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元大都营造的堪舆学背景作为研究史料，从元大都营造整体构建、哲学溯源和美学呈现的三个方面，对元大都的堪舆美学展开研究。综合考察元大都在营造过程中"体易乾元"的设计理念、"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和"文明化成"的美学思考，进而恢复堪舆学在元大都营造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在文化美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元代堪舆学产生的背景环境、思想史料展开研究，辩证批判地考察元大都的堪舆美学。
关键词：元大都； 堪舆； 美学；
作者简介： 张耀天（1981-），男，河南项城人，湖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当代休闲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李羽茜（1987-），女，湖北襄阳人，腾讯大楚网编辑，硕士，主要从事影视美学研究。；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5BZX11）阶段性成果；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the background of public opinion created by Yuan Dadu as the research historical material,and studies the aesthetics of public opinion created by Yuan Dadu from three aspects: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Yuan Dadu,the philosophical traceability and the aesthetic presentation.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es the design concept of Zhouyi,the philosophical spirit of "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e aesthetic thinking of " civilized 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Yuan Dadu,and then restores the function and function of Fengshui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Yuan Dadu.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cultural aesthetics,the background environment and thinking of Fengshui in the Yuan Dynasty are studied. We want to study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examine the aesthetics of Yuan Dadu dialectically and critically.
Keyword:Yuan Dadu; Fengshui; Aesthetics;
中国古代都城的建设，均被历代统治者视为立国之基、治国之本，它不仅是"拱若北辰"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精神风貌和意识形态的具体展现。中国古代历朝均重视国都的建设，封建王朝至秦代始，基本都有在开国之初即营建国都的传统。如秦代统一六国之后，在秦孝公迁都咸阳的基础上，对国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1]（P163）（《史记·秦始皇本纪》）。尽管汉初的统治者贯彻黄老之治、与民休息的政策，基本采用了"汉承秦制"的都城建设理念，但秦都咸阳在战火中多被焚毁，汉朝也在秦宫基础上扩建了一些宫殿，如长乐宫、桂宫、北宫、未央宫等。秦汉两代的国都建设、宫室建设，成为后世历朝的建设蓝本，并进而影响着整个中国古代都城的建筑历史。北京作为中国古代帝国国都的时间比较久远，《史记·周本纪》即有记载，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1]（P68）但中古世纪中国政治中心多处于长江、黄河流域，北京城作为整个王朝帝国国都的情况，直到元朝才得以实现。
元大都的营建，是在辽、金等朝代对中都营建的基础上进行的大规模扩建，其规模之大、功能之全，令今人亦叹为观止。朱元璋立国后，为了断绝元朝的王气，焚毁了元大都几乎所有宫室，然而进到明代永乐十八年，明朝正式从南京迁都到北京，此时的国都营建对元大都并未有根本性改变，再到清朝立国基本也是完全采用了明朝的北京故城。所以，历经三朝的北京城，尽管宫室或有损益，但都市营建的基本结构未有大规模改变或调整。[2]（P22）
元大都作为国都，它的设计理念不仅要涵盖都城相关功能，如军事防备、居民用水、城市交通、商业贸易等，也要设计诸如皇城宫室、官署衙门、驻军禁卫、私宅官邸、外交驿站、居住区域等基本城市版块，更要体现中国古代国都的特有择地文化、堪舆美学等。元代都城元大都，是中国都城建设的一个特殊样本：它和清代都是少数民族政权，在都城建设问题上，既涉及到取法儒家、又要兼顾本民族的特色。元大都不仅是一个世界国都建设的样本，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作为大一统朝代，它是比历朝国都使用年限都长的北方国都。咸阳、长安，先后作为秦汉、隋唐此类大一统朝代的国都，而元大都则历经元、明、清和新中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咸阳、长安媲美的长治久安之都；元大都作为中华民族多民族融合的文化形象，从元代开始直至当下，都是国内民族文化融合、国际世界文化交流的典范，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元大都展示出了泱泱大国的文化底蕴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审美魅力。从元大都营建的基本理念、文化背景及堪舆审美等方面展开研究，也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素材和样本。
一、体易乾元：元大都营建的设计理念
元代统治者的居住习惯和中土不同，在元代早期征服者四处征战的时候，依然坚持的是依水而居、帐篷为家的居住方式，属于传统的游牧民族的居住文化。尽管忽必烈继承汗位后，在开平府（今天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营建"上都",但随着金、宋的先后灭国，忽必烈意识到统治中原的重要性，故将政治中心南迁至原金国的燕京。公元1264年，忽必烈接受了汉臣刘秉忠的建议，开始在金朝燕京中都的基础上，开始营建元大都。[3]（P665）但此时的金中都，已历经兵火、破败不堪，同时整体格局狭促，不足以彰显元代统治者富有天下的政治情怀，再加之原来的莲花池水系已遭根本性破坏，故刘秉忠在营建元大都的时候，以太液池和积水潭作为城市中心水源。从今天北京市发掘的元大都遗址及实际地理距离来看，元大都的整体位置偏离了金中都约10公里左右。元大都除具备中国古代国都的国家安全、政治统治、文化宣教等功能外，在元大都的设计规划理念上，和之前黄河流域的长安（今西安）、洛阳（今洛阳）、汴京（今开封），及长江流域的建康（今南京）等王朝都城也有着显着的不同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
一是统治阶级开始综合考虑国都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治影响力，国家都城的中心位址开始北移。中国历史从秦汉开始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紧张政治关系，一直延续到元代。元代的民族政治生活开始从对立走向融合，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威胁开始内化为国家政治生活。元大都在北方的营建，既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民族融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也反映出元代统治者对北方政治稳定的自信。
元代作为中国重要的历史阶段，开国帝王忽必烈在为王朝命名的诏书中就讲到："法春秋之开始，体大易之乾元"[3]（P176）。作为少数民族的杰出政治家，忽必烈已经开始重视儒家文化《春秋》《周易》等经典，并把《易传》中"大哉乾元，万物资生"作为新朝的命名根据。在元朝正式建立之前，蒙古帝国已与两宋政权长期共存，汉族的儒家文化已深深地影响到蒙古的统治阶层。如蒙古在原北宋国土的政治治理原则，一般均沿袭了汉法，不仅沿用了汉族的法律制度，更遵从儒家文化。元大都营建的理念，体现了"蒙汉融合、法从儒家"的特点。[4]（P43）
二是元大都的区域功能营建上，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一个新时代。元大都对都城功能的营建理念，既根植于北方具体的地理环境、综合考虑蒙古族的生活风俗，又充分借鉴了历史上其它朝代都城建设的经验，体现出特有的民族文化特色。
从今天的考古发现上来看，元大都的建筑区域规划大体划分为宫城、皇城和外城三大版块。这也成为明清两个朝代都城建设的一个基本模版。宫城建设上，引入了"太液池",作为宫城用水的水源地。宫城作为皇帝起居和处理国家政务的中心城区，处于整个城市的"中轴线".作为儒家文化圣地的"太庙",及象征政权合法性的"社稷坛",位于宫城的左右。中央政府的各部衙门、官署等，则分处皇城外围。隋朝修筑的京杭大运河在元代被浚通至元大都的城内，而运河漕运的终点码头在今天北京市积水潭附近，并延展至钟楼，并在此地汇聚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贸易市场。由此而构成的元大都城市功能体系，非常健全，既有陆水两路的交通支持，又有政治、经济的互融互通；既符合国家行政中心工作的需要，又满足了一般市民从事商贸活动、基本生活的需求。[4]（P43）在设计理念上，符合《周礼·考工记》中"前朝后市"[5]（P1958）的要求，加速了蒙古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步伐。
三是从历史上讲，元大都的建设风格、建筑审美和建筑理念，对当代中国建筑影响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明清和今天北京城市的建设，及中国其它城市的规划，均受到了元大都的深刻影响，以此而反映的堪舆观念、建筑美学等，皆具有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国都的营建与普通城市不同，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国都的营建不仅要体现国家政权的神圣性，还要体现"王权天授"、神圣庄严，所以在国都营建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即是"法天象地".《周易》讲，天地人三才，从"象"上看，"王"字的三横表示天地人三才之道，一竖表示"一以贯之",所以"王"是天人之道的至高、至大和谐。王所居的城，也必须是天地的中心。按照堪舆学的基本理论，天上有四垣九野，地上即有四方九州，而天象的中心是"紫薇星",地上的皇帝居住的即是"紫禁城".时人李洧孙在《大都赋》，对元大都的建筑所见，赋道："象黄道以启途，施紫极而建庭"[6]（P132）。元大都宫殿的建设，不仅融合了前朝汉族宫殿建筑的风格，同时将宗教寺庙的庄严也纳入到建筑审美格局中，并成为明清两代王朝宫殿建筑审美理念的标准。
元大都的营建是中国古代国都营建历史上的转折点，它既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总结元代统治疆域各个民族的建筑美学，体现了元大都建造者的空间格局；同时也是历史交汇的精华，把中国古代汉民族的庙宇式建筑、蒙古民族的萨满信仰和建筑风格，融入到一个世界性大都市的建筑之中。元大都也历史性地开创了"三个第一":第一次将城市水系建设，纳入到国都营建体系中，符合中国古代对堪舆"风水"的定义，今天的北京市依然有"上风上水上海淀"的说法。元大都将城区水域，纳入到整体的城市景观考察中，至今后人仍然可以感受到历史由来的水泽。"大都之中，旧有积水潭，聚西北诸泉水，流行于都城而汇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海子）焉。世祖肇造都邑，壮丽阙庭，而海水镜净，正在皇城之万寿山阴。有云：取象星辰紫宫之后，阁道横贯，天之银汉"[6]（P133）。元大都在中国古代都城建设中较早地考虑到城市水系建设，并"取象于天",是典型的堪舆比附思维的应用。[7]（P6）
第一次综合考虑了国都建设的多民族特色，以蒙汉建筑风格为主体、融合了西夏、金朝的宫廷建筑风格。如皇宫中的大明殿，它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汉族宫殿风格，而是蒙古族的大帐殿，在平地上高起、以汉族的龙凤祥兽进行装饰，体现皇家庄严。
第一次大规模地将儒、释、道三家的堪舆文化，融入到都城建筑中。儒道两家文化是元朝之前的都城建设的主流，但蒙古佛教的"长生天"、汉传佛教中的"须弥山"等文化符号，也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元大都的建筑格局之中。这三个"第一次"都被统一地纳入到了元大都的堪舆理念和堪舆审美体系中。[8]（P104）
二、天人合一：元大都营建的哲学渊源
中国古代都城的建设，按照都城中帝王起居行政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关系，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夏商周时期。此时都城建设较为朴素、简陋，没有明确的功能划分，都城也是王城。尽管《周礼·考工记》详细记载了都城建设的功能版块，"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5]（P1961）。但是可以看出，周朝之前天子所居的王城，仅仅是国家都城的一个特殊版块，并没有独立于都城。
第二阶段是秦汉两代。这一阶段，皇帝的宫殿与都城的关系，在建筑布局上并不十分明确，许多宫殿并不是都城的中心位置。如秦代的咸阳城为秦孝公时所建，"孝公十二年作咸阳，筑冀阙，徙都之"[1]（P164）。此时，国家都城已经将帝王所居的宫殿，与都城中的其它区域进行了划分。秦都咸阳是以渭河作为分界线的：渭河以北的宫殿群，是皇帝处理国家政务和生活的区域，如咸阳宫、仿六国宫室、兰池宫、望夷宫、云阁等宫殿；渭河以南的宫殿群，是皇帝处理外交事务和军政大事的区域，如章台、乐宫、甘泉宫、阿房宫、信宫等。[1]（P163）此时，尽管宫城区别于都城，但并没有明确两者的关系。
此后的两汉也有如此特点，西汉未央宫位于国都的西南部，东市、西市位于未央宫的北方，宗庙和社稷分别位于未央宫的东南和西南，这些布局反映了"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特点。皇帝的宫殿仅作为一个功能建筑或"地理坐标"存在，与后世的"三城"营建的逻辑理念不同。[9]（P37）
第三阶段是北魏至明清。这一阶段，中国古代的都城建设逐渐形成了"三城一体"的营建模式，即"皇城 宫城 外城"这种格局模式。"三城一体"的都城模式，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权力集中的政治生活：皇城（紫禁城）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是皇帝起居、处理政事、发布诏令的所在；宫城是国家政治机构所在，维系着庞大帝国的管理工作，是各部官员工作的官署，也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管理平台。外城主要承担的是都城的民众生活、商务往来和防务工作，是都城正常运营的服务和支持系统。"三城一体"也成为中国历史近千年来的国家都城格局。[10]（P95）
元大都的营建基本秉承于此：紫禁城是皇城，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外围是宫城，是国家政治的执行平台；外城则是承担起整个城市的支撑系统，涉及普通市民生活、商贸往来等。这种功能营建的理念，也成为此后几百年国都营建的基础：既充分考虑到政权的庄严、皇家的威仪，同时也符合国防安全及城市功能的实现。元大都的营建，也体现了蒙古贵族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认同与主动融合，从浪漫的、依水而居的游牧生活，过渡到理性的、定居的农耕生活。当前不少研究成果均认同，元大都的营建理念符合《周礼·考工记》所讲"左祖又社，面朝后市"[5]（P1961）的规划，支撑这种规划的则是《周易》堪舆智慧。
元大都的主要设计者是汉人刘秉忠，按《元史·刘秉忠传》所载："其先瑞州人也，世仕辽，为官族。曾大父仕金，为邢州节度副使。"[3]（P362）刘秉忠尽管是汉人，但却出生在辽地，祖上为辽国的上层官僚。刘秉忠本人比较符合宋元时期知识分子的形象，年轻时"出入佛老，返还六经",另因与南宋知识分子所坚持的民族立场不同，刘秉忠本人对于蒙古贵族及忽必烈本人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不仅成为忽必烈的宠臣，同时先后主持营建了上都、中都和大都三座都城。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至元初，帝命秉忠相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建城郭于龙冈，三年而毕，名曰开平。继升为上都，而以燕为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八年，奏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他如顽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3]（P371）（《元史·刘秉忠传》）
刘秉忠本人的经历比较复杂，按照《元史》的记载，他十七岁即入仕途，担任地方行政首脑的书记官员，后潜心佛学。经海云禅师的引荐，与当时还未继承汗位的忽必烈交好，也奠定了他与忽必烈一生的信任。猜想刘秉忠应该在忽必烈争取汗位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故此后刘秉忠在元朝官制改革及三座都城建设上能够起到积极作用。
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世祖大爱之。[3]（P370）（《元史·刘秉忠传》）
刘秉忠作为元大都的"总工程师",《周易》对他宏观建造理念的影响，无疑是根深蒂固的，并直接转换为元大都营建的基础性理念。《考工记》中对有关中国先古时期国都营建，只能作为一个指导性的方案，而不可能在满足元大都所要承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功能。故在营建元大都的过程中，可以处处寻觅到《周易》的影子，这也成为元大都营造堪舆思想的溯源。
三、文明化成：元大都营建的堪舆美学
元朝立国之后，"马上得天下"的统治阶级不仅要处理好疆域治理、民族矛盾问题，也要处理好蒙汉文化的冲突，以及强势的儒家文化对蒙古民族治理文化的冲击问题。南宋灭国之后，元朝统治者尽管取得了形式上的大一统，但元代上层统治者与儒家文化的文化内涵、价值理念、治理观念的冲突一直都客观存在。元朝的蒙古贵族以马上得天下，国家政治生活如继承人制度、管理选拔制度均不成熟，入主中原之后，并未得到汉族儒家主流知识分子的认同。
这一时期，蒙汉文化冲突比较明显，如不少知识分子，抨击中央政府忽视儒家礼法传统，"礼乐坏缺".原因在于蒙古上层社会的"娱乐文化"和儒家的立法文明传统产生了碰撞，在不少国家重大仪式上，采用了"差遣俳优，鼓以俗乐"的俗乐，引起了广大儒家知识分子官员的不满。到延佑五年（公元1318）礼部诏令各地政府回复"雅乐"的传统。这些都反映了元朝代宋之后，文化冲突、民族矛盾一直非常尖锐。
世祖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对汉族文化采取的是积极利用、相对融合的态度，在意识形态的许多领域主要是儒道释文化上，呈现出极强的认同心态。元大都的营建，也是以《考工记》所载中华民族理想国都为设计蓝本，基本符合了"匠人营国"的思路。从历史文献来看，刘秉忠的确采用了《周易》相关知识系统，对元大都进行了堪舆考察，如当时知识分子留存的手稿中记载刘秉忠的学生，赵秉温也参与了对元大都的堪舆活动，"与太保刘公同相宅"[11]（P261），这在当时是一种国家的政治行为。
中国古代的堪舆之术，脱胎于《周易》的象数派，但堪舆师们往往以义理派的相关理论为依托、作为"立乎其大"的招牌。按照清代《四库全书》对周易诠释体例的分类，周易的研究到汉唐之际，分野明显，堪舆承接先秦的天地信仰和萨满信仰，糅合中国古代邹衍气学一派，加之假托儒道之名，承接两汉谶纬文化、魏晋玄学中的思辨色彩，以周易的象数学作为底蕴，在元代时期发展迅速。[10]（P95）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元代统治阶层对汉族文化既好奇又渴慕。堪舆学被封建迷信的色彩所笼罩，与草原民族的萨满信仰一样神秘，有着共同的信仰基础。二是元代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后，居住文化和居住风俗都发生了巨大改变。以刘秉忠为代表的汉族知识分子群体，借助《周易》的玄奥学理，杂糅自然崇拜和萨满信仰，给"风水"环境赋予以神秘色彩，且能自圆其说，着实不易。三是堪舆学在元大都营造过程中的应用，确实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从理论上讲，它提供了一个抽象建筑的理念。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都市，元大都的营造要体现一个伟大帝国的情怀。以"元大都"的命名来讲，皆是来自于《易传》所言"大哉乾元，万物资生",元贞利亨是周易"四德",以"大"为名、以"元"为号，如此富有深刻儒家意涵的命名，绝不是一般的农民起义军所谓的"天命所归"能比。
此外，堪舆学假托《周易》、将宋儒的卦气说融入到对建筑抽象的过程中，比如对阴宅、阳宅的考察，对宜居、否居的界定，对住宅方位、建筑构造的理解，都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考察体系，既是"取法天地"的价值论，也是"远取诸象"的方法论。元大都的营造，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大事，"不可不察也",要有一个宏观的哲学思想进行指导、且能落实到具体操作和营造实践上。作为主持这项伟大工程的刘秉忠，假托周易、借助堪舆实现了这项工程，既是哲学精神的体现，也有建筑美学的理念内涵其中。
首先，元大都的选址，体现了自然之美。元大都的地理位置，较之于元上都、元中都，都更近于中原。蒙古贵族入主中土之后，对于全域性的政权统治并无十足信心，元大都的地理选址，进可长驱中原、退可跃马漠北。此后清代定都于此，也多出于如此考虑。强大的汉族人口基数、强势的汉族儒家文化，都对少数民族政权造成心理威慑。元大都的选址上，显然是综合考虑了这些因素，将燕山山脉的天堑之险、龙脉信仰，和京杭大运河的通衢之利、交通便捷，都纳入到考量因素，定都于此犹如弦上之箭，既能仰仗北方"马上民族"的军事优势，又能文治武功、融入到儒家文化传统之中。元代的贵族也在思考取得天下之后，新统治中心的选址问题，《元史新编·霸图鲁列传》中记载了元代贵族霸图鲁和元世祖忽必烈之间有关国都选址的对话，霸图鲁认为："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驿之所，非燕不可。"[12]（P713）元大都的雄伟壮阔，在于北依燕山山脉、南面华北平原，穿引京杭大运河、不远渤海出海口，既能君临天下、又能守险善攻，体现了天朝上都的雄伟壮美。元世祖也认同了霸图鲁的意见，最终选择定都于此。
时人所着《析津志》对元大都的选址理由，也有记载："盖地理，山有形势，水有源泉。山则为根本，水则为血脉。自古建邦立国，先取地理之形势，生王脉络，以成大业。"[13]（P6）在这里有个关键词汇"龙脉",元大都的营造者在选址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京杭大运河的水运交通和玉泉山、莲花池、积水潭作为都市水源地的建城要素，沿袭了唐宋以来的"龙脉"信仰，既实用于都市建设、又能营造"水木清华"的宜居环境和居住美感。
其次，元大都的营造，体现了数理之美。周易有着独特的数理美学意涵，将天下万物抽象为"阴""阳"二元，以阴阳和谐为美；强调"得位"之美，周易的每一卦，皆有六爻，涉及到爻位上，都以二、五为"中"、为"和"、为"善"、为"吉"."二"是阴中之位、"五"是阳中之位，二五为"中和",是天下至美、是阴阳和谐。西方古希腊哲学更将数字、数理之美，提升到宇宙和谐的高度，如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1"是数的第一原则，是万物源泉；"2"是对立和否定的原则，是和谐的基础；"3"是万物的生成结果。这与中国古代道家所言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竟然不谋而合。元大都的营造者们，也都在考量，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实现数理之美，将数学知识融入到都市功能格局的建设中来。如元大都的城门数字，为"十一",是中阳数"五"和中阴数"六"的综合，其中东、南、西三面各三座，只有北面是两座，东面三门由北至南依次为：光熙门、崇仁门，齐化门；南面三门中顺承门在西，文明门在东，丽正门居中；西面三门由北向南依次为：肃清门、和义门、平则门；北面两门中安贞门在东，健德门在西。光熙、崇仁、文明、丽正、安贞、健德等城门的命名，皆来自于《周易》经传；元大都的城市功能格局设计上，得意于朱熹言"大衍之数五十，盖以河图中宫天五乘地十而得之",共计五十个城市功能区域。
《马可波罗游记》中相关的记录，也从侧面引证了元大都的城市雄伟之美：
（此城）环以圭墙，墙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墙头仅厚三步，遍筑女墙，女墙色白，墙高十步。城墙从顶部至墙基的倾斜角十分明显，这是极有必要的，因为城墙表面没有完整的砖面，尽管在顶部有砖石砌筑的女墙。全城有十二门，各门之上有一大宫，颇壮丽。四面各有三门五宫，盖每角亦各有一宫，壮丽相等。宫中有殿广大，其中贮藏守城者之兵杖。[14]（P182）
第三，元大都的营造，体现了人文之美。《周礼·六官》有言，"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5]（P421）帝国之都的营造，不仅要体现国家政治功能，也是古代帝王施政、施教于民的策源地。特别是古代中国以儒家文化为本，帝都的建设不仅要体现天地人三材之道，更要因民宣教、因地制宜、文明化成。今天去考察元大都的营造理念，人文之美内涵其中。元大都是元帝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世界的中心，要体现"天下大吉"和"文明化成"的功能，就要在建筑格局上，将《周易》内涵的人文精神彰显到城市建造上：
首先，元大都在统治者看来，是"应运而得天下",周易强调"时",所谓的"时"就是机遇、是机会。蒙古后起而得到天下，不仅和武力强盛有关，更与蒙古贵族"天命在我"的精神有关。元大都也应该是"得时而生"、是应运得地的象征。"大哉乾元，万物资生",正是这种精神的关照。其次，元大都在功能区域的建设中，将周易有关"位"的理解，应用到了极致。儒家强调"位"的理念。《易传》有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孔子被后世儒家尊称为"素王",原因在于虽然具有了"王"的功德，却没得"王"的位。元大都的内部街道设计，以皇城为中心，"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皇城位处整个城市中轴线的正中，是为得位之美。最后，元大都设计的过程中，充分运用"卦气"说中"气化流行"的理念。通过今天对元大都遗址的考察，元大都的中轴心设计上，指向于西北方向，是为乾卦的方位，"利于大人".这些都是堪舆美学的人文精神体现。
综上所述，元大都的营造既是充分体现了民族融合的时代特征，也是"文明化成"、大美天下的彰显。在元大都的营造过程中，堪舆学成就了营造的基础设计知识，但其文化内涵则是营造者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精神的思考。元大都营造过程中，所体现的美学精神，既是对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解、也是将内化的审美外化于都城建设的过程。对元大都营造堪舆美学的考察，是立足于宏观建筑学史基础上的文化美学研究，是对堪舆学产生的背景环境、思想史料的深入研究。堪舆学作为中国建筑学和人居环境学的大成，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人与自然环境的思考，同时作为民俗学、社会学考察的重要对象，是中国思想史探讨和研究的主要对象。在今天对待堪舆学，既要去其糟粕，也要回归于历史的本来面目，将其纳入到思想史考察的重要史料，还原历史真相、展望文明未来。[15]（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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