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关系民族志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提出与发起,与20世纪中后期的哲学思潮和社会理论转向紧密相关。随着当下多点民族志、合作民族志、多物种民族志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民族志工作者意识到我们无法固定地、单一地进行文化和社会的民族志书写。全球化时代更需要一种跨地域、多维度的关系思维,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志对于整体性的把握。文章对关系民族志的概念、理论背景、范式类型以及书写策略进行了综合梳理与分析,并指出:理论上,关系民族志重新赋予了传统民族志新内涵,是对本质主义、结构主义与二元论的批判;方法上,关系民族志既能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又能消解地域与空间的局限,赋予研究主题更为广阔的全球化视野,以及多学科之间整体性与公共性的合作与关联。在以时空压缩、文化杂糅、资本流动、利益关联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时代,关系民族志无疑是世界体系下研究复杂社会与文化越来越重要的路径与方法,身赋学术使命并具较强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关系民族志; 理论范式; 书写策略; 整体性;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relational ethnography as a theoretical paradigm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rend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social theorie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20 th century.With the rise of multi-point ethnography,cooperative ethnography and multi-species ethnography,more and more ethnographers have realized that we cannot write about culture and society in a fixed and single way.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we need a cross-regional and multi-dimensional relational thinking in order to reach the holism of ethnography.This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outlines and analyzes the concept,theoretical background,paradigms,and writing strategies of relational ethnography,and reveals the following points:theoretically,relational ethnography has given new connotations to traditional ethnography,which is a critique of essentialism,structuralism,dualism;methodologically,relational ethnography can not only reveal the whole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fragments,but also eliminate the regional and spatial limitations,giving the ethnographical research a broader global perspective as well as multi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nd holistic relationality.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ime-space compression,cultural hybrid,capital flow,and interest correlation,relationship ethnography is undoubtedl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pproach and method for studying complex societies and cultures in the world system,with clear academic mission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 relational ethnography; theoretical paradigms; writing strategies; integrity;
一、关系民族志何以提出?
“关系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学术关键词,首先得到集中讨论和系统阐述,源于2014年哈佛大学教授马修·戴斯蒙德(Matthew Desmond)发表在《Theory and Society》杂志第5期《关系民族志(Relational Ethnography)》一文。在该文中,戴斯蒙德如此定义:“就广义而言,民族志的研究对象要么是关于地方,要么是关于群体。关系民族志既不是研究社会群体成员之间共享的社会属性,也不局限于特定地理区域,或社会组织之间的边界,它倾向于探寻不同行动者、机构,以及习俗与制度之间各种关系的交织与构成。概括起来,关系民族志是研究场域(fields)而不是地方(place),研究边界(boundaries)而不是具体的群体(bounded groups),是研究过程(processes)而不是客体化的群体(processed people)。”1为什么要提出“关系民族志”的概念,戴斯蒙德认为当下民族志写作者发现越来越难以通过单一的个体或个案来理解这个变化多端和纷繁复杂的世界。人类学学科史上,20世纪40年代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人类学系麦克斯·葛拉克曼(Max Gluckman)为代表的曼彻斯特学派就致力于关系民族志的探讨,运用拓展个案法(the extended-case method)。他们强调对社会关系、文化冲突与社区平衡的反思与理解,并超越地方和历史情境的时空关系,将个案描述与日常实践置身于更广泛的社会权力关系,以及更宏观的国家、世界背景中去,从而获得对当地社会文化的整体性理解,其代表作有《非洲的习俗和冲突》《北罗德西亚洛兹人和纳台尔祖鲁人的亲属关系与婚姻》《一个非洲社会的分裂与延续》等。
此外,西蒙·盖尔(Simon Gail)在《关系民族志:研究关系中的写作和阅读(Relational Ethnography:Writing and Reading in Research Relationships)》一文中,2指出关系民族志是对研究中的各种关系进行反思,强调研究主题与过程之中的关联因素和对话意识。盖尔基于对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和反思民族志(reflexive ethnography)的思考,认为这两种民族志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无法完整地呈现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关系。自我民族志过于依赖调查者或作者的独白,而缺乏与他者的对话;反思民族志往往强调对身份、权力与偏见的剖析,却没有把研究者所涉及的人际关系以及与报道人、读者之间的多重互动揭示出来。盖尔认为,无论是在研究设计、田野调查还是民族志写作阶段,研究者所卷入的各种关系、民族志书写与预设读者的“想象互动”、审稿人的建议以及还有其他各种关系,最终都会影响民族志的呈现方式。作者提倡要在研究者、写作者、读者以及参与者之间进行内部声音和外部声音的反思性对话。对此,盖尔认为关系民族志是一种能很好地呈现知识是如何以及和谁生产出来的研究方法,更是实现合作的、多声部的以及自我反思的社会实践。民族志文本不过是一种社会建构,在书写过程中,要注重揭示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争论与反思,包括民族志各角色中的感受、情感与身体反应,以及他们之间的伦理关系与相互影响。3
由此可见,关系民族志在学界还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词,但它作为一种民族志方法与实践学界早已存在。如埃文斯-普里查德《努尔人》一书借助牛来考察努尔人之间的政治、社会与亲属关系4;怀特在《街角社会》中除了研究帮派的日常活动与内部结构外,还关注帮派的街道政治以及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复杂关系5;巴特在《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一书中,描述了巴勒斯坦斯瓦特巴坦人血缘的、宗教的以及政治结盟关系,提出认同和民族主义是通过互动和协商出来的,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联盟是处于在冲突与联合之间的“摇摆游戏”;6特纳在《一个非洲社会的分裂和延续》中对恩丹布村落的地方组织和亲属组织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社会剧场仪式是减缓冲突和重构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和途径;西敏斯在《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一书中,勾勒了一幅加勒比海地区的蔗糖,如何通过生产与消费,联结全球资本主义贸易的权力交换图景7。在中国,虽然没有人提出“关系民族志”这个概念,但是已有相关学者对民族志写作过程中的关系主义进行了讨论。如王铭铭认为人类学的“整体论”是可疑的,“……是一种关系体的民族志——关系的民族志,而不是整体的民族志,这个整体要被化解为‘关系’来理解。”8彭兆荣认为人类学的基本研究主题应是讨论“关系”,其中包括人类与自然、文化、遗产、社会、发展的关系。9何明认为当下“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民族问题”的研究中实际上涉及关系主义认识论问题,“任何民族都是关系中的民族”,须置于内外关系及国内外多维关系之中才能得到解读。10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于中国社会特点“差序格局”的描述,11以及对中国民族关系呈现“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一体、混杂且相互关联的特征,进行了形象而又深刻的总结。12林耀华在《金翼》中,运用生命传记式的民族志手法,对中国地方的家庭关系、人际网络与乡村普通人的命运轨迹进行了揭示。13
近年来,随着多点民族志、合作民族志、多物种民族志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民族志工作者意识到我们无法固定地、单一地进行文化和社会的民族志书写。全球化时代更需要一种跨地域、多维度的关系思维,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志对于整体性的把握。基于以上的梳理,本研究提出如下几个问题,并展开讨论和给予回答。其一,关系民族志作为一种范式出场的深刻背景是什么?其二,关系民族志范式与类型可归结为哪几类?其三,关系民族志的书写策略要注意哪些?实践中,我们应如何书写关系民族志?
二、关系民族志范式的出场背景
关系民族志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提出与发起,与20世纪中后期的哲学思潮和社会理论转向是紧密相关的。随着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均富发达阶段,第三世界的异军突起,信息革命的冲击,以及自然科学的急剧发展,各种科学理论、社会思潮、哲学观点不断涌现,包括物理量子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海森堡测不准定律等一系列科学范式革命,社会科学中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布迪厄的实践场域论、胡塞尔的现象学、加达默尔的解释学,以及文化相对主义,消费主义,福柯和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等,标志着人们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理论与范式呈现出新的转向。这些转向主要体现为三大特征:一是以自然科学为母体范式的实证-结构逐渐让位于追求人文价值意义的理解-相对论;二是从追求社会文化结构与普遍法则的本体论、二元论逐渐转向多元主义、相对主义;三是从追求科学和逻辑的实在主义逐渐转向了注重行动目的和实践情景的建构主义与关系主义。具体表现为反对以绝对主义的主客体二元论、互动论、实践论,关系主义成为主流。这意味着,面对当下高速流动的全球化时代与空前复杂的现代性社会,此前以发现普遍规律和社会法则为己任的实在论、本质论、结构主义、实证主义等西方哲学思潮与社会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当下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文化变迁、社会转型与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一切都是混杂的,关系的,多元的,是这个世界的现实,这些为关系主义的立场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关系主义认为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关系系统,人与动物、植物、昆虫、山川、河流,都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命运共同体,彼此因关系而相互建构。不只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物与物、人与神之间的多维关系构成了我们这个多元的生活世界。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都处于过程、互动的关系之中,也只有在关系之中,事物的性质与意义才得以认识和呈现。我们不再以本质和实体来定义事物,反而是以过程和情景来定义事物。每一件事物都在内部外部的关系,以及相互的关系之中产生或强或弱,或隐或现的变化。特别是在人文世界,不能只是老强调以“我”为中心,从“我”出发去认识世界或他者,而应从关系性和交互主体的角度来进行相互理解。
关系民族志便基于这样的哲学思潮与社会理论转向而产生。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范式,民族志的核心就是要参与当地人的生活,对当地进行身临其境的观察与判断。它的方法论原则是通过参与(局内人视角)与观察(局外人视角)的过程,对特定地方的场景互动与社会关系进行描述。与其他实证的研究方法相比,民族志的优势在于能深入文化内部,长时段地观察社区权力关系、文化意义与互动模式,并给予深描和解释。这表明,民族志调查一开始就卷入地方的关系网之中,比如要处理好与报告人的关系,了解当地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与利益关系,同时要不断反思自己的立场,注意本文化与异文化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并遵循民族志的写作伦理原则。关系民族志更注重对于传统“科学民族志”的反思,源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于民族志与后殖民主义之间关系的批判反思,以赛义德的《东方学》为代表;民族志书写如何受政治经济及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影响,以西敏司的《甜与权力》为代表;如何表达民族志书写的主体性并反思与西方霸权之间的关系,以埃里克·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为代表;视民族志的写作文本为一种对话体和复调论;14特别是80年代《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的出现,彻底颠覆了以往人们对于民族志的认识。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写文化》的作者们质疑科学民族志的主客单向关系,对民族志文本的生产及表述进行了反思。其中的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主张民族志应是一个跨文化的对话过程,其表达方式受权力的影响;泰勒(Steven Tylor)认为民族志应是一个合作和“复调”的文本;马库斯(George Marcus)认为民族志写作是跟国家体系和世界政治经济进程紧密相关的,应将呈现的文化事项纳入更广阔的非宏观体系中去,以致力于人类学的整体性再现。具体怎么做?马库斯认为“民族志作者可以尝试在一个单一文本中来表现多重的、随机相互依存的场所,对每个场所进行民族志式的探索,而这些探索又通过发生于其中的行动的预期和非预期的结果而相互连接在一起。”15后来,马库斯又在多种场合提倡多点、多声部、合作式的实验民族志,16这可视为从理论和方法上实践关系民族志的典型。
三、关系民族志范式的类型
关系民族志主要是基于对科学民族志的批判、17文化交流与联接的分析、18田野调查点权力关系的审视,19以及民族志文本的建构与表征等而出现的20。其认识论基础是:世界是通过一系列关系来运作的,这些关系将人类社会、文化及生物与环境联系在一起,这些关系没有规律可言,是偶然的,混合的,突变的。通过关系的考虑,我们可将个体与地方,以及更宏大的世界体系与全球化联系起来,将各种文化事项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联系起来,克服主客二元、静态结构与本质实体论的局限,理解和分析各行动主体的位置性与社会场域,反思社会实践与知识生产背后的权力关系,超越地方的、结构的、静态的思维方式,以获得对文化现象和社会文本更为丰富、多元和立体的解释。总结起来,关系民族志范式的类型可有以下几种。
1. 网络民族志。
网络民族志是基于当下的世界是一个多元的、混合的现实,主张人、事、物都是一种网络的关系维度。这种网络关系,是多节点、去中心、多维度和不断生成(becoming)的。理论代表有:哲学家德勒兹(Deleuze)和瓜达里(Gautari)的“根状茎”(rhizome)与聚集(assemblage)理论,21社会学家拉图尔(Latour)的行动网络(ANT)理论,22人类学家蒂姆·英格(Tim Ingold)的网状组织(meshwork)理论23。这些理论主张在民族志写作中,用多维多元的网络关系分析,来讨论文化变迁、政治生态学与社会运动等议题。网络民族志认为人类一直是网络关系的创造者、参与者与组织者,人们通过社会实践,将物质、思想、金钱、技术与环境、植物、动物联系起来,从而呈现出复合多样且不断生成与流动的文化景观。网络民族志的旨趣在于打破主观与客观、自然与文化的截然二分,视文化与社会为一套复合的聚合体,并将社会文化之外的一些非人类因素如物件、机器、生物纳入一套关系网络体的分析框架之内。网络民族志代表作品为项飙的《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24项飙通过在印度和澳大利亚对印度IT劳工在全球信息技术产业上的流动,讨论在全球资本的高速流动过程中,劳动力是如何被调动、交易与被控制和管理的;以及经济的“嵌入性”之下,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如何通过制度和社会的因素重新被建构。此外,还讨论了在个体化、民族化与全球化交织的网络关系中,印度IT劳工是如何实现价值转移的,以及经济全球化如何重塑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2. 多物种民族志。
多物种民族志是针对当下生态的危机,以及人与科技、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而提出的,主张通过关系的维度打通人类与不同物种、微观体验与全球化视角之间的交杂与混合,认为人类与各种物种之间是可以通过语言、意识形态共情和通约的。没有了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人类与其他物种是无法存活的。多物种民族志的代表作是美国人类学家(Anna Lowenhaupt Tsing)《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25。此书以小见大,不仅阐述了松茸与人类、森林之间的共生(Symbiosis)关系,以及采集者与松茸人工培育之间的文化纠葛,还从松茸交易链条来透视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以及全球化在地方的差异。此书试图告诉人们,所有的物种都在改变世界,并非只有人类中心主义或单物种的概念,人类与多物种彼此关联,这恰是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生活隐喻。本书采用时空交错的民族志书写手法,以多维度的聚集(assemblage)的手法,把一个小小的蘑菇与资本主义相联系起来,折射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生产链与人们的生活图景。
3. 多点民族志/合作民族志。
多点民族志为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George E.Marcus)所创,源于20世纪后期世界体系思潮与全球化时代人们流动性增强,传统的、单一场所的民族志调查不足以解释复杂、多元、流动的当代社会文化。多点主要是为了破除传统/现代、地方/全球的二元对立,主张考察行动者之间的多元主体互动,以及反思民族志知识生产背后的权力关系。多点不是多个地点的相加,而是建立在人类学整体论之上的文化之间广泛的联系。多点民族志是行动主体、空间场域、文化体系与研究过程的关联。26合作民族志是马库斯多点民族志的拓展,主张去中心化和地域化,强调主客交融与跨学科合作,构建多方交流、合作与关联的平台。合作民族志与多点民族志都强调“共谋(complicity)”,即倡导多学科的合作与协调,以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互为主体的关联与互动,通过多点嵌入更宏大的体系,让民族志的书写更适合全球化时代和世界体系的知识生产。在马库斯看来,民族志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档案式功能,而是更多要关注田野作业中的合作关系。27
4. 个案延伸法。
个案延伸法既是一种研究路径,又是一种民族志书写方法,由英国人类学曼城学派中的格拉克曼首创并命名。强调研究个案时要注意历史与整体维度,处理好微观与宏观、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并超越个案而进行概括,从而获得对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与社会变迁的整体性认识。扩展个案法的另一代表人物布洛维,他在非洲赞比亚一铜厂所做的研究,是运用扩展个案法来剖析白人与黑人、殖民与被殖民、资本与劳动之间多重利益的纠葛关系。作者并没有仅将目光局限于赞比亚铜厂,而是通过对铜矿工人的调查,来审视发达国家对于第三世界的控制,以及殖民主义语境下阶级关系的再生产。28扩展个案法不是从个案中总结规律,而是将个案视为一种微观与宏观、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对话,有利于理解文化事项与社会事实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它侧重的是个案与其他文化事项以及社会事件的关系性,而非总体代表性。29如费孝通以江村为典型的调查个案,进而拓展到对中国农民的生活进行思考,借以洞察中国社会。林耀华在《金翼》中,借张黄两个家族命运的个案性描写,扩展到对中国人的生命史和人类命运的解读,几乎涵盖了20世纪中国乡村的历史与社会文化变迁。
四、关系民族志的书写策略
关系民族志作为一种本体论转向的后现代民族志,30其强调的不单是群体或地方,而是关系的结构。这里的关联,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既定关系,还包括行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如何不断进行重构的,主张在田野调查与民族志撰写过程中,侧重于关系系统的描述,去展现事物之间如何以网络关系的方式,相互影响、支持与依赖。31关系民族志通常采用3种策略:第一种聚焦于点与点之间的接触与冲突,主要考察不同行动者之间占据不同位置所产生的意义制造、妥协与合作;第二种方法是考察一定关系机制中的行为协调,侧重于关注行动者如何通过共同的制度与共享的意义,一起参与工作并进行内部竞争;第三种方法是关注“社会学意义上的场域”(the sociology of a field),揭示社会世界里的内部逻辑与相互连接。32关系民族志主要是研究多重行动者在特定的情景下如何相互互动与区分,不只进行社区或群体之间的比较,还围绕着民族志中的关系链、路径、线索与连接而进行文化书写(writing culture)上的探索。33另外,关系民族志还被提倡为研究“地方(place)”的一种反思。地方一定与空间相连的,但研究地方一定要超越地域性的关联。正如格尔兹所说,研究的地点并不是研究的对象,研究者不是研究村庄,而是在村庄里研究。34
就方法论与操作性而言,关系民族志的书写可遵循以下几个步骤进行:一是先确立好研究主题的问题意识。研究者要以行动者的身份把自己置身于当地的文化情境,将所描述或分析的文化现象或日常事件进行“问题化”,如:“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等问题意识的界定,有利于作者从内部的角色去了解情境,从关系的维度去了解一切与该文化现象或事件之间的关系。这时候,研究者可进行参与观察或随意走访与交谈,将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当地人的生活经验系统对接起来,通过报道人对于自身的经验描述,以获得一些与问题意识和研究主题相关的重要线索。二是确立研究设计的理论框架。关系民族志书写者在参与当地生活一段时间后,将田野中观察到的文化现象与生活经验,与之前的文献梳理与理论储备反复进行对比和反思,然后逐渐以理论化的方式来理解情景与场域,并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深刻探索当地人的文化语法与社会关系,最后形成研究主题的理论框架与方法论基础。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反思田野过程与资料收集中的权力支配关系,以便说明调查者的观点与结论,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地与当地人、物、事件相互互动中构建出来的。三是将重点侧重于关系的深度分析。深度是民族志的基本要求。这一阶段,研究者已经收集了足够的当地人日常生活资料,这时要重点分析这些资料所透露出来的文化事项与社会逻辑之间的连接与意义,同时以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e)的方式来分析和理解这些资料与生活经验值。成功的分析胜过于任何单一的描述。通过理论化与概念化(generalizability)的方式来深刻揭示民族志田野中各种关系的互嵌(inter-embedment)与集聚(assemblages)。35
需要指出的是,关系民族志的书写通常要注意克服以下几方面的困难。一是要注意调查的深度。没有对调查社区的深度参与和深度调查,是不可能观察与分析到社区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的。调查一开始,我们不仅要建立好与报道人的关系,赢得他们的信任,同时在调查过程中还要学会与各种人群建立关系,不能只是待在住户家里,做有限的结构访谈与样本收集,还要不断地“穿行”在田野地里,参与当地各种活动与公共事件,这时往往会获得各种意想不到的收获。二是要提倡跨界合作。传统民族志是对于一个社区进行“鼹鼠式”36“独唱式”的调查。关系民族志要注意超越学科与田野边界,不能只限于定点田野聚焦式的调查,要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并追求像马库斯所提倡的“合作民族志”,关注过程性、流动性,同时要反思合作过程中的权力关系。现代一些大型的研究项目或重大成果都是通过多学科的分工合作而获得的,但这样的合作不是各司其职的组合式合作,而是彼此之间不断讨论、对话与互动,最后形成“合唱式”的“整体性”关照。这样的合作有利于扩大认知的深度、研究对象的广度与研究的创新性。三是要注意书写的多样性。关系民族志书写的多样性不仅包括多种声音(观点)的纳入,多角度“位置性(positionality)”的考虑,还包括多种修辞文体的实验。当下很多民族志过于艰深晦涩的理论化表述以及科学报告式或说明式的写作,影响了人们对于民族志本身多层次的呈现与生动的表述。关系民族志由于涉及更为复杂纠葛关系与广泛的政治经济关注,在书写时,可借鉴一些文学性的白描手法、故事化写作以及图片与影像手段的辅助,将调研中的情感、体验与场景对话表现出来。不仅把研究对象作为书写的对象,对研究的过程与反思也要进行细致的记录与呈现,从而尽可能获得全面而又细致的田野综观。
五、结语与讨论:关系民族志的想像力
学术总是在不断的反思与时代的追求中不断推陈出新的。如同当年米尔斯的发问,37世界正面临着剧烈转型与变迁,民族志应如何想像?如何书写当下的时代问题?这是任何一个置身于转型期具有想像力的民族志工作者都在思考的议题。关系民族志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提出与发起,与20世纪中后期的哲学思潮和社会理论转向是紧密相关的。以发现普遍规律和社会法则为己任的实在论、本质论、结构主义、实证主义等西方哲学思潮与社会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当下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文化变迁、社会转型与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而民族志工作者也越来越难以通过单一的个体或个案来理解这个变化多端和纷繁复杂的世界。关系、混杂、多元,是这个世界的现实。人、事、物的交流和交融都处于过程、互动与关系之中。也只有在关系之中,事物的性质与意义才得以认识和呈现。目前,关系民族志在学界还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词,但它作为一种民族志方法与实践学界早已存在。如人类学进化论代表人物泰勒,首先提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要注重探寻原始社会和文明进化的规律,以及风俗、制度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德奥传播论中的文化圈理论,便是通过文化元素的比较分析,致力寻找全世界不同地区之间文化的相似性、差异性与关联性;结构功能论认为文化就是结构的,部分与整体之间有着功能上的联结,并讨论社会结构如何在动态与冲突之中维持平衡;文化生态学探讨人类文化与环境、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环境造就了文化还是限制了文化?文化的适应与变迁是如何发生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将地方与全球化以及世界历史联系起来,揭示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政治、经济上的关联与不平衡;解释人类学将文化视为人类共享的符号系统,研究文化,就是研究在这符号象征系统里人们是如何维系这张意义之网的。
关系民族志重新赋予了民族志新的想象力与洞察力。即民族志的书写不再是对世界二元主义的静态式分析与说明式描写,而是穿越人与神、内与外、主与客、我与他,以及文化与自然、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界限,对于世界以多元、多维、复数和流动的审视与观照。面对当下经历着剧烈转型与变迁的世界,关系民族志直接叩问当下的时代问题:人类是如何编织这张意义之网的?流动与变迁的时代,人们处于何处位置?如何行动?这些行动又如何改变各自的命运?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人与人、个体与结构之间的关系?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是否有特定的逻辑与关联机制?诚如王铭铭教授所指出,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的民族志主要是对被研究者的存在、功能、价值与意义进行解读,那之后的民族志更侧重于将民族志书写对象置于广泛的政治经济上下文,以及知识与文本的权力关系维度中进行考察。38总的看来,关系民族志的倡导和发展无疑具备了一些在理论与方法上的创新,对当下民族志的书写实践也起到了触动和批判的作用。理论上,关系民族志是对本质主义、结构主义与二元论的批判,认为世界一切都是关系的、混杂的以及多元的。只有在关系的维度之中,事物的性质与意义才得以认识和呈现;方法上,关系民族志是研究当下复杂社会与现实的透视镜,认为民族志的写作应是一种“多声部”“复调式”对话,不断生成(becoming)的过程与多方位的互动与反思。关系民族志的优势就在于:既能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又能消解地域与空间的局限,赋予研究主题更为广阔的全球化视野,以及多学科之间整体性与公共性的合作与关联;它将不同层次和不同方位的行动者相互联系聚合起来,并深刻揭示和展现人与事物之间如何以去中心的网络关系,相互影响、支持与依赖。在以时空压缩、文化杂糅、资本流动、利益关联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时代,关系民族志无疑是文化转型与社会变迁背景下,研究复杂社会与文化越来越重要的路径与方法,身赋学术使命并具较强现实意义。
注释
1Matthew Desmond.Relational Ethnography[J].Theory and Society,2014,(5).
2Gail Simon.Relational Ethnography:Writing and Reading in Research Relationships[J].Forum: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2013,(1).
3Gail Simon.Relational Ethnography:Writing and Reading in Research Relationships[J].Forum: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2013,(1).
4埃文思-普里查德.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M].褚建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5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M].黄育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6弗雷德里克·巴特.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M].黄建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7西敏司.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M].朱健刚,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8王铭铭.民族志与四对关系[J].大音,2011,(1).
9彭兆荣.人类学研究之于“和谐关系”[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10何明.民族研究认识论转向与民族学知识体系重构[J].思想战线,2019,(6).
1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2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3.
13渠敬东.探寻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以《金翼》的社会学研究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19,(4).
14巴赫金.巴赫金全集[M].白春仁,顾亚玲,晓河,等,译.郑州: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5詹姆埃文思·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高丙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15.
16马丹丹/问,乔治·马库斯/答.文化、民族志与在地化:关于写文化的整体理解[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
17George E Marcus.Ethnography Through Thick and Thin[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
18Jame Clifford.Routes: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19Vered Amit.Constructing the Field:Ethnographic Fieldwork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London:Routledge,2000.
20詹姆埃文思·普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高丙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15.
21Gilles Deleuze,Felix Guattari.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
22Bruno Latour.On Actor-Network Theory:A Few Clarifications[J].Soziale Welt,1996,(4).
23Tim Ingold.Toward an Ecology of Materials[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2012,(41).
24项飚.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M].王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5罗安清.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M].张晓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26George E Marcus.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95,(24).
27乔治·马库斯.超越“仪式”的民族志:合作人类学概述[J].陈子华,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
28Michael Burawoy,The Extended Case Method:Four Countries,Four Decades,Four Great Transformations,and One Theoretical Tradition[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9
29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7,(1).
30Matthew Desmond.Relational Ethnography[J].Theory and Society,2014,(5).
31H.S.Becker.The Epistemolog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A].In R.Jessor,A.Colby,& R.A.Shweder(Eds.).Ethnography and Human development:Context and Meaning in Social Inquiry[C].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1996:53～71.
32Matthew Desmond.Relational Ethnography[J].Theory and Society,2014,(5).
33George E Marcus.Ethnography Through Thick and Thin[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98.
34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29.
35Matthew Desmond.Relational Ethnography[J].Theory and Society,2014,(5).
36庄孔韶.“蝗虫”法与“鼹鼠”法——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取向评论[J].开放时代,2007,(3).
37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M].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38王铭铭.当代民族志形态的形成:从知识论的转向到新本体论的回归[J].民族研究,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