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生命册》建构了一个混杂、粗糙、自然的乡土世界， 这里的人们历经各种不幸， 苦难是他们难以逃脱的人生宿命， 与生俱来的阶层非理性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他们的命运遭遇， 现代性进程摧毁了他们的精神家园， 他们的未来充满焦虑与隐忧。
关键词：苦难； 非理性； 怀旧；
新文学以降， 乡土文学始终是引人注目的存在， 它既产生了文学大家， 也产生了一批文学名着， 从而带给读者一个丰富多样的乡土世界， 尽管如此， 李佩甫的《生命册》在乡土文学系列中仍然能够引起读者的特别关注， 这是因为作品为文学史提供了一个别样的乡土世界。作者以人的生命感受而非以先入为主的某种主义或理念为基础， 通过平民化而非精英知识分子的视点， 还原了一个混杂、粗糙、自然的生命之乡， 作品既写出了各色人等的历史命运， 也探讨了对乡土世界有重要影响的非理性力量， 对当下乡土世界的将来充满了焦虑与隐忧。
一、苦难：无法改写的生命册
“生”“命”“册”三个字何等的沉重、何等的丰富， “生”乃人生， “命”是命运， “册”表明数量之多， 如果把“生”与“命”合在一块理解也未尝不可， 即“生命”,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的解释是“生物体所具有的活动能力” （1） 1, 在这里即是指人的一生命运。小说写到的人物从乡村到城市有名有姓的几十号人， 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阶层的缩影， 因此可以说小说是一个族群的生命编册， 但小说并没有对这些人物进行从生到死的记录， 而是截取每个人物的人生横断面来表现， 作者不是为这些人做书立传， 而是写出这个群体的人生命运， 作者打破二元对立的语义轴模式表现人物， 对不同人物命运进行了实存性的叙写。
由乡入城者的命运。乡下人进城这一题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的笔下并不罕见， 其中有魅力的人物形象折射了丰富的社会与历史内涵。《生命册》将人物命运与具体的社会政治背景结合起来， 乡下人的命运起伏无不折射了新中国社会体制与经济政策的变迁， 然而， 李佩甫更为关心的是人的命运， 进城的乡下人是小说中既富有时代标记， 又富有艺术魅力的形象。
郑志鹏、骆驼、范家福、虫嫂的儿子大国、二国、三花都是以考学改变农民命运的例子。由于每个人的禀赋不同， 家庭环境、社会经历、价值选择的差异， 同样是走向城市， 他们命运也各不相同。郑志鹏与骆驼不安于生活现状， 走向了经商， 然而， 同样是经商， 命运的差异也非常明显。骆驼天生残疾， 具有暴发户一样的胆识与野心， 对金钱的贪婪使他经常处于高度的焦虑与精神紧张状态， 最后走向不归路。吴志鹏时刻保持着读书人的自省， 虽能激流勇退， 却难免成为孤家寡人， 他小时候是个孤儿， 历尽艰辛长大成人后， 仍未能摆脱这种孤单。范家福是寒门学子， 学而优则仕型， 他的官场起落昭示了乡下读书人进入官场的局限与困境。无论是骆驼， 还是范家福， 都算得上是由农村进入城市的精英， 他们的殒落具有深刻的警醒意义， 也体现了作家对这类读书人命运的思考与悲观。对虫嫂儿女们的叙述更能反映出现实生活的逻辑。这些儿女们从小就在饥饿与歧视中成长， 上高中时担心受到同学的污辱或鄙视竟不敢在校园里与母亲相见， 尽管向母亲索要生活费不丢人， 但却像地下工作者一样秘密与母亲相约于人迹稀少之地。也许正是这种内在的压抑与心理的煎熬化成学习的动力， 兄妹三个全都跳离家乡。吴苇香及由她带领走进城市的吴梁村人是进入城市的打工仔， 吴苇香硬是凭借青春本钱与商业头脑在城市扎下根， 对于这些人的发家史， 小说写得较为隐晦， 但吴苇香几进几出派出所的经历已经说明一切， 缺乏职业技能的她们只有忍受屈辱、丧失尊严、出卖自己、才能闯出一条不甚明亮的路途。小说清晰地展示了乡下人进城以及进城之后的曲折与不幸。
乡村妇女的命运。文学史一直对女性命运与女性情感保持高度关注， 文学史上的女性形象有怨妇、淫妇、荡妇、烈妇、弃妇等， 对女性品德的描述有勤劳、体贴、温柔、慈爱、刁钻、恶毒、淫荡、虚荣等， 对于女子容貌、体态等方面的描述举不胜举， 综观种种， 文学史上对女性的表现常常是女性的部分特征， 读者对文学的阅读也常常意识到是在读作家想象的故事， 简单一点说就是作品中的人物总是与现实生活中的形象有些不一样， 尤其是对乡村女性的刻画更是如此， 日常生活中乡村女性丰富的、立体的、完整的、原始的状态往往以片面的形式被刻画出来， 乡村是中国最为底层的世界， 而女性又是这个底层世界里的底层， 她们如何生存， 她们的精神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她们作为一个群体背后的个体拥有怎样的命运， 小说《生命册》虽不是以乡村女性为描写的主体， 但无疑为读者撬开了乡村女性真实处境的裂缝。小说对虫嫂命运的表现就是对乡村妇女命运的真实写照。
小说对虫嫂的描写让人想起鲁迅散文诗《颓败线的颤动》中的老妇人。在这篇作品中， 老妇人年轻守寡无以为生， 不得不靠出卖肉体养活女儿， 等到女儿做了母亲， 女儿与外孙女一块嫌弃老妇人给她们带来道德污点， 把老妇人赶出家门。无独有偶，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作家丁玲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也刻画了一个乡村女性贞贞的形象， 她被日军掳去做慰安妇， 期间多次给八路军递送情报， 抗战胜利后， 她却不被村人理解， 被迫离家。从老妇人到贞贞无不表现了女性的坚韧与奉献， 她们应该被尊重、被敬仰， 但她们却生活得很无奈。虫嫂无疑是这一女性谱系中的一员， 作者结合乡村生活的现实境遇， 对虫嫂进行生活化的建构， 让读者在建国后社会、历史、政治背景的大视野下透视女性个体的生存境遇。虫嫂身材矮小， 也就一米三四的样子， 然而她却是如此坚强地负起了养活一家五口的重担。在整个社会生活物资有限、丈夫瘸拐无能的情况下， 为了谋生， 她丧失尊严地去偷， 后来又出卖肉体， 并习惯于这种生存方式。当三个孩子因她的偷而被村里人鄙视和侮辱时， 她果决地改变了“偷”的习惯， 通过捡破烂养活三个孩子， 供他们读书。然而她的艰难与母性却无人领会， 她的两个儿子以她为耻， 拒绝她到学校送东西， 可虫嫂仍旧无怨无悔地捡破烂供他们上学。等儿女们都参加工作有了家， 她却渐渐失去了依靠。虫嫂的一生献给了儿女们， 但去世时送葬的却是村里的乡亲。作为一个母亲， 虫嫂勤劳、宽厚， 无私、伟大；作为一个女人， 她无助而坚强；作为一个妻子虽道德上充满瑕疵， 但仍不失体贴；作为一个农民， 她活得很卑微；作为一个人， 她的生活是一出悲剧。
上访者的命运。在中国历史的政治格局中， 由官民对立引起的上访似乎从未绝迹。每一位上访者总是背负莫大的冤屈， 他们甚至不惜以命相搏， 代价之惨痛难以尽数。处于弱者地位的民之所以上访， 是因为他们始终相信中国政治的最高层仍然清明， 上访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当然上访的结果无法一概而论， 而上访者的悲剧却天生注定。小说《生命册》也关注了中国当代史上的上访者命运， 上访者就是梁五方。
梁五方是土生土长的无梁村的农民， 又是村里有名的能工巧匠， 在地方上是有口皆碑的“南唐北梁”中有名的匠人， 不仅是建造房屋的能工巧匠， 而且自己组装自行车，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竟然一个人在水坑里盖起了一座房子。他的智慧给他赢得了口碑， 但也造就了他的“傲造”, 因为他的“傲造”, 他得罪了全村人。对梁五方的惩罚终于在政治运动来到时爆发了， 作者对这个“运动”有他自己的理解：“‘运动’这个词， 在一定的时期内， 加上前置定语……是有特殊含意的。这样说吧， 在某种意义上， 它几乎可以说是‘人民’的盛大节日。就像是西方的假面舞会， 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狂欢， 或者说是庸常日子里的一次放纵， 是爆发式的疯狂。……对于无梁村的人来说， ‘运动’只是一个借口， 或者说是一个契机。” （1） 2无梁村人借助“运动”对梁五方进行了合法化的肉体惩罚， 也借助于运动没收了他的财产。以后， 梁五方成了上访户， 上访成了他后半生唯一的目标。梁五方在运动中所遭受的命运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并不罕见， 这一类人物系列让读者看到了生命个体在“运动”历史中浮萍般的命运。不过， 李佩甫对梁五方不幸命运的书写并未仅归因于政治运动， 而是指向无梁村民。尽管有政治因素， 但更多的是人祸。在梁五方被殴打剥夺财产的时候， 具体执行者都是无梁村人。他们因怀有嫉妒性的仇视， 便通过运动的方式对梁五方进行冷酷的惩罚。而他的哥哥也因为日常琐事的恩怨， 站在他的对立面。梁五方并没有给过任何人实质性的伤害， 也没有抢夺过同乡村民的任何利益， 仅仅因为个性的缘故， 而受到全村人孤立、批斗。小说在展示上访者的不幸命运的同时， 对愚弱村民的批判也跃然纸上。《生命册》与其它小说不同的是， 它特别强调了梁五方的抗争， 尽管无力， 但他用生命维护自己权益的方式， 却表现了农民的执着与坚韧。梁五方改变命运的努力很像西方神话中的西西弗斯， 也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无数遭遇不幸的农民。苦难对这些人来说， 是他们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最后， 地方政府恢复了他的房产， 但是却无法改变家破人亡的窘境。
留守者的命运。这部分人是乡村的大多数， 他们世代在乡村的土地上繁衍生存， 乡村因他们而延续。正如萧红在《生死场》中所表达的， 他们“忙着生， 忙着死”, 他们缺乏由乡入城者的勇气与能力， 他们更喜欢跟着感觉走， 他们缺乏明确的是非观念， 是鲁迅所谓的“看客”, 对于比他们弱的人， 比如小时候的吴志鹏， 他们会同情， 会给以有限的帮助， 而对于比他们强的人比如梁五方， 他们会嫉妒、甚至有些仇视。他们默默地承受着来自生活的苦难， 然而一旦有了时机， 他们的愤怒与压抑便会疯狂地爆发出来， 对虫嫂的惩罚、对梁五方的报复即是如此。这些人很现实， 只顾眼前利益， 没有坚固的伦理与道德观念， 正如蔡苇香所说：“那些村里人， 你用他， 他说你给的工钱低， 骂你；你不用他， 他说你不给本村人办事” （2） 3.他们蝇营狗苟， 卑微求生， 一百块钱就可以让他们守口如瓶。正是由于人性的种种缺陷， 他们难以谋划人生的将来， 只能在乡村的土地上承受他们祖辈一直未能摆脱的苦难， 正如他们对吴志鹏的求援所折射的， 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任何意外的风险都可能摧垮他们。
理想主义者的命运。这里主要指的是老姑夫与春才。老姑父即炮兵上尉蔡国寅曾经有过辉煌的前景， 他带过的兵有的升为中将， 有的升为少将， 而他因为一个女人， 追求所谓的爱情， 被莫名其妙地复员了。他的军人气质在无梁村被一点点抹去， 还得忍受无梁村女人们的嘲弄。更要命的是， 曾经让他置辉煌前景于不顾的吴玉花与他吵了一辈子， 打了一辈子。老姑父的婚姻生活是对理想爱情的典型解构， 他为爱情放弃了辉煌的前景， 却也因为一时的冲动浪漫将自己打入精神之狱。春才是无梁村英俊而又心灵手巧的后生， 却因为对性的蒙昧与禁忌， 将自己阉割， 以极端的方式完成道德的救赎。春生坚守道德的理想， 诚信做人， 因为这一点， 他的豆腐坊极为红火。也正是他的诚实守信， 导致他被骗得人财两空。但不幸仍然未能触动他的道德理想。土地承包之后， 他的豆腐坊扩建， 在镇上办起了豆制品加工厂， 但却因为不造假而债台高筑， 被同行淘汰， 只能回到无梁村开一个很小的豆腐坊。“他是一个很有骨气的失败者” （3） 4.无论是老姑父还是春才， 都是心里有灯之人， 但他们的命运却因为心灵的灯而黑暗。
《生命册》详尽描写的有各类人物， 每类人物各有不同的命运， 然而不管是哪种命运， 他们的人生却总是遭遇各种不同的苦难， 这是乡土底层无可更改的历史宿命。
二、探源：非理性力量
“人的非理性是指人的精神所特有的、与理性相对的， 在心理上表现为本能意识， 在认识上表现为主体的非逻辑认知形式和认识功能的要素的总称。它可以具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指人的非理性的心理现象， 包括人的意志、欲望、情感、情绪等；另一类是指人的非理性的认知形式和认知能力， 包括人的直觉、灵感、顿悟等。” （1） 5人的非理性与生俱来， 非理性与理性相伴而生， 人的感性生活因非理性而丰富多彩， 人解决感性的困扰需要理性支撑， 人类文明的进步因理性而获得坚实的基础， 而人类进步的动力却源于感性的需要， 也就是说人的非理性是理性的原动力。然而， 在中国历史传统中， 非理性常常是被压抑的， 堂而皇之的是礼教与文明。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批判了封建礼教对人的残害， 乡土文学作家以现代启蒙理性否定了中国传统理性，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作家站在人性启蒙的立场讴歌传统的田园牧歌生活， 以传统的伦理信仰否定城市的现代文明， 以理性的合法性否定非理性的正当性， 两种乡土文学传统尽管在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有过中断， 但在当代文学中仍是强有力的存在， 而以延安《讲话》精神为指导的乡土叙事， 特别突出了现代性国家话语， 具有无可置疑的理性色彩。新时期以后， 尤其市场经济以来， 文学对人的潜意识领域给以强烈关注， 但就乡土文学而言， 对非理性力量的关注却是匮乏的， 《生命册》回到最原始的风土人情， 回到最本真的乡土叙事， 以对来自于乡村及延展到城市的各色人等的命运的描绘为基础， 深入剖析影响人物命运的非理性力量。
中国乡村世界世世代代处于社会的底层， 他们的历史是饥饿、贫困、被侮辱、被损害的历史， 没有教育， 没有属于他们阶层的文明礼仪。历史上一代代的农民用血汗、用生命都未能改变卑贱的地位， 从切身的痛苦体验与本能欲望出发， 他们迫切需要改变自身的处境， 也迫切需要适当的时机发泄苦闷。当下中国社会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机遇与环境， 其中一些人脱颖而出， 但是在他们的传统与生命经验中， 身份缺乏改变之后的知识， 他们在欲望的跑道上刹不住车， 在阶层非理性的支配下越走越远， 于是便有了上文所展现的众生相。这里以他们对物质欲、功名欲、报复欲的追逐与实现探求其内在的命运逻辑。
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欲望源自于人的潜意识， 是人类感性本能的组成部分， 是人对外部世界的期待与追求。欲望有多种， 满足欲望的过程构成人生的基本内容。在各种欲望中， 物质欲望是最基本的欲望， 因为物质是人存在的前提， 为各种欲望的产生与实现提供基础， 人的生存、发展如果没有物质保障就无从谈起， 人类满足物质欲望的过程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政治等各种外界力量发生关系的过程， 因此， 物质欲望的实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生命册》以详尽的笔墨表现了各色人等对物质财富的无休无止的追求。尽管他们的出身、教养、身份、阅历不同， 但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却表现出类似的心理表征。
在中国文学史上， 最为集中展示人生欲望的应该是《金瓶梅》。西门庆对女色与财富的贪婪契合了对人“食、色性也”的概括， 小说通过西门庆人亡家破的结局进行道德劝诫。而且就人与社会及环境的关系而言， 西门庆是芸芸众生中的个案， 作者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树立一个让人警醒的典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市场经济激活了中国人被压抑的欲望， 从贾平凹的《废都》到卫慧的《上海宝贝》及至影响整个文坛的“身体写作”, 欲望书写成为当下文坛的关注热点， 这些作品各有特色， 作家的欲望叙事却是对现实生活的另类书写， 读者从作品中感受到的是日常经验之外的世界。尽管小说《生命册》也展示人生欲望， 但作者似乎是现实生活的写真者。小说中的人物是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并非要得出一个廉价的结论， 而是深刻挖掘人物在对物质欲望永不满足的追求过程中的心理蜕变。
骆驼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见证了物质欲望不断膨胀之后人性的裂变。骆驼出身乡土， 他在城市的创业之路有点乡下人进城的意味， 与普通乡下人不同的是他受过高等教育， 这就让他用不同于乡下人的眼光观察城市。他的追求在人格结构上与西门庆有些类似， 但不同的社会语境与不同的文化修养， 让骆驼更具当下社会的后现代特征， 他是走出底层的当代野心家。小说交代了他在人生的不同时期与不同女性的周旋， 但更表现了他在物质追求方面的野心勃勃。从满足生存需要， 到追求几百万、几千万、一个亿、十个亿、一百个亿、几百个亿， 他的目标越来越大， 人的变化也越来越大， 连说话的口气也变了， 对自己昔日创业的兄弟， 原来称呼“吊吊灰”, 现在却称“鸟”.家人、朋友见他一面都不容易， 而他自己也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 由于受到恭维太多， 就像生活在云端里。小说对骆驼的表现并不着重他发迹的详细过程， 而是特别突出他在积累财富的每个阶段的思想和言行， 作者揭示的是由物质欲望追求带来的人性裂变， 突出骆驼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越来越被非理性的欲望所左右， 远离幸福的归途， 生活在紧张与焦虑之中， 甚至被认为患了抑郁症， 直至从18层高楼跳下。骆驼的死从根柢上否定了人对物质财富的贪婪追求。这一主题本身在文学创作中并无新意， 但是作者把小说人物置于现代与后现代文化， 现代与后现代的社会政治语境下， 这就让读者重新思考非理性本身与理性文明之间的共存关系， 现代文明最突出的成果之一就是人的解放， 人如何才算解放？五四文学肯定人的权利， 现当代文学作品表现人的欲望， 究竟在什么样的意义或什么范围内人性才算适度的解放？骆驼的毁灭显然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小说中还写到另外几个人物的贪婪， 书商老万、女公关小乔、由妓女起家的蔡苇香。这些人在物质追求方面不择手段， 人们可以简单地把他们归为见利忘义的行列， 但是他们引起的关于生活的思考却是复杂的。书商老万无耻下流但没有受到惩罚， 蔡苇香改了名字蔡思凡办起了工厂， 小乔仍然穿行于有钱的老板之间， 骆驼虽然死了， 但骆驼的故事却会延续。欲望无边， 人归何处？
对功名欲的追求。正如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是人的本能， 对功名欲望的追求也是人的本能之一。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早在1943年发表的《人类动机的理论》中就提出了人类需要层次理论， 认为：人类的需要包括生理上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尽管需求层次之间的关系遭到质疑， 但是五种需要的存在却是不容质疑的。对功名欲的追求即是对尊重的需要。小说中范家福的人生轨迹即体现了这种欲望追求。就像他的名字：家福， 折射了传统中国人的梦想， 他的人生追求同样体现了对传统理想道德人格的追求， 范家福自觉恪守传统的理想道德：孝顺、勤奋、为官清廉、颇有达则兼济天下之志。不过， 应该看到范家福的乡村背景及生活经历缺乏官场历练与官场认知， 他的人生追求来自于对一种理想目标的坚守， 而不是源自对生活的感受， 可以说他对被尊重的需要尽管可能伴随他一路成长， 但缺乏坚实的现实基础。在马斯洛的理论中， 人类对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属于第三层次， 而对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分别属于第四、第五层次。生理上的需要与情感的需要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要， 常常影响到其它层次的需要。范家福的尊重需要就受到这种情感需要的侵入， 情感侵入最大的特点就是被侵入者不自觉地、愉快地接纳这种侵入， 这是典型的非理性行为。受过情感伤害的范家福不自觉地成为情感的俘虏， 在情感的外衣下， 利用手中的权利做出不法行为， 直至走向不归路。范家福很爱惜自己的政治羽毛， 正是这一点被骆驼看破， 由此入手， 打开缺口。功名欲最终未能抗拒情感需要的诱惑， 范家福重蹈官员违法的覆辙。他的遭遇表明了功名欲望融入社会的复杂性， 同时也应该看到范家福这一人物的简单化或理想化， 是作者特意塑造的对功名欲追求的一个典范， 以他为例演绎了功名欲对乡土阶层的致命性影响。
夏小羽虽不是出身乡土， 但却从另外一个层面， 展示了人类欲望的共同性， 是对范家福欲望叙述的补充。夏小羽出身书香门弟， 父亲与爷爷都是大学教授。这种出身培养出她的清高一点也不奇怪， 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 骆驼硬是用钱砸开了夏小羽这道门。小说中有一段心理分析非常精辟：“她条件优越， 她不缺钱。你说给她一百万， 她自己也许就有那么多， 她看不在眼里。你给她五百万， 她仍还占据着道德上的优越感， 她守着一份矜持， 仍然不答应……可你把她的生活‘标尺’再次拉高， 她一旦拥有了爱情， 她的爱人还是留美的博士， 双博士， 又是副省长……这就有了‘缺口’了。这个‘缺口’又是在一日日的诱惑下铺垫起来的， 就像天上的火烧云一样， 让你眼花缭乱， 五内俱焚。可顷刻间又是雷鸣电闪， 人生无常啊！况且， 她还是个姑娘， 你让她怎么办呢？” （1） 6夏小羽的清高堡垒就这样被攻破了。从夏小羽身上可以看到， 人的欲望是没有边界的， 欲望可以被激活、拔高， 人一旦陷入欲望的泥淖， 将万劫不复。
伤害欲集体性伤害在人类社会中是很常见的现象。在中国的历史上， 这个集体有时是一个群体， 有时是一个组织， 有时代表着政治国家。集体性伤害最大的特点是：伤害行为因为是一个集体所为， 所以很难找到一个具体的个人来承担罪行， 也就是说作为具体参与者的个人的罪行很容易被掩盖。于是参与者很少有所顾忌， 在参与伤害行为时， 他们内心的真实动机或潜意识的情绪会真实地表现出来。小说《生命册》多次写到群体性伤害， 如对梁五方的伤害， 对杜秋月的伤害， 对虫嫂的伤害等。这类伤害在建国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并不罕见， 已经构成历史内容的一个部分。而作者表现这类行为时， 并没有简单地重复进行， 他通过对群体性伤害的描写表现了人性的不同侧面， 从人之为人的意义上重新思考历史：对梁五方的伤害与嫉妒有关， 对杜秋月的伤害反映了人们内心深处的窥探心理， 对虫嫂的伤害则是报复心理的积聚与爆发。小说把人性的显现具体化、历史化， 人是历史中的人， 历史是具体的人的历史， 这就避免了单纯写人性带来的抽象化与片面化， 也避开了宏大历史叙事中鲜活个人的无生命力。在写到无梁村人对梁五方的伤害时， 借用了社会“运动”的力量。梁五方因为太有能力， 太“各色”, 目空一切， 遭到了众人反对， 而当时的社会“运动”恰恰为人们的发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因为“运动”是自上而下的， 代表国家意志， 群众对梁五方的伤害也就有了合法性。历史就这样为无梁村人集体的伤害提供了契机， 他们在“合法”地对梁五方的伤害中表达了内心的压抑与报复， 当时的行为用“疯狂”或“歇斯底里”之类的词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你可以想象人们在庸常的日子里心里聚集了多少怨恨， 埋藏了多少压抑！特别女人， 女人需要忍耐多久才有这么一次发疯的机会？！” （2） 7“我看见人们的眼角里藏着恐惧和喜悦， 眼睛里泛动着墨绿色的灿烂的光芒” （3） 8, 此时此刻， 人性的狰狞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人性之恶让人发指。这是历史的无情， 还是人性的残酷？作者从人性反思的角度切入历史的逻辑， 小说的主旨虽然不在于展现历史上的各种运动， 但对于历史上各种运动背后非理性的思考是明显的， 在写到对梁五方的伤害时有一段话可以有效地帮助人们理解非理性的可怕之处：“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 在这种时候， 在这种场合里， 我也很想上去扇他一耳光。我跟梁五方没有任何仇恨， 也没有过节。在我眼里， 他甚至可以说是我崇拜的偶像。当偶像倒在地上的时候……我只是、只是兴奋。我的手忍不住发痒， 发烫， 有一种指甲里想开花的感觉！这是真的。所以， 我告诉你， 在一定的时间和氛围里， 恶气和毒意是可以传染的。” （4） 9读了这段话不由得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中的“吃人”, “吃人”的历史不仅与文化相关， 人性深处的“恶”也在“吃人”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文化、社会、政治与人的本性互为构建。
几千年来， 中国的文化更倾向于理性的建构， “存天理， 灭人欲”的学说之所以出现， 而且在中国绵延如此之久， 与中国文化的伦理与道德传统有不解的渊源。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现代性启蒙， 但中国文化的骨血依然血脉贲张。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让中国人的精神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中国人被压抑的非理性突然被激活， 而且在大众的心目中部分合法化。非理性与人的生存、生活的关系， 非理性与历史发展的关系， 非理性与社会和政治的关系引起人文学者与作家艺术家的广泛关注， 同时西方的现代与后现代文化思潮也推动中国人重新思考非理性和当下社会与生活的关系。李佩甫以一个作家的敏锐与智慧对非理性的社会属性与影响进行了深刻地表述。他没有采用高高在上的宏大叙事， 而是从人们熟悉的生活视角切入历史， 历史在这里还原成具有生活质感与血肉丰满的彩色画卷。
三、怀旧：寻找精神家园
经济市场化、乡镇城市化、本土国际化， 人类生活的这种变化彻底改变了传统中国的生存方式、生活观念。当生存方式与生活观念发生巨大变革的时候， 人的栖息之地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儿时的家园面目全非， 当陌生化的高楼在眼前巍然耸立之时， 怀旧成为自然发生的心绪。现代学者周宪认为：“怀旧是现代人一种无家可归的主观体验。更具体地说来， 它是一种对逝去的东西的向往， 一种怀念过去好时光的冲动。辩证地看， 恰恰是因为过去在愈来愈快地流逝， 所以现代性的主体才涌动出一种要留住过去、重温过去和赞美过去的心向。于是怀旧 （或乡愁） 作为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 不但频现于各类文学艺术作品之中， 而且也广泛地呈现在从媒体到地方文化重建的表意实践之中。” （1） 10怀旧是人类内心的本能性情结， 并不分古今与种族， 但今天怀旧却是新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与心理现象， 体现为中国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焦虑感， 小说《生命册》正是这样一种焦虑感的体现。
怀旧于《生命册》而言是骨子里的， 内含于小说的字里行间， 贯穿于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小说由吴志鹏到省城上班开始写起， 这是小说人物的现在时， 第一章叙述完作者的城市生活后， 第二章开始乡村的叙述，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作者叙事的转向， 但从叙事情感上来说却是一种怀旧， 小说就是这样在城市的现在时与乡村的怀旧中逐步展开。到后来， 城市的现在时与乡村的现在时终于交叉， 但记忆中的乡村却永远留在了记忆里， 现在时中的无梁村已经不是吴志鹏记忆中的乡村了， 人与物都已经昨是而今非。因此， 怀旧是叙事的动力， 寻找是最终的归依， 传统与现在， 乡村与城市， 记忆与现实， 乡下人与城里人形成一组组互相依存的叙事结构。当乡村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逐渐被城市化时， 两者汇聚了， 于是， 怀旧成为永远的乡愁。
整部小说从揭示非理性力量对乡土人生命运的决定性影响， 到抒写底层人物的命运挣扎， 让读者看到人生的无常。轰轰前行的历史一旦具体到每个人的生活碎片， 人生的命运便显得有些不可捉摸， 理性的力量轰然崩塌。生存与发展是每个人的基本要求， 而生存与发展的过程就是实现欲望的过程， 辩证地看这似乎符合理性的认识， 问题是人们在实现欲望的过程中常常是成了欲望的奴隶， 现实生活的悲剧往往来源于此。小说第十一章写到吴志鹏住院时的观察， 他看到的病人有孩子、农民、村长的公子、办公人员、厂长等， 所有这些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病情， 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眼睛都有问题， 这很像人类迷失的寓言。现代化的经济大潮把中国人推向消费社会的生活逻辑， 无限膨胀的欲望让人迷失了观察思考的能力， 于是悲剧轮番上演。在这样的语境下， 作者用了大段大段的文字描写吴志鹏对故乡无梁村的怀念。他怀念家乡的牛毛细雨、瓦沿上的滴水、夜半的狗叫声、平原夜色里的咳嗽声或是问候语、蛐蛐的叫声、倒沫的老牛……家乡的记忆化为一个个具体可感的物象， 每一件物象的背后都是一段温情， 人在对家乡的回忆中寻找精神的慰寄， 但这种慰寄却只能在梦中出现， “当我醒来时， 四顾茫茫， 满脸都是泪水。我只好对自己说：家里没人了。真的， 没有一个亲人！” （2） 11家里没人了， 还是家吗？精神家园只能是小说人物的一个梦想。
“怀旧正是现代文化的转型带给人类社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后果。” （3） 12“怀旧于是成为一种合情合理的‘救赎'.重温旧日的梦想， ’遁入‘过去生活的单纯安逸， 怀旧主体就是要借助这种精神上的’回返‘排除现实世界对自身的异己感。这是一种维持心灵的契机， 怀旧主体通过回想历史而再次拥有了历史， 使紧张疲惫的灵魂游移于过去和现在之间， 形成对自身的缓冲。” （1） 13现代研究者对怀旧的这种概括与认识贴切地把握了怀旧的文化与心理特点， 怀旧成为现代性社会发展的结果之一， 伴随市场经济发展的是道德的陷落， 凝聚中国人精神信仰的传统被颠覆， 消费经济带给人消费的快乐， 却没有建构起精神的家园， 这正是《生命册》用文学方式向读者传达的审美经验与人生感悟。小说在最后写到吴志鹏回到无梁村参加老姑父的迁坟仪式， 意想不到的是， 他几乎找不到回无梁村的路。在让他魂牵梦萦、养育他长大的村庄里， 他成了一个众人眼里的陌生人。新的年轻的一代被金钱所控制， 金钱不仅改变了无梁村人的生存方式， 也改变了他们的价值信仰， 这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无梁村了。当他跪在老姑父的坟旁时， 他竟不知身在何处了。无疑， 这是作者的一种叙事修辞， 家园不再， 怀旧将是永久的缅怀， 寻找精神家园将是没有终点的旅程， 历史在怀旧中延伸。
李佩甫认为：“文学不是时代生活的药方， 文学只有认知和发现的功能， 文学只能抒写精神生活及向度， 写出一个时代精神语言的方向和高度。这是敲钟人的活。” （2） 14《生命册》正是他的这种文学观的实践， 它揭示了当代人尤其底层人的生存困境， 对于如何走出困境， 李佩甫作为观察者没有给出哲学意义上的解答， 尽管有不少哲学家曾经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李佩甫始终坚守写实的创作方法， 把对人生困境的揭示置于社会变迁、政治动荡、历史发展的语境中， 将人生的困境具体化、历史化与生活化。因此， 小说中的人生困境是作者对世界的感知， 而非形而上的思考。
注释
1 《现代汉语词典》，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年， 第1168页。
2 （2） （3） 李佩甫：《生命册》，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年， 第120-121页， 第415页， 第389页。
3 何颖：《非理性及其价值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第163页。
4 （2） （3） （4） 李佩甫：《生命册》，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年， 第195页， 第123页， 第124页， 第125页。
5 周宪：《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序一》，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年， 第2页。
6 李佩甫：《生命册》，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年， 第399页。
7 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年， 第2页。
8 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年， 第6-7页。
9 孙竞：《知识分子的内省书--访作家李佩甫》， 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2/2012-04-02/1234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