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蒙古秘史》是一部成书于13～14世纪的文学巨着，其多用散文性的文字和语言，在传达出优美的文学审美的同时，以其独特的构思和内容，展现出蒙古族迥然不同与汉族的文化内涵。从《蒙古秘史》的行文方式、意向选取以及神话内涵3个方面进行解读，分析其中所蕴含的草原文化的内涵。
关键词： 《蒙古秘史》; 行文方式; 意向选取; 神话构思;
《蒙古秘史》包含的蒙古族文化气息,折射出文学是社会缩影的真实写照。我们在从一个民族的文字中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也就是文学中常说的“知文以见事”。通过对于文章中意向选取等文学要素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做到探析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缩影。
1、 别具一格的行文方式
《蒙古秘史》全书多是采取散文式的行文用来记叙事件发生,可将其与中国传统史诗做一个对比:不论是先秦时期的《春秋》,或是汉代《史记》《战国策》,再往后历朝历代史书。传统史书的行文多是以记叙为主,行文也是采取的直白话[1],基本没有散文式行文的方式。但如果将比较范围扩大到欧洲古史诗,我们会发现不论是古代英国的《贝奥武夫》,还是稍晚一点的《尼伯龙根之歌》,其行文方式就偏向于散文了。
故此我们可以推断,《蒙古秘史》散文式史诗行文可以折射出以下2点:一是史诗写就时,史诗写就民族的国家结构并不完备,相对于传统高度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度,这些民族往往是散乱封建制,集权程度低。二是这类史诗并非官方编纂。而将其与历史事实一一对应,《蒙古秘史》书成时蒙古虽然已经建立汉国,但集权并不明确,仍是类似于西方领主-附庸封建制的集权程度;而更显而易见的是《蒙古秘史》绝非蒙古官方史、更非元史。明确这2个大背景,将为我们接下来的论述奠定基础。
2、 违反常理的意向选取
在《蒙古秘史》中,最为反常的意向选取某过于“狗”。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凡是带有“狗”字的意向多是贬义,譬如“走狗”“癞皮狗”,但《蒙古秘史》恰恰相反,其中多是以“狗”来形容对于英雄的赞美,譬如在大战前夕,对于成吉思汗的4位猛将,作者如此刻画:“额如生铜般坚硬,舌如锥子般尖长,心如钢铁般无情……四条吃人的疯狗,欲吃我人肉尸骨……此四条疯狗者,乃蒙古大将哲别、忽必烈等……”且看其中的形容,可以说是凶相毕露,与传统史诗中对于正面人物温润如玉的描写迥然相异,而且最为突出的特点莫过于“狗”的意向选取。之所以会出现这类意象,各路学者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蒙古族以狼为图腾,奉狼为祖先,故而选取和狼最为类似的“狗”作为正面人物的象征;而笔者则认为,之所以《蒙古秘史》会选取“狗”作为铁木真手下大将的描写形象,则也是出于游牧的习性进行选择的:蒙古族好打猎,而打猎需要2种生物:一是猎犬;二是鹰。猎犬在捕猎过程中可以说是猎人的左膀右臂,也就是得力助手,故此,史诗在进行叙述的时候,选取了“狗”的意向来形容一些猛将,顺应的正是游牧的习俗。正如前文所言,《蒙古秘史》中对于“鹰”意向的选取也顺应了这一思想,只是和狗的意向选取稍有不同,“鹰”意向的选取更加高远。在《蒙古秘史》中,鹰的意向多是用来形容近乎神迹的崇高象征,这恰恰对应了猎鹰在捕猎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飞上天空侦查——对应神的预言。
由此我们可以渐渐清晰,在《蒙古秘史》中,各类意向的安排以及行文其实是顺应了其游牧的习性而产生的。
3、“野性十足”的神话构思安排
《蒙古秘史》大体可分为3个部分,在最初的部分,史书描写了蒙古族的始祖发源:两位民族始祖,以奶汁哺育后代的故事,象征着这个富有野性和强悍生命力的民族,是具有喝母鹿奶汁长大的苍狼的高洁优美和坚强的品格。如果读者对于欧洲历史有所涉及的话,会惊讶地发现罗马史诗《埃涅伊德》也出现了类似于“母狼哺乳”的传说。反观传统中国史诗,从盘古开天到女娲造人,传达的都是一种柔和且“温顺”的意向,和《蒙古秘史》中野性十足的鹿狼传说大相径庭。毫无疑问,这折射出蒙古族人骨子里的野性。这种野性绝非是一朝一夕,仅凭一部史诗就能形成并传承的。归根结底,这种野性的根源是地理环境[1]:茫茫草原、无边无际,塑造了这一民族豪放且野性的民族性格。反映在史诗中,就形成了“狼”和“鹿”意象交融的结果。而正是这种民族的文化积淀,反映在历史中就演变成了松散汉国的集权方式,因而也印证了我们前文论证关于行文方式的渊源性。
4、 总结
《蒙古秘史》绝非是一部单纯的文学着作,通过对史诗的解读,我们分析出蒙古族的民族性格以及其所代表的草原文化内涵:豪放、自由、野性。虽然随着民族融合和中央集权的加强,草原文化也在发生着变化,但是骨子里的精华,正是《蒙古秘史》所展现的,这种生生不息的精力活力。
参考文献
[1]王艳凤,阿婧斯.蒙古史诗与印度史诗中的隐喻之比较[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