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针对辽人在建国后不断学习中原文化、提升文学素养的情况，分析了辽人创作的诗、文、碑铭等各类文学作品，证明辽人已经具备实用功能、抒情功能、消遣娱乐功能等较为成熟的文学功能观念，这种文学观念的成熟不是封闭的发展，而是胡汉民族文化融通的结果。
关键词：辽代；文学功能；观念；文化融通；
Abstract:In view of the situation that Liao people kept learning the cul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and improving their literary attainmen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iao Empi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various literary works of Liao people, including poems, texts, inscriptions and so on. It indicates that Liao people have possessed relatively mature concepts of literary functions, such as the practical function, the lyric function and the recreational function, etc. The maturity of this literacy concept is not a closed system, but the result of the fusion of Hu and Han cultures.
Keyword:the Liao Dynasty; function of literature; concept; cultural acculturation;
契丹所建的辽国（916-1125年）原本是一个以武立国的王朝，但随着契丹铁骑攻入中原，占据幽云十六州以后，就面临着如何与汉族人接触、交往以及如何统治燕、云等汉族人居住地区的问题。契丹为加强统治，学习中原汉文化，实行南北面官制度。从耶律阿保机的太子东丹王耶律倍开始，契丹贵族重视学习中原典籍，甚至学写汉诗，历代统治者的汉文化修养不断提高，尤其是对文学的功能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可见，辽人的文学功能理论不是封闭发展的体系，而是胡汉民族文化相互融通的结果，即辽人逐渐吸收汉文化的合理成分，尤其是儒家政教思想，在经历了一系列文化接触之后，汉化生成的产物。本文拟从民族文化融通的角度，考察辽人对文学功能的理解。
1 辽人对文学功能的理解
1.1 政治功能
辽人认为文学具有政治功能。辽国统治集团为加强统治、维护社会秩序，注意引进人才，学习中原文化典籍，着力吸取汉文化中适合自己统治需要的成分，如确立了"儒教为先"的制度，辽太祖时就在上京建立了孔庙。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辽代统治者引进的正是儒家这一套纲常制度，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如辽太宗以诗歌的形式，郑重地告诫子孙要谨慎地治理国家，以确保大辽江山万代流传："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皆慎守，世业当永昌"[1].辽圣宗执政时，社会安定，儒家文化日益深入人心，文学活动十分活跃。但作诗、献诗的目的主要还是从政治角度出发，那种经世致用的为文主张愈发明确。到了王朝的中后期，皇帝、贵族追慕文雅，雅集赋诗，效仿中原王朝借诗歌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并且其臣子还常常赋诗言志，通过赋诗、献诗的形式来表达政治见解、劝谏帝王。所以在辽人的观念中，诗歌具有为政治服务、满足政治诉求的作用，具体表现为：
首先，以诗选才。辽景宗、圣宗时期，辽国开始实行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作为一种人才的选拔制度始创于隋朝，经过唐、宋两朝的实践与发展，在中原地区推广。辽朝虽是以北疆游牧民族即契丹族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王朝，但自攻取燕云十六州、占领汉地以后，逐渐开始接受中原文化，宋朝完备的科举制度对其颇有吸引力，于是仿效唐宋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逐渐完成了由武治向文治的转变。《辽史·文学传上》记载："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V�V崇儒之美。"[2]1 445可见，辽初即实行辽汉分治之策，到圣宗时便在汉地正式开科取士。据史料记载，辽国的科举体制是："圣宗时止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以后则有第等、贤良方正、日试万言、拔萃等科"[3]98.到兴宗时，还出现了御试，统治者在朝堂之上考察进士词赋水平："十月，幸南京，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题试进士于廷。"[4]217可见，以词赋为代表的文学技艺在人才选拔中占有重要地位。除科举考试以词赋取士以外，辽统治者在平时也会通过诗词创作的方式来选拔人才、任用官员。据《辽史》记载："圣宗太平五年九月，驻跸南京。十一月，幸内果园宴，京民聚观。求进士得七十二人，命赋诗，第其工拙，以张昱等一十四人为太子校书郎，韩栾等五十八人为崇文馆校书郎。"[5]不仅如此，最高统治者还经常对官员的诗艺水平进行考察，择优给予奖赏。《契丹国志》记载："圣宗'出题诏宰相以下赋诗，诗成进御，一一读之，优者赐金带。'"[6]81并且，获罪的臣子也会因其文采而再度受到重用。李瀚原为唐明宗天成年间的进士，辽太宗灭后晋后，他归顺了辽朝，但之后逃走，被辽徼巡者抓捕后囚禁在狱中。《全辽诗话》记载："会欲建太宗功德碑，勋奉曰：'非李瀚无可秉笔者'.诏从之。文成以进，上悦，释囚，加礼部尚书、宣政殿学士。"[2]1 450因为一篇碑文的书写，这个逃犯就获得了赦免，并且还晋封了礼部尚书、宣政殿学士，可见辽人是多么看重文采。在日常政治活动中，皇帝对有功的臣子，除了给予物质赏赐以外，还常以赋诗的形式加以表彰，如陈昭衮在皇帝打猎时因救驾有功，除赏赐他金银器、赐国姓以外，还赏赐诗歌作为奖赏："即日设燕，悉以席上金银器赐之。特加节钺，迁围场都太师，赐国姓。命俭及吕德懋赋诗以美之"[7].辽将萧哒凛，战功累累，圣宗命人作赋论述其功绩，并作诗嘉奖。"萧挞凛平敌烈部，因讨阻卜之未服者，诸藩岁贡方物充于国库，自后往来若一家焉。上赐诗嘉奖，仍命林牙耶律昭作赋，以述其功。"[8]这些都体现出辽国统治者对文学的重视，诗文活动是其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其次，臣子往往通过献诗、赋诗的方式来劝谏统治者。诗歌具有讽谏作用，诗歌创作是辽人参政、议政的重要方式之一。这种诗谏的做法直接源于辽人对白居易《讽谏集》的认可。《契丹国志》记载："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诏番臣等读之。"[6]80辽圣宗以帝王的身份推介、宣传白居易讽谏诗，而白居易以诗劝谏统治者、表达政治见解的做法也被广泛认同。如《全辽诗话》记载："罗衣轻，辽兴宗伶官。曾讽谏兴宗与太弟重元狎昵过度，将居民城邑赌与重元，使之改正。《辽史》专为其立《伶官传》，赞其'能因诙谐示谏，以消未形之乱。'"[9]101再如："道宗皇太子耶律�F之女延寿，幼遭耶律乙辛之难，与兄天祚俱养于萧怀忠家。后李氏进《挟谷歌》，道宗感悟，召还宫。"[10]还有，因为"辽代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女知识分子和女政治家，比中原地区的女性教育更具有前卫性。"[3]31所以，一些贵族女子如萧观音、天祚文妃、耶律常歌等都创作出过水平较高的讽谏诗。如天祚文妃针对宰相专横、朝政内忧外患，作《怀古》诗，向皇帝进言："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兮罚不明……"[11]64诗歌以秦帝为鉴，规劝天祚帝要亲近贤才、远离佞臣、赏罚分明、诗人继承并发扬了汉文化的诗谏传统，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再次，诗歌在辽国还具有对外沟通与文化交流的功能，是政治外交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也是辽人继承汉文化传统的表现之一。早在春秋时期，就有在外交场合赋诗言志的传统，所以孔子曾经说过："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2]辽朝中期以后，与宋、西夏、高丽等国交往频繁，作为国家形象的代表，使臣应具较高的文学造诣。所以只有具有相当文学才能的人才能作为辽国使臣，《老学庵笔记》记载："六符使宋，宋仁宗赐以扇，飞白书，书八字曰：'南北两朝，永通和好。'会六符知贡举，乃以《两朝永通和好》为赋题，而以宋朝皇帝御书飞白为韵。"[13]如果有外国使臣到访，辽国也会选一些文学素养高的臣子做陪。《梅�诗话》记载："富郑公（富弼）使于辽。辽伴使云：'蚤登鸡子之峰，危如雷卵。'答曰：'夜宿丈人之馆，安若泰山。'又云：'酒如线，因针乃见。'答曰：'饼如月，遇食则缺。'伴使服其机警。"[9]152苏轼出使辽国时，辽国使想要以奇对"三光日月星"为难他，但苏轼轻松以"四诗风雅颂"[14]29作答，这令辽国使臣大为惊叹佩服。
除政治功能，文学还在人们日常生活如祝寿、答谢等中发挥着交流、沟通的作用，诗文成了日常交际的工具，也成为文人交往、增进友谊的重要媒介。《东国史略》曾记载这样一件事："辽人孟初与高丽人金缘因为诗歌结为知己，"初见其年少，颇易之。一日，并辔出郊，雪始霁，初唱云：'马蹄踏雪干雷动',缘即对曰：'旗尾翻风烈火飞。'初愕然曰：'真天才也。'由是情好日笃，相唱和。及别，解金带赠之。"[9]70再如，辽后期社会矛盾激化，战争频繁发生，诗歌还起到传递信息、增进情感的作用。如《轩渠录》记载了军士妻子寄给丈夫的信："垂杨传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9]88
除诗歌外，现存的辽人文献还载有大量的碑铭、哀册、诏谕、书状、敕制等应用文章，这些文章更是从政治实用性出发，具有"纪省事荣德，志生平事迹、美德才华，以传世永远"[3]57等功能，即通过诗文记录当时皇亲国戚、大臣等的事迹、良好品德及卓越的才华，以便流芳百世。如《辽史》记载："辽太宗天显三年八月，诏建《应天皇太后诞圣碑》于仪坤州。"[14]32五年十月"建太祖圣功碑于迂正集会埚。"[14]32《张绩墓志铭》记载："伏闻《梁选》所序，志谓纪其年代；《释名》所载，铭者述其功美。盖士君子生而有行实，身后不可以弗显，死而有寿数，葬前不可以弗纪"[11]89.可以说，这些文学作品都是为了记写功德、传奇事迹而作，追求的是政治性的实用功能。
由此可见，无论是以诗选才、用才，还是以讽谏的方式参与国事，或是政令发布、纪功述德，在辽人看来诗文都具有为政治服务的功能。这种对文学政治功能的看重，一点也不逊于中原王朝。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辽国统治者为使辽人保持北方民族刚健勇猛的精神气质，并不鼓励下层百姓学汉语、作汉诗，甚至限制辽人参加科举。比如《辽史》记载："重熙（1032-1055年）中，耶律蒲鲁举进士，闻于上，鞭之二百。"[15]由此可知，诗文主要是辽国贵族集团的统治工具及生活点缀，因而仅仅是辽国上层社会接受了汉文学，普通民众则没有机会。
1.2 抒情功能
除了政治实用功能外，辽人还认为文学具有抒情功能，这种认知显然也是源自汉文学传统。自毛诗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到屈原"盖自怨生也"、司马迁的"发愤着书",再到陆机"诗缘情而绮靡"、韩愈的"不平则鸣"等等，均把诗文看作是作者言情的艺术手法，重视诗文的情感表达功能，这也是中原文学一以贯之的文学观念。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辽人文学艺术水平不断提高，也就越发重视诗文的抒情功能，使文学回归审美的本位，这也是辽人文学自觉的标志。目前有记载的、最早的辽人汉文诗出自东丹王耶律倍之手："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16]这里的"小山"是指耶律德光，就是小黄、亦指小皇，小山就是小皇太子。而"大山"指耶律倍自己，辽太祖的皇长子，大皇太子。诗歌尽管语言质朴无华，但运用了象征手法，以"大山"和"小山"的意象，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诗人由于受到不公正待遇所产生的悲愤以及远离故乡时的不舍之情。耶律倍的诗已不同于契丹先民的劳动歌谣、祷词等无意识的诗歌，已经开始运用文学修辞的手法，尽管朴拙，但显然是经过艺术加工的产物。
经过几十年胡汉文化的融合发展，到辽圣宗时期（983-1012年），辽国政权稳定，社会昌明，文坛呈现出繁盛的景象，文人们用诗来表达内心世界、抒发个人情感，产生了律诗、绝句、回文诗、骚体等多种诗体，艺术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此时的辽人越发重视诗文的抒情功能。耶律孟简听闻皇太子被乙辛所害，深感哀痛，以诗来抒发痛苦之情："及闻皇太子被害，不胜哀痛，以诗伤之。作《放怀诗》二十首。"[17]1 456也有表达对亲人战死沙场感到悲伤的，如《杨文公谈苑》记载："耶律兄及其兄之子，太平兴国中战没于大郡。后耶律经旧战处，览其遗迹作诗，矩记其两句云：'父子尽从蛇阵没，弟兄空望雁门悲。'"[9]36辽人通过诗歌来表达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创伤，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辽人不仅幽愤以成诗，开心愉悦时也作诗，抒发喜悦之情。如当时官职为政事舍人的刘经，某年出使宋朝，在路上遇到可以食用的韭菜非常高兴，赋诗："野韭长犹嫩，沙泉浅更清！"[9]39同时还以诗来表达自己的高远志向，如宁鉴初中进士时，曾与同辈好友吟唱《风雪夜纵酒诗》，其中"有'天下馁寒弃我意'之句。"[18]耶律官奴与萧哇皆有远大抱负，认为若不能成就功业，干脆就归隐山林做个隐士好了。萧哇对耶律官奴说："'仕不能致主泽民，成大功烈，何屑屑为也！吾与若居林下，以枕箪自随，觞咏自乐，虽不官，无慊焉。'官奴然之。"[19]这方面艺术水准最高的作品，当属辽道宗的《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20]此诗以李俨的《黄菊赋》落笔，是称赞《黄菊赋》，也是赞颂菊花高洁不屈、超脱世俗的品格，不仅勉励了李俨，也表现出作者自己的审美志趣。虽然前两句直陈其诗，平平无奇，但后两句写西风吹不去的"袖中余香",不仅增加了诗歌的感染力，还提升了整首诗的艺术境界，给读者以清雅的审美体验，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总之，无论是痛苦的思绪、愉悦的心情、还是高远的抱负，辽人都喜欢用诗歌来表达。由于诗歌能用高度凝练的语言形象地表达诗人的丰富情感，是抒发感情最直接的载体之一，因而成为辽人抒情写意的工具。这样辽人对诗歌功能的关注，就由政教等实用功能进而扩展到对文学本身审美功能的关注，这也是辽人文化观念值得注意的新变化。
1.3 娱乐功能
辽人还认为文学具有娱乐功能。辽国统治者，尤其是辽圣宗、兴宗对中原文化极为推崇，除考察臣子、宣扬教化、传达政令外，还将诗文作为娱乐、缓解生活压力、获得精神抚慰的工具。这与唐宋宴饮之风有很大关系，唐宋王朝节日繁多，且都伴随宴饮、游乐等娱乐活动，即使平日也是大小宴不断，文人雅士们于是乘兴创作了大量文词华丽的宴游诗歌。如《齐东野语》记载："又七夕，郡斋开宴，坐有谢元卿者，豪士也，夙闻其名，因命之赋词，以己之姓为韵。酒方行，而已成《鹊桥仙》。"[21]澶渊之盟以后，宋、辽两国交往频繁，宋人的宴饮娱乐之风也延至辽朝。据有关史料记载，辽圣宗平日爱诗，甚至屈尊身份，与臣子结为诗友："劳古，国舅少父房之族。以善属文为圣宗诗友。"[22]而兴宗还常与臣子一面饮酒、一面赋诗直到深夜，"重熙六年六月，兴宗酒酣赋诗，吴国王萧孝穆、北府宰相萧孝忠等皆属和，夜中乃罢。"[4]219受最高统治者的示范与影响，辽贵族也喜欢喝酒做诗，借诗歌来娱乐助兴，如《契丹国志》记载："辽人重阳往往打团斗虎，输者出一筵席，君臣登高饮酒赋诗。"[23]又有《辽史》："时马唐俊有文名燕、蓟间，适上巳，与同志祓禊水滨，酌酒赋诗。"[17]1 453可见，文学的娱乐功能逐渐为多数辽文人所自觉接受。
同时，辽国后期，享乐奢靡之风盛行于贵族阶层，香艳的歌词广为流传。如辽道宗时期着名的"十香词惨案"就是明显的例证。据相关史料记载，皇后萧观音特别擅长书法，耶律乙辛为了制造其与赵惟一私通的"证据",先命令手下作《十香淫词》，再唆使萧观音身边的婢女单登，让她拿着《十香词》诱惑萧观音亲自抄写一遍。单登欺骗萧观音说："此宋国忒里蹇所作，更得御书，便称二绝。"[9]19萧观音读后，非常喜欢，立马中计，抄写了一份。由此也可见，这种香艳之词在辽国上层社会并不罕见。据史料载，萧观音是辽国着名的才女，文学造诣颇高，她创作了七绝《怀古》："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君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9]18对赵飞燕姊妹蛊惑汉成帝，误国败政的行为予以讽刺批判，一方面可见萧观音的诗学造诣颇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弥漫于辽宫廷贵族间的奢靡享乐之风。
可见，诗歌刚开始虽被辽朝统治者作为政教工具引进，大力学习。但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娱乐性，并不能被政治等实用目的所掩盖，而且辽国贵族不仅需要物质享受，也需要精神享乐，创作诗歌也因此逐渐成为辽贵族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文学具有的娱乐消遣功能逐渐被辽贵族所广泛认同。
2 辽人文学功能观的成因
2.1 契丹民族文化的影响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24]文学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辽代文学功能观的成熟正是辽人在与汉民族交往接触中，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但又不是全盘照搬中原文化，受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民族气质的影响，辽人文学功能观又具备自身的民族特色。文学价值观念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因此辽人文学功能观的形成除了受汉文化的影响外还受本民族特性的影响，即辽人长期生活在北部边陲，气候寒冷干燥，生存条件严酷，经济条件较差，艰苦的生存环境造就了辽人注重实用、尚武贵壮的民族性格，因而其对文学的态度是看重实用功能的，正如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所指出的："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25]契丹先民因祈祷、祭祀、狩猎、战争等实用的目的，而创造出原始歌谣、萨满咒语、祈祷祝词等"口传文学",尽管形式多样，但目的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为实用而创造。契丹的早期歌谣在史书典籍中尚有零星的记载，如《焚骨�P》："冬月时，向阳食；夏月时，向阴食。我若射猎时，使我多得猎鹿。"《北史·契丹传》在引述此歌时称："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云云。其无礼顽？于诸夷最甚。"[26]这是用来焚葬父母遗骨时所唱的祭辞，同时也是祈祷祖先、父母神灵保佑射猎时能够多获得猎物，即从遥远的契丹先民起，他们对文学的认识，就是实用的，不管是表达愿望、祈求顺利，还是抒发爱憎之情，都具有实用性，这就是辽人最初的文学功能观。
2.2 佛教思想的影响
辽朝上层社会普遍尊奉佛教，甚至到了"佞佛"的程度，这种风尚对辽人文学功能观的形成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辽史》记载："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27]可见，自建国之初，佛教就与儒学存在着地位之争。自辽圣宗后，君主带头崇佛，拜佛徒为师。"上好之，下必有甚焉",所以整个辽朝社会形成了"崇佛"甚至"佞佛"的风气。关于参悟佛家思想的心理机制，孙昌武指出："佛家讲究'顿悟''明心见性',要求截断常识的情解，对绝言之道的神秘顿悟。"[28]由于佛家要义玄奥艰涩、神秘莫测，所以需要读者敏锐的内心体验，主要通过顿悟来理解佛理，很难用通俗直白的语言表达出确切的佛家要义。于是，辽人也主要借助比喻、象征、暗示等手法创作"诗偈",以表达对佛法的参悟，如《全辽文》中的《投潭中偈》："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29]《全金诗》中收录的张通古在辽时所作的《灵璧寺》："万壑千岩里，林开一径深……花散诸天雨，灯传古佛心。"[30]这种经过艺术加工的"诗偈",艺术水准比辽一般诗歌要高得多，诗人不仅在文学技巧上借水寄托情志，抒发自己的信念，坚定成就一番事业的心志，更在内容上阐释了佛家的空悟、缘化之说。因而，诗歌一度成为辽人参悟佛理、接受教义、乃至宣扬佛理的载体。受此观念影响，诗歌自然成了参悟佛法、传播梵音的工具。
3 结语
综上所述，辽人文学功能观主要表现在政治功能、抒情功能、消遣娱乐功能3个方面。虽然相对于中原地区，社会整体文化程度不高，但伴随着辽朝建国与发展，辽人逐渐具备了较为成熟的文学功能观。尽管辽人的文学功能观受本民族心性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但这只是形成了最初的功能论，辽人的文学功能论的发展、成熟与其全面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儒家的政教观、对文学实用性的认识以及"诗缘情"、娱乐性等理论，都大大激发了辽人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促进了其文学功能理论的成熟与发展。辽人文学功能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一环，是中国古代文学批判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金元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为北宗体派文学顶峰的到来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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