何以生为?"[11]明清时期,治生问题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如明代姚舜牧的《药言》,清代张履祥的《训子侄》、张英的《恒产琐言》等家训着作对治生均有详细论述。《歧路灯》亦十分重视治生,现从治生之业、治生之道和家业的传承三方面展开分析。

  1. 耕读相兼的治生之业。

  "传家两字,曰读与耕。"[12]153《歧路灯》十分重视耕读相兼的传统治生之业。李绿园写谭家、娄家坚持耕读相兼。谭孝移因乡试屡次不顺便渐辍举业、以治家为首务,家业稳定发展;同时,他一心教子读书成名以干父蛊,并始终将为子延师视为头等大事。谭绍闻改邪归正后,汲取王中首先赎地、赎佃户、置办书房的建议,一耕一读推动了谭家家业的复兴。娄�_在谭家先人的指点下,放弃生意、去乡里料理农田,勤俭持家,供养弟弟娄昭、侄子娄朴读书,促进了家庭的发展。

  2. 勤俭结合的治生之道。

  "兴家两字,曰俭与勤。"[12]153谭孝移的用心经营使得谭家家道兴盛,但他对家业的经营与传承常怀敬畏之心。曾感叹道:"我在这大街里住,眼见的,耳听的,亲阅历有许多火焰生光人家,霎时便弄的灯消火灭,所以我心中只是一个怕字。"[13]因此他治家愈勤、俭仆谨慎,不沾染赌博、酗酒等败坏家业的恶习,一心绵延祖业、教子读书成名以干父蛊。临终之际,他叮嘱儿子"用心读书,亲近正人",希望他用功于学业、保持良好的家风和秉性,进而保住家业。但谭绍闻因王氏溺爱、结交匪人、误入歧途,不仅荒废学业、生活奢侈,且沉迷于吃喝嫖赌、时常揭债借银等等,一度将肥厚家产葬送。此外,夏鼎、张绳祖等人虽有祖上留下的家产,但不务正业、沉溺于吃喝嫖赌,最后将家产挥霍殆尽,沦为下流。勤俭持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3. 重视家业的传承。

  传承家业也是家政的重要内容。首先便是继承人的生养和教育问题。谭家寄籍祥符以来四世单传,到了谭孝移,四十岁上方与续弦王氏喜得一子,于是极为珍爱。张类村亦十分重视继承人。其与发妻梁氏只存一女,子息尚艰;年过四旬,纳副室杜氏,又添一女;夫妇二人望子心切,偏过继之事又难办,便收下丫鬟杏花儿,终如愿获得一子。关于继承人的教育,如培养其修身、重视其求学等等,笔者将于"营造良好家风"部分展开详细论述。其次,《歧路灯》也表现出家业的继承和分配。若只有一位继承人,自然由其全部继承,如谭绍闻对谭家家业享有高度的支配权;有多位继承人,则鼓励兄弟不分产析居、共同继承。如娄氏兄弟二人一贯合居、盛家兄弟二人先分后合,兄弟共同继承家庭财产。

  《歧路灯》展现了重视耕读相兼的治生之业、勤俭结合的治生之道、传承家业的家政文化思想,它们对家业的经营有重要影响。不过,正如孟子所言: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富贵传家,不过三代。若仅侧重家庭物质财富的积累与传承、而忽略家庭精神文化的建设,并不利于家庭的长远发展。

  (二)营造良好家风

  家风即门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在世代繁衍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较为稳定的风格与风尚。它承载着家庭的精神思想、价值观念、处世方式等等。家风产生、发展于家庭,立足、传承于家庭。良好的家风不仅体现在家训等文献中,更是一种信仰,是维持家庭运转、基业常青的精神文化支柱。李绿园在《歧路灯》中展现出修身自律、求学读书、居家治生、尊崇祖宗、遵循传统家庭伦理等家风。因"治理家业"部分已对居家治生展开详细论述,此处不赘。

  1. 修身自律。

  《歧路灯》在讲述家政对家庭兴衰的影响时,表现出修身自律的重要性。"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14]修身即修养身心,指个人通过提升修养、约束言行不断向社会道德规范靠拢的过程。如谭孝移为上不愧对祖先、下为儿子做榜样,坚持自省、慎重交游。不仅促进了家业的发展,也受到乡党的一致好评。谭绍闻初因年少失教、结交匪人,误入歧路;后浪子回头,继承端方谨慎的家风、注重修身、潜心读书,才得以回归正道、恢弘家声。张绳祖、夏逢若等人因不注重修身直接导致了家庭的破败。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前提。营造、传承修身自律的家风能有效提高家庭成员的处世能力,进而有助于实现个人理想、促进家庭发展。

  2. 求学读书。

  "玉不�V,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15]知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歧路灯》极其关注子弟的求学读书。谭孝移注重对谭绍闻的启蒙与勉励,将为其择师视为头等大事;娄潜斋重视对儿子的教育,教授学生时注重实学、为他们的学业夯实基础;盛希侨对盛希瑗的课业也极为重视,坚持聘请名师。"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16]无论是及早教育、慎重择师,还是注重实学,都为确保子孙能学有所得。求学读书不仅有助于提高个人文化水平、道德修养,而且有机会考中科举、名列朝堂,对个人和家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 尊崇祖宗。

  报本追远是古代家庭极为重要的传统,也是宗族的情感纽带。明清时期,尊崇祖宗是家风的重要内容。《歧路灯》也相应地展现出祭祖尊宗睦族、重视祖先着述、继承先祖遗志等内容。如谭孝移重视祭祀,每逢大事都先到祠堂告禀;不惮陆鞭水棹回祖籍拜墓修谱、访问族中亲友,并带回祖上书籍及丹徒前辈文集请一好友赏鉴。此外,他继承先祖遗志,注重品德修养、读书入仕。虽为偏额所遗,却也因端方耿直、学问醇正被保举贤良方正;后深感己身不克绳祖的罪过,决心教子读书成名以干父蛊。又如盛希侨为不辜负祖先,珍视家庭声誉,改志后刊印祖先着述、重视弟弟的学业。

  4. 遵循传统家庭伦理。

  "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17]父子、兄弟与夫妻关系是家庭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古代家庭对其经营通常以三纲五常等伦理规范为基础,主张成员安分守己,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妇人贤良敬顺等等,从而实现家庭和睦。《歧路灯》展现出遵循传统家庭伦理的家风。首先,书中既表现出谭孝移、娄潜斋等人对儿子的关爱和栽培,又写谭家以孝传家,盛希侨服从母亲对财产纠葛的调节。其次,《歧路灯》对珍视手足之情的娄家、盛家兄弟予以赞扬,对为了财产、听信妇言而违背家庭伦理、伤害兄长的惠养民予以明确的批判。再次,贤德的孔慧娘堪称作者塑造的理想贤妻形象,青年守寡、殷勤侍奉婆母、最后以身殉婆母的韩节妇得到作者的高度赞扬,而滑氏、巫氏等悍妇形象则受到作者的批评。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家风旨在教化。其对家中成员具有"润物细无声"的熏陶作用。良好的家风能促进家庭与个人的发展;家风不正,则基业不稳,家庭很可能走向衰败。家风贵在躬行。良好家风的确立与传承关系着个人的荣辱、家庭的兴衰,因此家庭成员有责任对其进行继承与发扬。

  三、《歧路灯》中家政文化思想的意义

  《颜氏家训》强调了治家、教子、勉学等事项,《袁氏世范》主要讲了睦亲、处己、治家三方面的内容,李绿园的《家训谆言》涉及家庭伦理、家庭教育、持家方法等等。纵览历代家训文献,不难发现,对伦理道德、处世哲学、谋生技能、治家要领、文化知识的实践与传承是古代家政文化的核心内容,它们对家庭成员及家庭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此外,"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庭观念上筑起。"[18]源自家庭的家政文化自然而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蕴含丰富的家政文化思想的《歧路灯》对家庭及其成员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亦具有重要意义。

  李绿园在汲取传统家政文化营养的基础上,深受康雍乾时期社会背景及个人家世生平的影响,自觉实践儒家文艺观。首先,他发觉小说对世道人心的广泛影响,于是以卫道说教的姿态、以语质词俚的白话小说形式创作《歧路灯》,并在其中宣传重视耕读相兼、修身自律、传统家庭伦理等家政文化思想;其次,他以谭家的兴盛-衰败-复兴为主要线索,以盛家、娄家等家庭的兴衰为补充,更全面、细致地展现了家政文化思想;再者,他在《歧路灯》中揭露风气日下、子弟堕落等问题并开出重视家庭管理、回归传统家政文化的良方,试图改善家庭治理和社会风气;最后,他意识到"家国同构"的文化结构,试图通过家政促使个人将对家庭的态度转变为对国家的积极作为,从而延缓封建朝廷、社会的没落。正如山一前辈所言,"李绿园是一个正统人士,他虽然也看出了封建社会中所固有的种种浓疮,并且把它展示出来,但他的目的是疗救。"[19]

  "命意措词大有关于世道人心……抄于众人之手而成焉"[10]101、"莲自幼时,见夫吾乡巨族,每于家塾良宵,招集书手,展转借抄"[10]103,可见《歧路灯》在河南的确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警醒了部分民众,宣传了家政文化,起到了改善家政、延缓封建家庭和社会衰落的作用。但是,《歧路灯》"仅留三五部抄本于穷乡僻壤间"[10]103,在有清一朝都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并未传出河南,影响有限;而且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家庭的没落是历史的必然,外在因素无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歧路灯》的教化与影响也仅是权宜之计。不过,作为一种精神文化,长远来看,《歧路灯》中的家政文化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家政文化,研究清朝前期的家庭与社会;其中重视孝道、家庭教育、家庭成员关系的经营等诸多思想对我们当下打造幸福家庭、创建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意义。

  综而论之,《歧路灯》展现的重视耕读相兼、勤俭结合、家业传承、修身自律等家政文化思想,既源于李绿园对传统家政文化的吸收与借鉴,又深受他所处社会环境及其家世生平的影响。这些家政文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家政文化、改善了家政、延缓了封建家庭和社会的没落,其中部分思想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歧路灯》中的家政文化思想受时代和作者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封建糟粕,如尊卑观念、对女性的约束与摧残等等。因此,我们应做到批判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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