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桐城派代表人物吴汝纶， 将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定位为“不深不浅”, 实为李鸿章不在幕的幕僚。他既依庇于李鸿章， 参与政事， 谋求自存与发展， 又与其保持距离， 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传统士大夫文人特立独行的姿态。甲午战争前后， 吴汝纶为淮军昭忠祠作记， 为程学启、张树声等淮军将领撰写墓志铭， 肯定淮军平内御外的功绩及其在军队近代化方面所做的贡献。李鸿章去世前后， 世人对其多有毁谤， 吴汝纶积极为李鸿章编辑文集， 撰写神道碑、事略等， 对其一生功绩予以表彰。吴汝纶通过古文创作， 树立李鸿章及淮军的正面形象， 对人们全面评价李鸿章及淮军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吴汝纶； 淮军； 李鸿章； 程学启； 张树声；
Study On Wu Rulun's Depiction of the Huai Army's Image and Its Significance
Abstract:Wu Rulun, the representative of Tongcheng Schoo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defined his relationship with Li Hongzhang as“not too far, not too close”.On the one hand, he relied on Li Hongzhang to participate in government affairs and strive for self-survival and self-development.On the other hand, he kept a distance from Li Hongzhang, and to some extent maintained the independent character of traditional literati in China.Before and after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Wu Rulun affirme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Huai army in quelling internal revolts and resisting external threats, as well as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army by writing biography for the temple of Zhao Zhong and epitaphs for Cheng Xueqi, Zhang Shusheng and other generals of the Huai army.Before and after Li Hongzhang's death, there were many slanders against him.Wu Rulun commended Li's life-time achievements by editing Li's anthology and writing divine tablets as well as biographical accounts.He established a positive image of Li Hongzhang and the Huai army through writing proses, while his works presented a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people to comprehensively and objectively evaluate Li Hongzhang and his Huai army.
Keyword:Wu Rulun; Huai army; Li Hongzhang; Cheng Xueqi; Zhang Shusheng;
长期以来， 吴汝纶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 近十余年来， 吴汝纶研究得到拓展、深化 （1） , 有些问题还可以进一步展开分析， 例如， 吴汝纶与李鸿章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特殊关系？吴汝纶对李鸿章及淮军形象的书写具有怎样的意义？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基础上， 就这两个问题展开进一步探讨。
一、“不深不浅”:吴汝纶与李鸿章关系的自我定位
在多种关于吴汝纶的传记与行状等文献资料中 （如李景濂《吴挚甫先生传》、贺涛《吴先生行状》、马其昶《吴先生墓志铭》） , 吴氏与曾国藩、李鸿章两位晚清重臣相交， 是其生平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其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吴汝纶成进士后， 即入曾国藩幕， 辗转南北， 随曾氏留直隶；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 吴汝纶则入李鸿章幕。此后， 无论吴汝纶居官， 还是执掌书院， 都得到李鸿章的庇护， 吴汝纶与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集团交往密切， 被视为淮军集团重要成员之一。吴汝纶在为曾、李出谋划策的过程中， 参与“中外大疑大计”等机要 （2） , 成为历史风云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吴汝纶与李鸿章相交历时30年， 如何与手握权柄的李鸿章相始终？翻阅《吴汝纶全集》， 可发现尺牍是吴汝纶与李鸿章乃至淮军集团交往的重要工具， 而尺牍本身作为载体， 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吴汝纶与淮军集团的交往， 于此可以进一步探究吴汝纶与李鸿章及淮军集团的特殊关系。
《吴汝纶全集》第三册为尺牍部分， 第一篇即为《上李相国》， 作于同治十年 （1871） , 这一年吴汝纶经曾国藩推荐， 出任直隶省深州知州。吴汝纶在此后的为官任上， 常向李鸿章报告治内情况， 如关于水利工程建设等。他在该篇文章中指出：“惟治水之法， 必先自下游兴工， 州县各有分地， 不能越俎” （1） , 希望李鸿章能协调境内治水问题， 建议“委派通习算法熟于测量者， 前往查勘， 先筹去路， 并即周历全河， 逐处测量高下。就现在河身， 用西洋治河之法， 随宜疏浚， 当冀安澜” （2） .此后关于河患的尺牍还有多封， 也正是在李鸿章的支持下， 吴汝纶在冀州任上完成辖内河流的疏导， 人工开渠若干， 引积水入滏阳河以便灌溉， 增加十余万亩田地的收成。吴汝纶除了积极寻求李鸿章的支持外， 始终以李氏门生或李幕中人自称， 凡有中外大事， 则不时进言。例如同治十三年 （1874） 保定曾文正祠堂落成之时， 吴汝纶借上呈《保定曾文正公祠堂碑记》之机， 向李鸿章进言， 发表对中俄两国领土争端的看法， 提出自己的建议 （3） .可以看出， 吴汝纶虽不在李鸿章幕府， 但关注时局事态， 不时建言献策。
李鸿章领直隶总督， 兼北洋大臣， 可谓中外大计， 一决其手， 打理各种事务， 自然需要人才酬答应对。应对千疮百孔的中国之内政外交， 年事已高的李鸿章不免感到心力交瘁， 需要吴汝纶这样的有才之士重入幕府， 而不是在幕外进言。李鸿章示意张小船致书吴汝纶， 再次邀其入幕：“傅相幕府， 自翰卿谢世， 赞理乏贤， 虽得替人， 亦仅敷衍例案， 难助高深。傅相近七十之年， 任天下之重， 精神智虑， 实恐稍一疏虞， 有关全局。台端抱济事之具， 守高蹈之怀， 不欲逐髯参短簿相与周旋， 凡在知交， 同深钦服， 即傅相亦未便过事絷维， 有违雅量。然窃计阁下之与傅相， 师友廿六年， 谊深道合， 值此孤立无相助之际， 又当新政严切之时， 万一举措稍乖， 致生异议， 则执事皋比坐拥， 亦必�鼹霾话玻� 翻焉思起。” （4） 张小船， 即李鸿章幕的张筱传， 吴汝纶为其作《张筱传六十寿序》， 称其“在相公左右， 事缓急倚张侯办治者不知凡几， 其才与其力裨益于当时者甚大” （5） .从这封尺牍可看出张筱传为请吴汝纶入幕颇费文辞：首先强调李幕人才凋零， 而李相年事已高， 但仍肩天下之重， 所以为天下计， 应当入幕以助李相；其次， 以情动人， 指出吴汝纶与李相交二十六年， 可谓谊深道合， 而今李正处孤立无助、新政严切之时， 更需相助。吴汝纶经过思考， 并未答应再入李幕， 这在《与川东道张蔼卿》一文中有所表露：“及在津相见， 其时适傅相迫我再入幕府， 因求我公排解， 于是有以彼易此之戏言。及公成行时有书见惠， 知其事已解， 自应有以偿惠。其后景翰卿物故， 傅相又遣张筱传观察作函相招， 辞益恳到， 事益难解， 其时某在济南， 我公又已入蜀， 无人缓颊， 于是自作一函披露肝胆， 幸蒙傅相矜鉴下忱， 始邀赦令。” （6） 吴汝纶致李鸿章婉辞入幕的书信， 今未收全集中， 难悉其详。吴汝纶婉辞李幕， 与其并不热衷官场有一定关系， 从吴氏光绪十五年 （1889） 辞去冀州官职出任莲池书院山长一事即可看出端倪 （7） .
吴汝纶虽不肯入李鸿章幕中， 但当李鸿章急需幕宾助力时， 吴汝纶又会主动挺身而出。特别是甲午战败， 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 各种反李、仇李之声四起， 李鸿章与淮军成为众矢之的， 李府幕僚兼家庭教师范当世也于此时离开。面对众人攻击， 吴汝纶进行了回应， 这在《与陈右铭方伯 （闰月十一日亥刻） 》《答陈右铭 （闰月十二日） 》等尺牍中均有反映。陈右铭即陈宝箴， 倾向维新变法， 曾在湖南巡抚任内开办时务学堂， 办《湘学报》， 设轮船、电报公司， 开矿务制造公司等。在《与陈右铭方伯》一文中， 吴汝纶表明即便自己被人指责为“孝子慈孙”和“浊流”, 也要为李鸿章辩护的立场。他强调：“窃观李相措注， 无甚剌缪， 若国势积弱不振， 殆非一人之咎。” （8） 吴汝纶在《答陈右铭》一文中通过细节描述， 力图为李鸿章辩诬。例如， 陈宝箴说淮军之败， 李鸿章没有忧伤之容， 吴汝纶指出这完全不符实情：“某闻平壤之败， 李相痛哭流涕， 彻夜不寐， 此肯堂 （注， 即范当世） 所亲见， 某亲询之者。及旅顺失守， 愤不欲生， 未闻其无戚容也。” （9） 吴汝纶指出， 战事初起， 李鸿章主张议和， 提出给日本二百万两白银的赔偿， 而随着战事的恶化， 中国军队节节战败， 日本提出了五亿两白银的赔偿， 而正是年迈的李鸿章不顾生死， 入日境被刺， 加之欧洲列强干预， 才使赔偿额度降至二亿两。吴汝纶认为， “李相之欲变法自强， 持之数十年， 大声疾呼， 无人应和”, 一旦国事败坏， “乃群集矢于李相” （1） , 这是不合理的， 也是不公平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 吴汝纶致信李鸿章， 继续为其出谋划策：
某妄意吾师近日所处， 与前不同， 前时当大有为之任， 而迫以不能有为之势， 徒为不知己者谤厉， 不如遽释重负， 以自适其适。近则贵而无位， 高而无民， 向之忌嫉诋跹者， 亦已志得意满， 而相安于无事， 似可无烦乞去， 转涉悻悻者之所为。又况位尊望重， 有道大莫容之虑， 设有闾里小事， 牵涉府中厮养， 复遇孙佩南之流故与相持， 非计之得也。某愚见为函丈熟筹， 以为不如养安京辇， 师长百僚， 平时虚与委蛇， 追东山绿野遗躅；一遇险难， 群公错愕相顾之会， 犹可时出绪余解纷排患， 自效其忠荩为国之素， 此公私两益之策也 （2） .
吴汝纶冷静分析了当时李鸿章的处境， 认为李氏请老南归是不可取的， 给出了安养京城、以待东山再起的“公私两益之策”.这无疑是有利于李氏及淮军集团的， 因而被李鸿章采纳。也许是经历了世态炎凉， 李鸿章觉得唯有像吴汝纶这样的门生故吏最为可靠， 而当时李府也需要谋士策划与助力， 在李鸿章授意下， 他的小儿子李经迈再次请吴氏入幕， 吴汝纶在《答李季皋 （七月九日） 》中抒写肺腑之言：“缘弟离官场久， 于幕府不能称职， 兼素性迂拙， 今复衰朽， 无复问世之志。既无益于师相， 则止有藏拙之一法。即师相为某计， 亦不如投之闲散为得宜也。久忝讲席， 诸生安之。师相有召， 即随时往侍， 或旬余， 或数日， 均无不可。国家有大事， 弟有所见， 必当竭智代谋， 沥陈管见， 不复守出位妄言之戒……此亦所以报师相也， 何必羁之幕下， 始为相得哉！” （3） 吴汝纶认为自己久离官场， 于幕府不能称职， 所以坚持不入幕。但为了报答李氏的知遇之恩， 愿意一改过去“自守局外”之态， 积极进言， 如有需要， 亦可入幕小住。
吴汝纶所追求的与李鸿章及淮军集团的关系， 在其《答潘藜阁 （八月廿六日） 》一文中表露得最为清楚：
幕府， 津要之地， 非少年锐气、耳目聪明、心手敏捷者， 不能胜任。今不佞朽钝不堪， 旋看旋忘， 时复若聋若�玻� 岂可持此衰庸， 干与重要， 此实肺腑之谈， 无一言半词客气， 虽傅相再三见约， 终必不敢应命……弟虽不入幕府， 尚欲借傅相余光， 谋书院馆地， 以自存活……万一傅相问及执事， 但云曾函约来津， 渠自有家事， 不能分身， 属为代致拳拳， 如此不深不浅， 最为得体， 弟即受庇无穷 （4） .
吴汝纶用“不深不浅”一语道出自己与李鸿章及淮军集团的关系， 吴氏既借李鸿章及淮军集团的势力， 参与当世政事， 谋求自存与发展， 特别是在文教事业方面；另一方面， 吴氏又与李鸿章保持一定的疏离， 保留传统士大夫文人的特立独行的姿态。吴汝纶辞官后一直在书院及李府之间游走， 虽坐守书院， 但时时出以进言；虽手不释卷， 与友朋商讨古今文章， 但又关注国家大事。这种不在幕的幕宾， 既让吴汝纶与官场保持一定的距离， 又令其葆有入世的热情， 这成为其独特的生存状态。
二、甲午战争前后吴汝纶的淮军形象书写
光绪十八年 （1892年） , 年已七十的李鸿章接到直隶提督叶志超等人的联名禀帖， 希望在淮军创立三十年之际， 在巢湖旁建立淮军昭忠祠， 以纪念死去的淮军将士和表彰淮军的功绩， 李鸿章即以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名义向朝廷上奏《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折》：
淮军之起逾三十年， 同时共事之人存者十不一二， 而部曲将校递统其众， 皆昔时百战相随之士， 并能修明纪律， 不坠军声。迄今拱卫畿疆， 东至营、青， 南迄闽、广， 屹为海防得力之师。其留防江、鄂各军， 虽经裁汰， 犹称劲旅， 历时虽久， 士气不衰。庐州为各将士故乡， 亲见从前治军缔造之勤， �I卫之绩；其后父兄子弟从征四方， 长往不返， 岁时霜露， 良足感伤。各省皆有祠祀， 而本郡独无， 惧无以称朝廷褒恤忠勤之至意 （5） .
昭忠祠设立于清雍正时， 用以表彰为大清江山捐躯的将帅之臣和守土之官 （事见《清史稿》卷八十七） .清嘉庆年间， 由于招募团练镇压白莲教起义， 朝廷同意于外省建立昭忠祠， 以纪念战死的将士。清咸丰时期， 为剿灭太平天国，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崛起， 在湘军战事所经之处， 遍设昭忠祠， 祭祀湘军将士。稍后， 淮军兴起， 江苏之苏州、无锡， 湖北之武昌， 直隶之保定， 浙江之镇海， 台湾之凤山， 广西之镇南关等为淮军立功之处， 经过奏请， 也已建立淮军昭忠祠。庐州为淮军发源地， 竟无祭祀祠堂， 显然不利回乡淮军祭祀及表彰之用。“从政治上讲， 淮军昭忠祠的修建是为维系淮军集团利益、提高淮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巩固李鸿章地位服务的。” （1） 当年与李鸿章一起创建淮军的张树声、周盛波、潘鼎新、吴长庆早已去世， 刘铭传等淮军名将也称病退居乡里， 在淮军创立三十年之际， 李鸿章奏请在淮军发源地建昭忠祠颇有为淮军旌铭的意味。
李鸿章的奏请得到朝廷批准， 巢湖岸边的淮军昭忠祠真正落成已到光绪二十年 （1894） .随着日本步步进逼， 朝廷主战派占居上风， 李鸿章主和遭到朝野很多人批评， 中日间大战一触即发， 淮军能否经受住战火的考验？如何评价这支承担国家海疆防卫的军队？为军事外交忙得焦头烂额的李鸿章请吴汝纶为新落成的淮军昭忠祠撰文。吴汝纶作为数十年来与淮军首脑与将领保持交往的淮军集团的一分子， 自然深知该文的重要性。
吴汝纶在《合肥淮军昭忠祠记》开篇即言：“国家兵制， 至淮军凡三变”:其中第一变为“变兵用勇”, “始者旗营之制， 命将出师， 取兵于素养， 事定则兵归伍、将归京师” （2） , 川楚之役后， 才兼资召募， 不专用额兵；第二变是湘军兴， 旧时额兵尽废， 为了对付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军， 曾国藩创办湘军， 教练乡勇， 以湘军代替绿营兵；第三变则为淮军的兴起。吴汝纶站在清代兵制变化的高度， 强调淮军在清代军队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淮军在经历“平吴”、“剿捻”之后， 取代了湘军， “长期担任北洋防务， 构成国防重镇” （3） .
淮军与湘军一样， 都起于地方的招募之兵。与湘军不同的是， 李鸿章带领淮军至上海后， 积极采用外国兵械， 以外国之法训练军队， 致力于建立近代化的国防军。有学者指出， 到1864年末江南范围战事结束时， “淮军已经约有三分之二以上改用洋枪， 也可说是基本洋枪化了” （4） .吴汝纶指出， 淮军的胜利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和推广， 当时还有很多士大夫坚守过去的“旧朽钝之器”和“已废不用之法枝梧其间”.李鸿章治淮军， 三十年间关注外国的新器、新法， 以教练将卒， “设局以讨其制， 立学以研其理， 日习月试以究其用”, 吴汝纶称赞李鸿章为“任事之臣”, “不肯牵率于庸人之论， 而必自尽其才， 为国家开物而成务” （5） .充分肯定了淮军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器物和技术， 在中国军制从传统向近代化转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淮军的历史地位在于它曾充当近代国防的主力军， 并较长时间维持了清王朝的残局。吴汝纶认为：“用兵之道， 我能是彼不能是则我胜， 我能是彼亦能是则彼我递胜递不胜， 若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则我处于必不胜。” （6） 正是因为淮军在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包括引进军事器械和改进训练方法等方面孜孜以求， 始终保持常变常新， 才使它在当时国内诸军中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顽固保守势力的干扰和阻挠， 淮军装备的近代化在当时又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 这就使吴汝纶对即将来临的中日之战忧心忡忡， 所以在篇末点明该文主旨：“取国家兵制之变及淮军所以制胜者论之， 俾后之谋国是者有考焉。” （7） 吴汝纶的这篇文章既有历史感， 又有现实指向性， 反映了淮军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 光绪十七年 （1891） 保定淮军昭忠祠暨公所建成后， 吴汝纶为昭忠祠题写了多副楹联， 其中一幅：“生为人杰， 没乃鬼雄， 浩气拱神京三光争曜；白骨成灰， 丹心不死， 义声于淮水万古长流。” （8） 写出了淮军将士的爱国忠心与英雄气概。
在李鸿章奏报修建淮军昭忠祠的同时， 安徽巡抚沈秉成奏请为李鸿章之父李文安立庙祠祀。李文安曾奉命回乡组织团练与太平军战斗， 卒于军中。李公庙与淮军昭忠祠同时而成， 李鸿章请吴汝纶撰写庙碑。《李公庙碑》将李鸿章的成就与其父的教诲联系起来， 述说李文安“立大功报国自效， 时不展其用， 位不充其志”, 然李鸿章率领子弟起上海， 转战吴、越、齐、豫、燕、秦， 平定中原， 天下号称淮军， 惜其父不得见。吴汝纶谓：“合肥自孙曹以来， 用武之地也。山水奇杰， 人民果劲立节概着在前纪” （1） , 而此后几百年不闻有名世君子出其间， 正是李氏父子崛起其间， 最终平定中原。铭文还特意提到“与湘代兴”, 指出淮军代替湘军成为国之利器， 是由李氏父子肇端而兴起的。
这一时期， 吴汝纶还撰写多篇记述程学启、张树声等淮军人物的文章。如其所撰的《程忠烈公神道碑》叙述程学启曾参与湘军与太平军战斗， 后由湘入淮， 成为淮军重要将领。程学启从李鸿章入上海， 平苏州， 援浙江， 克嘉兴， 在战斗中身先士卒， 陨于军中。吴汝纶详述其战功， 并评论：
公为将纪律精整， 应机捷出， 阴阳阖开， 神鬼眩骇。大小百余战未尝败挫……自到上海， 见外国兵械劲利， 深研潜讨， 一变中国旧法， 师彼长技。淮军用西域枪炮， 自公倡始。李公以外国将骄蹇， 难制驭， 独令公挟以攻战。起太仓迄苏州， 与戈登交推互服……及闻公死， 戈登乃独流涕叹惜， 从李公求得公战时大旗二携归英国， 以为表记……公没卅年， 中国与日本战， 诸将失利， 李公匡居叹息曰：“程方中若在， 何忧？敌为！”其遗烈在人如此 （2） .
程学启为淮军名将， 英勇善战， 助守上海， 迭克江南数座名城， 进而为淮军平吴奠定基础， 而如今淮军却在与日本的战事中一败涂地， 让人产生良将不在的慨叹。吴汝纶特别强调程学启对于外国兵械的关注， 深研潜讨， 师彼长技， 开淮军用西人枪炮之端。正是这样一位身先士卒、忠勇善战且又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枪炮装配的淮军将领， 引发了吴汝纶“使公不死， 国孰我侮” （3） 的感慨。吴汝纶此文可以看作是对以往淮军功绩的追怀， 为淮军招魂， 期望淮军积极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 在以后的战事中英勇作战， 从而重振军威。
三、李鸿章逝世前后吴汝纶对其形象的书写与总结
甲午海战后， 李鸿章一手创办的北洋水师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李鸿章及淮军的声望都降到谷底。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 割地赔款， 被视为卖国贼。而李氏本人在日谈判期间遇刺， 更是身心俱疲， 以为奇耻大辱。其后， 李鸿章在八国联军入京后帮着收拾清王朝的烂摊子而签订《辛丑条约》。李鸿章以年迈之躯， 承受淮军惨败之痛和签订割地赔款条约之辱， 正如吴汝纶所言：“自倭事起至今， 傅相为中国士夫所唾骂， 此由政府扬其焰， 而后进之士， 闻声和之。” （4） 吴汝纶则尽力为李鸿章辩解， 认为甲午之败， 中国失利， 是大厦已倾， 李氏及淮军独木难支， 不可将所有责难诿罪于李氏一人身上。
吴汝纶积极为李氏编辑文集， 希望将李鸿章30年的奏稿结集， 以彰显其求强苦心与谋国忠心。这在吴汝纶与李鸿章及其幕宾的尺牍中时有表露， 例如：
弟以为傅相经营远略卅年， 前十年事具在奏稿。中十年， 则奏稿尚或假手幕僚；至总署信函， 则全系亲笔。后十年， 则机要事件， 皆在电报， 亦不肯倩人代办， 必出亲裁。现拟将此三者辑录成书， 则历年支持危局， 力求富强之苦心， 具在简册， 亦止谤之一道也 （5） .
鄙意：近来国史猥杂， 中兴诸公事业， 皆当仗所着文集以传远……某区区欲删定合肥文集， 不欲使贤相身后令名淹没于悠悠之口， 以为功名本末具在此书也“ （6） .
下走区区之意， 以为合肥在中国决为不朽之人， 编纂文集并不颛颛为一时解谤， 当与后之知人论世者考求心迹， 使是非昭然具见本集， 无所容其阿附也。至于身后之名， 窃谓五洲自有公论， 非中国一国所能任意高下， 惟一时自谓清流者， 全未识老臣颠末， 亦不得不宣布其生平酬略， 使有心者公共平议也 （7） .
从与潘藜阁等人的尺牍可以看出， 吴汝纶希望将李鸿章的奏稿、信函及电报等编成简册， 这些简册皆出自李氏之手， 其历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强之苦心， 都于此可见。吴汝纶认为， 这些简册的出版， 正可以显示李鸿章为国之鞠躬尽瘁， 正可以堵悠悠之众口， 正可以止无端之诽谤。但编辑李鸿章文稿， 并非易事， 从吴汝纶《答李季皋 （八月廿一日） 》一文即可看出：”《奏稿读选》粗定， 分手钞录， 尚未蒇事。卅年中经手者不一人， 辑录者不一例， 大约办理军务时， 往往但留正折， 不收清单；到直之后， 则往往不注日期；至光绪十三年以后， 则止有奏稿， 不见所奉谕旨， 此皆由幕府诸人不知公事， 各以己意裁定， 故有此失。“ （1） 吴汝纶十分注意材料的区分取舍， 往往择选最能代表李氏亲自所为之作：”弟知到直以来， 奏稿或付之幕僚， 总署信函则必断自亲裁， 不假他手， 其中多交涉要政， 最为师相加意之件。“ （2）
吴汝纶此后经李季皋之手求得李鸿章积年与总署函稿及其他亲笔信稿， 经过编纂先成疏稿， 以《李肃毅伯奏议》为题于光绪二十四年 （1898） 年石印刊行。吴汝纶在《上李傅相 （丁酉人日） 》中说：”某现编辑尊疏， 尚未蒇事， 拟钞详、简二本， 先以简本问世， 此事门人弟子之责， 无可辞让， 惜某年未六十， 精力日衰惫， 不能精校， 恐不尽当人意也。“ （3） 可见吴汝纶将编辑李鸿章文集当成分内之事， 尽心尽力， 欲以李鸿章之奏稿信函等行世， 以证李氏的救世之心。吴汝纶晚年除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东渡日本考察学制， 撰成《东游丛录》之外， 花费大量精力编纂李鸿章的奏稿等， 汇为《李文忠公全书》， 为世人认识、评价李鸿章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李鸿章于1901年病逝， 距其代表中国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仅几个月时间。可以说， 李鸿章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抑郁而亡， 中国民间对其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菲薄痛斥。着名学者梁启超在李鸿章去世不久即撰成《李鸿章传》， 称”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 然”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 ”吾敬李鸿章之才， 吾惜李鸿章之识， 吾悲李鸿章之遇“ （4） .吴汝纶遵照李鸿章遗命， 承担其墓志文的撰写工作， 《祭李文忠公文》《李文忠公神道碑铭》《李文忠公墓志铭》以及”分寄各省， 以备采择“的《李文忠公事略》一组 （九篇） 文章， 可视为吴汝纶对李鸿章及淮军比较全面的书写与总结。例如， 他在《李文忠公神道碑铭》中表彰了李鸿章对洋务运动的贡献：
同治十一年， 与曾公合疏， 选学童送往美国就学， 岁百廿人， 期以廿年学成， 岁归百廿人为国效用。未几， 中学而辍， 公争不能得， 随遣生徒分出就学英、德、法诸国， 前后踵相蹑不绝。及建海军， 将校尽取才诸生中。初在上海， 奏设外国学馆， 及驻节天津， 奏设水师武备、管轮、电报、医术诸学堂， 海陆诸军又各自立学堂， 兵学浸盛。卒以财权不属， 不能大展功绪 （5） .
吴汝纶充分肯定李鸿章培养人才， 建海军， 设立水师武备、管轮、电报、医术诸学堂之功。面对国势日颓， 对李鸿章独木难支也有陈述：”自公始出治兵， 至是四十余年， 国势日益倾， 外患日益危逼， 公内固疆圄， 外交强邻， �y拄艰困， 济变振急， 五洲交推， 与德相毕士马克、英相格兰斯登并称贤相。“ （6） 而庚子之乱， 八国联军内犯， 李鸿章以年迈病躯， ”孑然一老， 与八国强兵相抗年余“, 突出李鸿章年近八十、行将就木之人， 尚且为国操劳 （7） .
李鸿章去世后， 朝廷命在其立功之地， 建立专祠。门下士人请吴汝纶代撰李公事略， 分寄各省， 以备采择。吴汝纶撰写了《直隶胪陈事迹疏》《山东请建专祠事略》《江苏专祠事略》《浙江专祠事略》《福建专祠事略》《河南专祠事略》《上海专祠事略》《天津专祠节略》《京师请建专祠呈稿》等九篇文章， 一一表彰李鸿章及淮军业绩。例如， 《直隶胪陈事迹疏》详述李鸿章一生军事、外交业绩， 至为详备， 乞付史馆， 以备采择；《山东请建专祠事略》重点陈述李鸿章两次剿捻之力及在山东堪议河事之功；《江苏专祠事略》述江苏为李鸿章发迹立功之地， 指出中国用洋枪洋炮自淮军始， 中国各省开办制造， 自江苏始；《天津专祠节略》除述李鸿章及淮军战功， 并就”李鸿章不能为国得人“”船炮皆当自制， 外购为绝大漏厄“”国家以防务专委李鸿章， 及至有事， 无一足恃“”海军统将委用非材“”淮军陆路以暮气致败“等观点进行反驳 （1） .可以说， 吴汝纶通过九篇事略， 为李氏与淮军扬功止谤。由于吴汝纶与李鸿章的特殊关系， 长时期近距离接触李鸿章， 对其思想、行事有较细致真切的观察和思考， 所以对毁誉参半的李鸿章抱有”理解之同情“;另一方面， 吴汝纶又与李鸿章保持一定距离， 对李鸿章的书写保持着清醒的理性色彩， 并非一味赞颂， 例如， 他指出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面临重重困难， ”不能大展功绪“, 李鸿章个人”性阔达， 喜嘲谑， 忌者益众“ （2） , 是其饱受非议的个性原因。总体上看， 吴汝纶的评价还是比较公正和公允的。
综上所述， 吴汝纶将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定位为”不深不浅“, 事实上吴汝纶与李鸿章一直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 可视为李鸿章在幕的幕僚。吴汝纶既受李鸿章知遇之恩， 依庇于李鸿章， 参与政事， 谋求自存与发展， 特别是文教事业的发展；又与李鸿章保持一定疏离， 保留了传统士大夫文人的特立独行的姿态。吴汝纶作为桐城派古文大家， 通过对李鸿章、淮军将领及淮军整体形象的书写与总结， 树立了李鸿章及淮军的正面形象， 对世人全面、客观评价李鸿章及淮军具有参考意义。
注释
1 曾光光《吴汝纶研究述评》 （《安徽史学》2006年第2期， 第75~80页） 一文梳理了吴汝纶研究的主要方面及代表性成果。近十余年来， 吴汝纶研究进一步深化、拓展， 值得注意的成果有：潘务正《回归还是漂流--质疑吴汝纶对桐城文派的”复归“》 （《江淮论坛》2004年第3期， 第109~116页） 、翁飞《李鸿章、吴汝纶和巢湖淮军昭忠祠》 （《江淮文史》2005年第5期， 第124~132页） 、李琳绮等《吴汝纶生平述略》 （《江淮论坛》2008年第1期， 第133~138页） 、董丛林《吴汝纶弃官从教辨析》 （《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第46~62页） 、吴昭谦《李鸿章与吴汝纶的师友情缘》 （《合肥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第32~34页） 、杨新平《吴汝纶古文风格观新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2年第2期， 第98~103页） 等。
2 李景濂：《吴挚甫先生传》， 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4册， 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版， 第1128页。
3 （2） 吴汝纶：《上李相国 （同治十年） 》， 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3册， 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版， 第3、4页。
4 吴汝纶：《上李相国》 （十月十五日） , 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3册， 第63~64页。
5 张小船：《张小船来书》， 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3册， 第65~66页。
6 吴汝纶：《张筱传六十寿序》， 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1册， 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版， 第78页。
7 吴汝纶：《与川东道张蔼卿》， 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3册， 第77页。
8 董丛林认为， 吴汝纶弃官从教， 出任莲池书院山长的原因是：”对官场越来越抱有厌弃心理， 而对颇有根基的文业， 则怀蓄着牢不可破的挚爱情节， 更有维护和发展由曾国藩嫡传的文派、学派的人生理想， 这使吴汝纶做出超俗的抉择。“可参见：《吴汝纶弃官从教辨析》， 《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第46页。
9 吴汝纶：《与陈右铭方伯 （闰月十一日亥刻） 》， 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3册， 第103页。
10 吴汝纶：《答陈右铭 （闰月十二日） 》， 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3册， 第104页。
11 吴汝纶：《答陈右铭 （闰月十二日） 》， 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3册， 第105页。
12 吴汝纶：《上李傅相 （十二月十三日） 》， 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3册， 第112~113页。
13 吴汝纶：《答李季皋 （七月九日） 》， 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3册， 第117页。
14 吴汝纶：《答潘藜阁 （八月廿六日） 》， 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3册， 第125~126页。
15 李鸿章：《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折》，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李鸿章全集》第14册， 第325~326页。
16 傅德元：《李鸿章与淮军昭忠祠》， 《安徽史学》2006年第3期， 第73页。
17 （5） （6） （7） 吴汝纶：《合肥淮军昭忠祠记》， 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1册， 第102、104、104、105页。
18 王尔敏：《淮军志》， 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第373页。
19 樊百川：《淮军史》，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137页。
20 王胜利主编：《保定淮军公所》，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19页。
21 吴汝纶：《赠光禄大夫记名御史刑部郎中合肥李公庙碑》， 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1册， 第107页。
22 （3） 吴汝纶：《程忠烈公神道碑》， 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1册， 第111~112、112页。
23 （5） 吴汝纶：《答潘藜阁 （十月十五日） 》， 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3册， 第134页。
24 吴汝纶：《与周玉山 （六月三日） 》， 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3册， 第151~152页。
25 吴汝纶：《与刘芗林》， 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3册， 第152页。
26 （2） 吴汝纶：《答李季皋 （八月廿一日） 》， 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3册， 第124~125、125页。
27 吴汝纶：《上李傅相 （丁酉人日） 》， 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3册， 第140~141页。
28 梁启超撰， 何卓恩评注：《李鸿章》，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5页。
29 （6） 吴汝纶：《李文忠公神道碑铭》， 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1册， 第215、216页。
30 陶运宗《淮军政治与后期桐城派的文学表征--以吴汝纶的李鸿章形象书写为例》一文指出， 在吴汝纶笔下， 李鸿章是国家的”万里长城“、是孤独的悲剧英雄形象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第104页） .
31 吴汝纶：《天津专祠节略》， 朱秀梅校点：《吴汝纶文集》下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第386~388页。
32 吴汝纶：《李文忠公神道碑铭》， 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1册， 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