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光复初期，台湾已具备较为完善的广播系统。光复后，台湾广播电台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展开合作，利用广播传播国家意识，对台湾民众进行"去殖民化"与"再中国化".然而受日本长期殖民统治的影响，加之国民党政权治理不力等原因，国家意识传播陷入困境，传播空间受到台湾地方意识的挤压。特别是在"二二八事件"中，台湾广播中国家意识传播被迫中断，广播一度成为部分台籍精英传播台湾地方意识的工具。虽然"二二八事件"后，国民党政权试图加强广播中国家意识的传播力度，但这种消解台湾地方意识的努力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关键词：台湾；光复初期；广播；国家意识；地方意识；
Abstract:During the early revival period,Taiwan already had a complete broadcasting system.After the recovery,Taiwan Radio Station cooperated with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aiwan Province to sprea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rough broadcasting so as to"decolonize"and"re-sinicize"the people of Taiwan.However,under the influence of Japan's long-term colonial rule,coupled with the ineffective governance of the Kuomintang regime,the spread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was in trouble,and the spreading space was squeezed by Taiwan's local consciousness.Especially in"the February 28 Incident",the spread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Taiwan's broadcasting was interrupted,and broadcasting became a tool for some elites of Taiwan to spread Taiwan's local consciousness.Although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tried to strengthen the spread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broadcasting after"the February 28 Incident",this effort to dissolve Taiwan's local consciousness did not achieve the expected results.
Keyword:Taiwan; the early days of revival; broadcasti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local consciousness;
光复初期，广播是台湾最重要的传播媒介之一，亦是高度政治化的传播媒介。作为国民党党营事业，台湾广播电台在光复后积极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以下简称"长官公署"）合作，并成为在台湾传播国家意识的重要阵地。然而，广播中国家意识的传播受到台湾地方意识的挑战，严重影响了国家意识的传播效果。"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广播电台吸取事件教训，加强对国家意识的宣传力度。
目前，两岸学者对光复初期国民政府在台湾的各项宣传工作及民众回应多有研究，但对国家意识在台湾广播中的传播仍存在深入探讨的空间。本文以1945年10月至1947年5月期间的台湾广播为研究对象，根据以往较少被学界使用的档案、报刊等史料，从媒介视角揭示光复初期国家意识在台湾传播的情况及其所遇困境。
一、日据时期至光复初期台湾广播系统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中期，日本殖民统治者出于同化与教化台湾民众的政治目的，积极在台湾建立广播系统。1928年，台湾总督府建立台北放送局，开始正式播音。1930年，台湾总督府设立台湾放送协会，负责管理与发展广播事业。此后，台湾广播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32年和1934年，台南与台中放送局相继成立。20世纪40年代，出于战争需要，台湾总督府又在嘉义市郊的民雄设立放送所，该放送所可将电波播送至整个东亚及东南亚地区。1942年和1944年，嘉义和花莲又增设放送局。"至此，全岛广播网络建构完成，整个台湾岛可以在同一时间收听同一节目"[1],并且具备了向岛外播送的技术条件。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以下简称"中广处"）指派林忠1为台湾地区广播电台接收专员，"随带技术佐理人员于十月二日随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前进指挥所乘机飞台"[2].台湾放送协会及各放送局均由林忠等人负责接收，并改组为台湾广播电台。[3]光复初期，台湾的新闻与出版事务隶属于长官公署下辖的宣传委员会管理。而台湾广播电台则由中广处直接管辖，其与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仅属于合作关系，无隶属关系。"平常电台和长官公署之间并不太联络，未受陈仪的长官公署管辖",同时"台湾广播电台虽也隶属于中央党部，但并不归台湾省党部管".[4]这使得台湾广播电台能够相对独立于台湾省的党政体系运作。
台湾广播电台以台北广播电台为总台，下辖台中、嘉义、台南、花莲等4个分台。经中广处任命，林忠担任台湾广播电台台长。林忠接手电台工作后，对电台人事进行了较大规模改组。他将电台原有的日籍行政人员全部解雇，因未找到合适替代者，日籍技术人员则暂时留用一部分，此后亦"渐次加以解雇";电台原有的台籍职员则"全部加以审查后重新任用".[5]20 21日据时期台湾放送协会经费入不敷出，负债严重。中广处接管后出于经费考虑，又命令林忠裁减职员。台湾广播电台职员人数由日据时期的578人锐减到100余人[6]142,其中大多数职员留在台北总台办公。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由于美军的空袭和封锁，台湾广播电台的播音机严重受损。到日本投降时，台湾广播电台的总输出电力仅为22.6千瓦。台湾光复一年后，战时被损坏和缺少器材的播音机全部得到修复，台湾广播电台的总输出电力增加到126千瓦。[7]2481946年11月，台东广播电台设立，台湾的广播电台增加到6个，台湾广播网络得到进一步完善。[6]142而当时中广处下辖电台总计41个，总输出电力460千瓦。[8]台湾的广播电台数量在国民党党营的全国广播电台中占14.6%,输出电力超过国民党党营广播总输出电力的四分之一。
台湾广播系统的状况还体现在收音机的普及上。从1928年到1943年，在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大力推广下，台湾广播的收听户数一直呈上升态势。到1943年底，台湾广播收听户数已超过10万户，其中台湾本省人达到4.6万余户。[9]此后，台湾受战事影响，"收音机被破坏而无法修理，听户的数目便也逐渐减少，可是民众对于收音的爱好，却未尝稍减。直到日本投降为止，其收音机总数，尚能维持到五万台左右。"[10]光复初期，由于不再强制听户登记，台湾收音机数量难以掌握，一般估计在10万台左右。[7]249到1946年底，台湾总人口为609万余人[11],这意味着台湾平均约60人就有一台收音机。城市中收音机的普及率更高，截至1947年6月，在台北、台南、台中等三个城市，仅登记在册的收音机数就各达到1万台左右[6]144,平均不到20人就有一台收音机。在台北等城市，公共收音机亦十分普遍，民众"在街上走路的时候，可以听到无线电广播不时放送新闻与音乐，又时常看到卖收音机的商店".[12]有学者推测，1949年解放前夕，上海拥有收音机的市民达到25万~30万户，平均每10余人至20余人有一台收音机。[13]这一数据与台北等城市大致相同。但除上海外，收音机在大陆其他地区并不十分普及。
二、光复初期台湾广播中国家意识的传播
国民党党营广播电台自1928年创办时起，就一直充当党国喉舌的角色。党营广播电台播出的各种节目，始终致力于贯彻国民党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通过新闻节目，引导民众认同三民主义意识形态，进而使民众对国民党缔造的"党国"产生认同；通过国歌、国学、国乐、国剧（亦称平剧，即京剧）等节目，"使人们对这个'党国'在心理上、情感上产生相当的归属感和认同度"[14].广播内容隐含着国民党训政时期的权力关系，即国民党是国家的领导者与统治者，其有权对"后知后觉"的民众进行政治规训，以塑造符合国民党人理念的现代民族与现代国民。
台湾光复后，作为国民党党营广播事业的一部分，台湾广播电台无疑需要宣传国民党建构现代国家的理念。然而，相较于大陆其他沦陷地区，台湾又具有一定特殊性。台湾受日本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为巩固统治，国民政府亟需对台湾进行"去殖民化"与"再中国化".因此，光复初期的台湾广播电台肩负着使台湾民众在思想上"去殖民化"与"认同祖国"的双重使命。
对于台湾广播电台的政治使命，台长林忠与长官公署的认识颇为一致。林忠在接收台湾放送协会时，提出今后"台湾电台之中心工作，拟注重于三民主义、总理遗教、总裁言论之宣扬、及国语之推广"[5]22.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亦认为，台湾同胞不仅对祖国过去的历史模糊不清，对祖国现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动态也很茫然，需要消除台湾民众与祖国大陆的隔膜，"把过去受日人的欺骗宣传所引起对祖国的一切不正确的观念，逐渐廓清，逐渐扫除","向建设三民主义的新台湾迈进".[15]62而台湾"民间收音机之装置，相当普遍，故广播电台亦为宣传之利器，随时督促其改进节目，以宏效用"[16]120.
台湾广播电台节目设置充分贯彻了上述政治使命。具体而言，在"二二八事件"之前的日常广播工作中，台湾广播电台除了播送新闻、音乐等常规节目外，还增加了大量教育类节目。其中，国语讲座与国语发音示范是光复初期台湾最重要的广播节目之一。鉴于日据时期的"皇民化运动"使多数台湾民众已经不会说国语，只会日语以及闽南语、客家话等方言，台湾广播电台配合长官公署所发起了"国语运动",于1945年12月起每日播出国语教学节目。针对台湾儿童，台湾广播电台开辟了"儿童时间"节目，以常识与名人故事等内容"启发儿童之爱国思想".[17]215历史地理讲座通过介绍祖国大陆的历史与地理知识，增强台湾民众对祖国的了解。常识讲座则包括"国民党党义，总理、总裁言论，或忠烈史迹"等内容。[7]249在重要的节庆纪念日，如抗战胜利纪念日、台湾光复节期间，台湾广播电台会实时转播相关纪念活动，并播出《祖国》《安平之战》等广播剧，激发民族情感。[17]2191946年1月至10月期间，教育类节目在广播节目中占比仅次于音乐和新闻。[17]212
此时，国语在广播用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台湾广播电台所使用的播音语言包括国语、闽南语、客家语、英语与日语5种。在1946年所有播音节目中，使用国语播音的节目时长占42%,闽南语占39.7%,客家语占7.4%,而多数台湾民众惯用的日语仅占3.5%.随着1946年10月陈仪规定所有媒介取消日语和日文，广播中日语所占比例进一步减少。到1947年，日语新闻被取消，日语播音时长已不足1%.[6]144
长官公署虽不能直接管辖台湾广播电台，但亦通过合作的形式，充分利用广播电台为自身施政服务。台湾广播电台播放的各种讲座均受到长官公署的帮助与指导。国语讲座经常邀请长官公署国语推行委员会的语言学家进行发音示范[17]214-215;历史、地理与常识讲座受到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的指导，由宣传委员会派人或聘请学者主讲；新闻广播内容需要由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审查，部分台湾本省新闻的广播稿更是直接来自宣传委员会。[18]1946年7月，长官公署专门在台湾广播电台开设政令广播节目，将长官公署各部门的"重要政令用语体文译送广播电台广播，各县市政府均有专人负责收录并分送有关部门办理"[16]157.
以陈仪为首的长官公署官员还直接利用台湾广播电台进行广播演讲。台湾光复的最初一个月内，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党、政、军各部门主管官员先后使用广播宣传政策。此后每逢重要节庆纪念日，陈仪均亲自进行广播演讲，其演讲内容深刻体现了国民政府在台湾的统治思维。"二二八事件"以前，陈仪的广播演讲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强调台湾民众已从被奴役者转变为中华民国的国民，台湾民众的解放应归功于中国抗战的胜利。尽管陈仪承认在中国大陆"全面抗战以前，台湾就已有过抗日战事，且有不少殉难死节的同胞"[19]4,但更多的时候，陈仪则强调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台湾民众处于日本殖民者的奴役之下。陈仪强调，"在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的时候，台湾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你们为日本政府所奴役，受不平等的待遇，现在你们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了","所以你们的地位，是已从日本政府的奴隶一跃而为中华民国的主人了。这是一个大变更，这是你们地位的一个大变更".[20]但是，"过去的国民革命，这次的对日抗战，台湾同胞，格于环境，都没有参加机会。而台湾光复，则全靠国家的力量，主席（即蒋介石）的功劳。如果不是雄才大略的主席领导抗战，争取胜利，台湾如何能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重归祖国的版图？台湾同胞如何能解除奴隶的桎梏，恢复自由的生活？"[15]10
第二，以民族主义激励台湾民众投身于战后国家复原与建设工作。抗战期间，民族主义思想是凝聚人心的关键因素，战后的国民政府仍需要利用民族主义团结民众，进而推动经济恢复和国家建设。[21]对于台湾来说，发扬民族主义更有着"去殖民化"的特殊意义。陈仪认为，台湾民众发扬民族主义精神首先需要学习国语，了解历史；其次要"恢复固有道德，恢复固有知识与能力，尤其要迎头赶上，学欧美的长处科学".陈仪以民族主义精神鼓励台湾民众，他认为抗战的胜利只是民族主义工作的一部分而已，"民族主义应做的工作，待我们大家努力的，真是无限。"[19]4他认为，要以抗战的决心、勇气、毅力以及牺牲来完成民族主义的全程。对于光复以后台湾与中华民国的关系，陈仪表示，"台湾与中华民国，休戚相关，利害与共，成为一体而不可分","全台湾同胞，须以中华民国一分子的地位，受蒋主席的领导，贡献所能，所有于全国，以帮助民国建国的完成".[15]15
第三，强调以三民主义为施政方针，建设"三民主义的新台湾".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即以继承"国父遗志"、实行"国父遗教"相标榜。而"国父遗教"中最为重要的，是被奉为国民政府官方意识形态的三民主义。陈仪在广播讲话中告诫台湾民众，"要视三民主义如生命，得之则生，勿得则死。要刻刻不忘三民主义，念兹在兹，释兹在兹。三民主义一日不实现，我们的责任一日不尽，要救国，要救民，只有三民主义。要使台湾同胞真正得到光复的好处，只有三民主义。"[15]6陈仪将台湾比喻为"实行三民主义的实验室，育种场"[15]3,他以实现三民主义的理想为号召，反复提出要建设"三民主义的新台湾".陈仪还指出，这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希望全台同胞，人人对于三民主义的实行，负一分子的责任。"[22]
"二二八事件"以前的台湾广播电台采用全台湾同时联播的形式。经台湾广播电台的播音，国民党主导的国家意识普遍地传播到台湾民众之中。在重要的节庆纪念日，陈仪等官员的广播演讲充满了国家意识的话语；在日常生活中，台湾广播电台的各种节目，从形式、内容到所用语言，亦体现了"去殖民化"与增强国家认同的政治意图。
三、台湾广播中国家意识传播的顿挫与再强化
台湾光复后，长官公署在台湾实施经济统制政策，使经济恢复缓慢，物价飞涨；在政治上对台籍精英有所歧视，不愿重用台人；在社会方面忽视对大陆返台人士及台籍退伍军人的安置，导致失业率增高，治安恶化。1946年初开始，台湾民众不仅对于长官公署的施政多有不满，更对大陆赴台官、军、民的能力与素养深感失望。大陆赴台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给台湾民众留下了十分负面的印象，这种负面印象在媒介与民众的传播中又被人为夸大和蓄意扭曲，演化为台湾民众对大陆普遍的负面观感。2台湾光复时台湾民众对祖国满怀希望，但很快演变成失望乃至绝望。有大陆记者观察到，光复时台湾民众对大陆赴台者称"祖国来的",而在光复一年后大多改叫"中国人"[23],称谓的变化显示出台湾民众对于"祖国"的情感产生了微妙变化。
对于台湾这种后殖民社会来说，被殖民的经历使民众自我意识更加敏感。[24]受这种高度"自尊"心态的影响，台湾民众对于台湾与祖国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台湾民众因为被日本长期殖民统治，受到诸多不平等对待，因而要求光复以后台湾在所有方面与大陆实现真正平等，对大陆任何"特殊对待"都极为敏感。另一方面，台湾民众又有相对的优越感，希望摆脱大陆的"拖累",实现自我治理与自我发展，实际上呈现一种"自我特殊化"倾向。光复后，台湾民众这两方面的敏感心理均有所增强，俨然在大陆与台湾之间制造了一道鸿沟。同时，台湾民众认为台湾特殊的长官公署与日据时期的日本殖民机构总督府无异，对祖国美好想象的破灭夹杂着再次被同族"殖民"的怨念，加剧了台湾民众被"特殊对待"的失落感。于是，台湾民众的地方意识不断增强，这种地方意识在族群问题上表现为对外省籍民众的排斥；在认同上表现为对国家认同的疏离与对台湾地方认同的增强；在政治上表现为要求台湾的高度自治。
"二二八事件"前，台籍精英利用当时宽松的舆论环境，主要通过报刊传播地方意识。1947年2月28日至3月8日，"二二八事件"使台湾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其影响迅速由台北扩大到岛内各大城市。原本由国民党控制的台湾广播电台也处于"失控状态",各类日常广播节目全部中止。在此期间，部分台籍精英和台湾民众得以利用广播表达其带有"殖民色彩"的地方意识，国民党主导的国家意识传播则陷入困境。
1947年2月28日至3月2日，虽然台北陷入混乱，但仍有大学生留在台湾广播电台台北总台。这些大学生取消了原有的广播节目，并在多数时间播放《军舰进行曲》《台湾军之歌》等日本音乐。[25]3月3日至7日，台北总台由台籍精英主导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以下部分简称"处委会"）控制，甚至成为其"御用电台"[26].在处委会控制下，台北总台"差不多每日自晨七时起至深夜十二时半止，几整日哇哇啦啦地广播不停"[27]583,广播内容"除了唱片，就是他们处理委员会的报告"[28]200.处委会每日广播的新闻，内容主要是发表针对外省籍民众的排外言论，批评国民党现有政策的不合理之处，在拥护国民政府的前提下要求进行台湾省政治改革。处委会中的台籍精英还利用广播，反复"号召全台湾有志之学生青年，应一致团结奋起，争取台湾的新生"[28]428,并认为"争取台人自治务必达到目的"[29].在这期间，台北总台的广播使用语言以闽南语、客家语、日语为主，很少使用国语。[28]200台东、嘉义、花莲等地广播电台亦出现台籍精英使用闽南语、日语广播以及播送日本音乐的情况。[30]
1947年3月9日，随着国民党援军陆续抵达，陈仪开始恢复对台湾社会的控制，"二二八事件"进入善后阶段。3 3月9日起，台湾广播电台的节目亦恢复到"二二八事件"前的正常状态。3月14日，陈仪越权向台湾广播电台发布训令，将台长林忠免职。[31]次日，陈仪正式任命长官公署参议曾建平代理台湾广播电台台长。[32]
在国民党官员看来，带有"殖民色彩"的台湾地方意识在"二二八事件"中充分表露，这更加印证了此前国民党官员对于台湾民众因长期受到日本奴化教育而缺乏国家意识的判断。因此在"二二八事件"善后阶段，国民党官员回应民意的重点并不在于实施"台湾自治",而是加强对台湾民众的教育，以国家意识重新塑造台湾民众。
"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广播不断强化对"去殖民化"和国家意识的宣传。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在广播讲话中表示："台湾在过去自然亦有不少的革命先烈，但是因为受了日本人五十一年的自私自利偏狭的教育，许多的青年同胞不知不觉中也中了这个毒，所以对国家的认识，尤其对革命的认识比较浅薄，而且因为过去日本人不许可台湾同胞学习社会科学，只许可学习谋生的技术",因而在事件中容易被"奸党"鼓动起来。为防止事件重演，柯远芬认为根本的办法就是台湾的再教育，将过去日本人的毒化教育改变过来，尤其要紧的是学习国语和国文、历史和地理、民族精神和固有道德，使台湾同胞完全变成一个名实相符的中国人。[33]陈仪在1947年5月对台湾民众的告别广播讲话中提出四点建议，其中第一条就强调"台湾省是我中华民族的一片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中华民族的至亲骨肉","中国与台湾，血肉相连，绝对不容割裂，从今以后，台湾再也不能离开祖国，祖国也绝不能再度遗失台湾。我们都是炎黄的子孙，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陈仪广播讲话的第二条又提出"希望全省同胞加紧学习国语国文，了解祖国几千年来累积的优良文化。……这是一种至性纯洁的民族主义运动，全省同胞都应赶快参加。"[34]国民党还在广播中明确提出："必须普遍宣传，积极推行民族教育，使全省男女老幼，皆知自己就是中国人，台湾是中国的国土，此后再也不能离开祖国，外附独立。同时要明白，中国好，是自己的国家，中国不进步，也是自己的国家，不该以日本人之遗毒，日本人之口吻随便非议祖国与同胞，台胞现在所应该首先认识的是这一点。"[35]
同时，相较于之前的电台节目，"二二八事件"后的节目更强调对民众进行国家与民族意识的教育。曾建平与陈仪一样，在广播讲话中说到：本省同胞受日本殖民统治奴化教育的结果，对于我国国情、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公民常识、政治常识等殊感缺乏；而且思想存在诸多错误，形成国民精神的病态现象。"二二八事件"的不幸发生，就是上述病态的爆发。台湾广播电台作为"民众教育的重要机构，今后应急起直追，毅然负起民众教育的责任，借广播的效能达到国民教育的普及与国民思想国民精神的改进"[36].曾建平宣布，"广播节目今后取材务必加以慎重的选择，凡是有违反国家民族或低级趣味的题材或歌曲，一概禁止广播，反之凡是有益于国家民族与高尚思想者，务期尽量广播，而且今后广播的主要材料，不限于时事广播，而是现代国民应具的常识","以到达强化国民思想，提高国民教育的目的".[36]在曾建平的主持下，台湾广播电台自1947年4月起对广播节目加以改进和充实，负起协助推行国民教育任务。其设有政治、经济、教育、国防、国语、法律、公民训练、政令宣导等十余种讲座，配合各种音乐、歌剧等娱乐节目，使台湾民众在娱乐中"聆受各种国民应具的常识，特别是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37].1947年底，台湾广播电台在工作报告中承认，其消解台湾地方意识的努力受限于外部因素而未能取得预期效果，此后台湾广播电台仍以激发台湾民众的爱国意识与民族意识为原则来编排和播放节目。[17]228235
四、结语
长官公署将抗战胜利后国家主权的恢复视为其统治台湾的正当性来源，并通过民族与国家强势话语的建构巩固自身政治权力。然而，随着台湾民众对陈仪施政的日益不满，台湾社会的民意快速变化。令人遗憾的是，长官公署与台湾广播电台的宣传策略并未作出合理调整，广播中所倡导的国家意识与台湾社会所弥漫的地方意识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紧张，这种紧张在"二二八事件"中彻底爆发。"二二八事件"期间，台籍精英及台湾民众利用社会秩序的混乱，通过广播宣传带有"殖民色彩"的地方意识，更反映出国家意识在台湾传播中遇到的困境，台湾社会试图强调地方意识而疏离国家意识。"二二八事件"后，国民党官员试图在广播中重新强化国家意识，以消解台湾的地方意识。但实际上，这种做法未能真正以国家意识为主体吸附台湾社会的地方意识，亦未能清除台湾地方意识中的"殖民色彩",只是在官方媒介中形成了国家意识对地方意识的暂时压制与覆盖。
长此以往，台湾民众的失望之情逐渐转化为对国民党政权的隐忍与怨恨，国家意识与台湾地方意识开始了漫长的拉锯与纠缠。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国家意识虽然一度在台湾社会中占据绝对优势，但在"解严"以后，台湾地方意识加速复苏，甚至在政治势力的刻意操弄下异化为具有"台独"倾向的"台湾主体意识".时至今日，如何利用媒介传播提升台湾民众的国家意识，遏制"台独"思想，已成为大陆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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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曾建平氏播告省民，今后广播事业方针[N].台湾新生报，1947 03 19（2）。
[37] 广播电台加开广播，向国内及南洋宣传，报导台湾政经物产等现状[N].台湾新生报，1947 05 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