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晚清时期，由于新兴产茶国的相继崛起对华茶的竞争打压，及皖茶种植、加工及包装方式落后，茶叶掺假作伪，茶叶成本居高不下，因而无法与新兴产茶国进行有效竞争，安徽茶业由盛转衰。茶业危机引起安徽部分官商的重视，呼吁进行茶业改良，他们主张采取严禁茶叶掺假作伪、设立茶业公司、使用机器生产、宣传近代茶业生产知识、改进茶叶制作技术、减轻茶叶税捐等措施，以促进安徽茶业的振兴。这些措施推动了安徽茶业从传统向近代转变，为民国时期安徽茶业的继续改良奠定了基础。但茶业改良未能成功，对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来说，任何改良举措都起不到起死回生的作用。唯有通过革命，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才能实现茶业的现代化。
关键词：茶业改良； 晚清； 安徽；
作者简介： 段金萍，女，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当代安徽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安徽当代史。；
基金：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青年课题"晚清安徽茶业改良"（项目编号：QK201909）；
Abstract: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due to the successive rise of new tea-producing countries, which suppressed the competition of Chinese tea, and the backward planting, processing and packaging methods,adulteration and high cost of tea, it was impossible for Anhui tea to compete effectively with new tea-producing countries,thus causing the transition of Anhui tea from flourish to decadence. The tea crisis aroused the attention of officials and businessmen in Anhui, calling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ea industr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tea industry in Anhui Province, they advocated such measures as prohibiting tea adulteration, setting up tea companies, using machines for production, publicizing modern tea production knowledge, improving tea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reducing tea taxes.These measures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hui tea industry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times, and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Anhui tea industr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However, the improvement of tea industry failed, for a country with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any improvement measures could not bring the tea industry back to life. Only through revolution and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liberation can we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tea industry.
Keyword:improvement of tea industry;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hui;
安徽种茶历史悠久，名茶荟萃，是近代中国重要的产茶大省，"大江南北，几无县不产"[1]（P28），特别是皖属徽、六（徽指徽州府，六指六安州），尤以茶业甲天下。关于近代安徽茶叶产量，惜未有明确记载。20世纪20年代，王金绂在《中国经济地理》中载"吾国茶叶，每年输出欧美，约二亿余万斤，而皖茶几占销路三分之二"[2]（P344）。据此推算，在中国茶业最繁荣的19世纪80年代，安徽茶总产量不低于100万担，总输出量不低于70万担[3].但自19世纪90年代后期起，随着新兴产茶国的相继崛起，华茶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出口数量连年下降。在此情势下，安徽各地不少茶园相继荒芜，有的茶农被迫改种他业。如当时徽州府产茶大县婺源（今属江西），"茶市窳败，业茶者富，实降为穷户，而农民依茶为活，遂苦不可支。亦有稍加变计，易种木棉者"[4]（P252-253）。茶叶的产量和输出量都大大下降，安徽茶业由盛转衰。
一、晚清安徽茶业改良的背景
晚清时期，安徽茶业由盛转衰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从外部环境看，主要是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日本等新兴产茶国的相继崛起对华茶贸易的竞争打压。中国是茶叶的发源地，最初因外洋不谙种茶之法，华茶曾独占世界茶业市场，但随着日本、爪哇、印度、锡兰等国移种茶树成功，中国独享茶叶之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印度、锡兰和日本等国采取科学种植方法，运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生产，其茶叶无论在价格、产量上，还是在包装上，都较华茶有竞争力。随着新兴种茶国的兴起并逐渐瓜分世界茶叶市场，中国茶叶出口每况愈下。在世界茶叶贸易量中，中国茶叶出口占世界茶叶贸易量的比重逐年下降，1867年中国茶占90%以上，1890年降至50.9%,1900年进一步降至31.3%[5]（P20-21）。皖茶特别是皖南的徽茶以外销为主，徽茶"内销不及十分之一二"[6].随着中国茶叶外销的减少，以外销茶为主的徽茶亦日趋衰落。
外国茶叶因运用机器生产，成本较轻，洋商遂采取廉价销售政策，迫使中国茶叶价格逐渐跌落。徽州上品茶如虾目、珍眉等茶，"每百斤向可售银80余两，近亦售银50余两，而去年（1896年，注）仅售银40余两";下乘茶叶如"芝珠、芽雨、熙春等茶，每百斤向可售银十五六两及十二三两不等，去年（1896年，注）仅售银八九两及六七两而已"[6].谷贱伤农，茶叶价格下跌，茶户处境日渐艰难。洋商还采取压价收购、低价销售等手段，打击中国茶业。"屯溪市面，相向以茶木两项为出口大宗，惟近年茶业十分衰败，往往有三十两之成本，而运至上海售予洋商时，只值二三十四两者，因之亏耗甚巨，阖郡为之气馁。"[7]皖南茶以外销为主，茶叶运到上海后，洋人知茶商"借本谋利，货难久延，辄多方挑剔，故意折磨，期入其彀".皖南茶的销路仅上海一地，故茶叶"业已到地，只得减价贱售。种种受制洋人，以致十商九困"[8]（P553）。外商还设法垄断中国茶价，如"祁红价格品定，漫无标准，一唯洋商意旨是从……以致减削定价者亦时时有之。""祁红售于洋商，有所谓'吃磅'者，即无论优劣，每百磅至少须贴补两磅又二分之一；多者三、四磅不等。祁红总输出年约三万担，此项所吃磅总数，不下千担；最低价值亦有十万元。"[8]（P451-452）
从内部环境分析，安徽茶之所以不敌新起的印度、锡兰和日本茶叶的竞销，与自身的保守落后亦有很大关系。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种植、加工及包装方式落后
国外茶叶的种植、加工都是专业化生产，且包装精美，而晚清时期中国茶叶的种植、加工方式落后，且不讲求包装。中国茶农缺乏改进生产技术所需要的资本和智慧，多将种茶视为副业，素不讲求茶叶的培植方法。如皖北六安、霍山、舒城等县之种茶，每年耕耘、施肥各一次，间有不耕耘，不施肥，简直与野生无异。皖南之秋浦、祁门等处，亦与皖北相同。且山高之区，不事整理，一经雨水，则土中养分流出，遂致茶树早衰，生叶减少[9]（P53），这必然会影响到茶叶的产量和质量。在加工方面，"华茶制造，向用手工，自采摘以至装箱，皆用人工，而不用机器"[10]（P74）。外国制茶均用机器碾压，"机器碾压之茶，纯萃整齐，汤汁之中，浓润可爱"[11]（P916）。中国制茶全靠手工，不讲求焙制之法，甚至为"惜工费",炒焙茶叶时或以"柴炭猛熏",或放在"日下摊晒",以致茶叶"失真色香味"[11]（P898）。华茶制作"向用手足揉搓"[11]（P916）。如"祁门土法，凡茶叶采下，倾入缸内，男女用脚践踏，或用手搓，秽浊不堪入目".西人借此"盛传华茶不洁，有碍卫生"[12],还绘制华人制茶之图，"光足揉践，形容污秽"[13],并派人四处演说，广登报纸，一味宣扬，极力诋毁华茶之不洁，华茶形象大受损伤。此外，在茶叶包装方面，印度等国的茶叶公司十分注重产品的包装，而中国茶叶的包装却十分拙劣。如"皖北以篾篓内�叶，粗劣难堪，久之于色泽香味，均大有影响。皖南之茶号，虽知用木箱装置，而内用铅罐，外用篾包，亦不能引起外人之美感，且箱板极薄，海关上下，每多破裂，外人欲购，自费踌躇。"[9]（P54）包装不良造成茶箱破裂、茶叶串味变质等，严重损害了茶叶的质量。
（二）小农经营，生产技术保守落后
当时，印度、日本和锡兰的茶叶主要由公司经营。而中国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零星散处，此处一二株茶树，彼处三两株茶树"[8]（P445）。"印度、锡兰产茶之处，茶树皆属公司，自培养、采摘以及制造、装箱，无一而非公司之事，自可无一不用机器。中国则园户、茶商，截然分为两途。产茶之园户，既星散而无统率；业茶之商人，亦凑合而无恒业。园户草率制成而售与茶商，茶商亦遂仓猝贩运，赶急求脱，微特不能仿用机器；即用人工制法，亦并未讲求。"[11]（P916）安徽茶商单致中认为，中国茶业长期得不到改良的原因在于"茶栈、茶号、茶户分为三橛"."茶户不识不知，锱铢竞惜，平时不加灌溉，临场又省人工，但求博取钱文，不顾货色优劣，因陋就简，省事为佳，习惯自然，牢不可破矣。茶号掷资营业，原想谋利，乃年年蹉跌，岁岁滞销，不得不求成本之减轻，以作贱沽之张本，既欲价廉，又欲货美，势必不能，况茶户负戴而来，既已大同小异，若不兼收并蓄，便成明日黄花矣。茶栈为华洋交易枢纽，讵不为同胞力争上流，来源杂远，好丑并陈，价之高低，尚有微力，货之高下，爱莫助之。纵有一二有心人，出而维持，然茶号以数千计，茶户以数万计，安得家喻户晓而劝之耶。"[14]中国茶叶仍采用小农生产，加工、销售方面单打独斗，外国茶叶则由大公司集中经营、科学管理，这种分散零星的小规模经营方式与资本主义大公司经营方式相较，孰优孰劣，不言而喻。
（三）茶叶掺假作伪
中国茶叶"味冠于诸国"[11]（P900），为世人所喜爱。但因一些奸商掺假作伪，致华茶名誉受损，在国际贸易中逐渐败给外茶。伪劣茶自古有之，但到近代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茶叶掺假几乎泛滥成灾。一些奸商将绿茶染色，红茶搀土，甚至搀杂树叶冒茶出售，"坏华商之名誉，蹙华商之销路，莫此为最"[11]（P916）。安徽皖南的阴光茶，即是一种以次充好的劣质绿茶。程雨亭是清代茶业官员，曾主持安徽茶厘局，对安徽茶业，特别是对皖南茶业有颇多研究。他在《整饬皖茶文牍》中介绍了这种劣质绿茶，"制茶时搀和滑石粉等，令其色黝然而幽，其光炯然而凝，名之曰光阴".这种茶出现在同治以后，彼时"茶利日薄，而作伪之风渐起；不知创自何人，始于何地".阴光茶初上市时，因外洋茶师"考验未精，误为上品",于是以高价购买，"华贩得计，彼此效尤，日甚一日，变本加厉".劣质茶充斥整个市场，而本色之茶，"售价反居其下";不法商人大获暴利，一些正直诚信的商家，反被"笑为愚而讥为拙".1896年，休宁县有茶号59家，仅有着名的老商号李详记、广生、永达数号，诚实可信；歙县的30余茶号，不做阴光者益寥寥难可指数[11]（P901）。
（四）茶叶成本居高不下
安徽茶叶种植和制作技术陈旧，税费负担繁重，流通环节多，以致成本居高不下。据《霍山县志》载，皖茶因采用人工，加之赋税沉重，成本较高。"日采摘，夜炒焙，恒兼旬不能安枕，人力不足，又须厚雇客工。茶值稍昂，犹可相偿，军兴后，厘捐日益浮费繁多，商人成本既重，则转而抑减民值。此外，因洋人采取机器制茶，又有政府扶持保护，茶叶成本较轻，敢于低价销售。"[4]（P219）外国茶商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茶叶出口无税，在日本也"只征课一笔名义上的税款".而华茶出口税收负担则非常沉重。对此《大公报》发文指出，"近年华茶销数年减一年，半由制造之未工，半由关税之太重。"[15]安徽茶叶的税负非常繁重。特别是自咸丰以后，徽州地区的茶税，由"引课"一项，衍生出"茶捐""茶厘"等诸多名目。茶税一般按引征收，120斤净茶为1引，每引要缴正课（项）银、公费银、捐银、厘银等。1888年，皖茶每引纳税共一两八钱八分；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两江总督张之洞以战争所需向安徽茶商增收茶税，是年，皖茶每引要纳税二两二钱四分。迨至清末，皖南茶叶每引共纳税捐银达三两八钱二分七厘[16].除了由本地官府征收的这种坐厘外，如茶叶运经别省，还得由别省征收通过地厘金，即行厘。如徽茶来宁，每百斤应在婺源、屯溪、界口、深渡、威坪等地交税，"统共完银二两七钱四分三厘。现在茶价每百斤只值银十五两至二十五两，其中税厘已逾四分之一"[8]（P464）。此外，由于流通环节多，亦增加了成本负担。"摘者卖于制者，制者复卖于转送者，转送者复卖于洋商，故其费多，而去价自亦较昂。"[8]（P445）由于手工制作、赋税沉重、流通环节多，导致华茶成本过高。而洋茶成本低、售价较轻，"西商皆争购洋茶，以至华商连年折阅".1885、1886年，皖南茶商亏本"自三四成至五六成不等，已难支持",至1887年，"亏折尤甚，统计亏银及百万两，不独商贩受累，即皖南山户园户亦因之交困"[8]（P450-451）。
二、晚清安徽茶业改良的措施
茶业落后衰败的严峻现实，引起安徽部分官绅、茶商和茶叶业主的重视，他们在沉痛中觉醒，在失败中思变，发起安徽近代史上茶业改良和振兴运动。晚清安徽茶业改良措施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严禁茶叶掺假作伪
伪劣茶不仅影响了华茶在世界市场上的信誉度，还损害了正当茶商、茶农的利益，亦损害了消费者的经济利益和身体健康。在霍山县，一些奸商在茶叶中"搀老叶、加水潮，茶商得以藉口，故茶价愈趋愈下",光绪以来，"每斤银费不过钱余，贱时才七八分，是以民用益绌"[4]（P219）。阴光茶由于使用多种颜料上色，虽然有优质绿茶的外形，但是"不独色香味本真全失，且食之亦易受病"[11]（P902）。华茶本以高品质称誉于世，但伪劣茶"致洋人购食受病",引起他们的反感和厌恶。对此，美国于1897年出台《美国茶叶进口法案》，严防伪劣茶进口，"近年各国入口之茶，拣择不精，食者致疾，因设新例：茶船到口，须由茶师验明如式，方准进口，否则驳回"[11]（P900）。是年，中国绿茶出口遭到重大挫折。如浙江平水茶到1897年年底尚有4万箱半箱装积压在上海卖不出去，另外还有从美国退回来的数批被认定为不适合消费的茶叶[17]（P249）。
积弊一日不去，华茶难有起色。程雨亭劝诫沪上各行，购买绿茶时，"不买阴光，专尚本色",使阴光茶别无销路，同时还采取紧急措施，通知各国的驻京公使，以及总税务司和外洋口岸，自1898年为始，"凡各国洋商，来沪购运绿茶，秉公抽提，各该号茶商，均以化学试验，如再验有滑石、白蜡等粉，渲染欺伪各弊，即将该号箱茶，全数充公严惩"[11]（P901-902）。
（二）劝设茶业公司
"锡兰、印度之茶树，皆属公司。公司资本股厚，不肯零星沽售，采茶焙炒，以至装箱起运，皆公司之人自为之。"[11]（P906）而中国茶业，则分为茶户、茶号、茶栈三橛。早在1897年，程雨亭设想"先在祁门仿行官商合办之法，集股创设机器制茶公司".因"风气未开，祁民蛮悍，恐滋事端；而访雇茶师，急切又难就绪，是以迄无定议"[11]（P902）。1909年，茶商单致中再提设立公司之事。改良茶业，必须将茶户、茶号、茶栈联成一气。如何联之？"莫如设立公司，兼出产、烘制、运销而包举之。最重尤在出产，一面买山辟地，种植新茶，重用肥料，以图远效。一面向茶户租赁原有之茶树，代加培植，先行试办，以收近功。可用人力者用人力，宜用机器者用机器，总期精益求精而后已。期以四五年，新种之茶既成，租赁之茶退还各户，彼见公司生涯有起色，自然亦步亦趋。"要办公司，商人的力量实有不足，单致中恳请地方官倡设制茶官局，让精于茶务者效力其间，予以权柄，专负其责，或者将公款借给妥实商人，或茶栈承领，专归于商办，按年缴息，分年拨本；或者官商合办，不过官商合办需分头招股，恐怕久延时日，有始无终。总之，"有公司方可言改良，既改良方可立公栈，而压磅贬价之风自息"[14].
（三）使用茶叶机器，提倡新法制茶
不用机器制茶是华茶不敌洋茶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北华捷报》称："印度制茶较中国优越的地方，在于机器胜过手工。中国的小农生产是不能与印度的大茶园竞争的，前者正为后者所排挤。"[8]（P394）1870年，印度试用机器制茶[18]（P624），中国茶业生产仍墨守旧法。在国外机器制茶业强力竞争下，中国茶业每况愈下。为振兴茶业，有识之士认为必须学习国外先进茶业，变革生产方法，使用机器制茶。福州是确知最先采用机器制茶的地方。1891年，在福建建宁，有人购买制茶机器，这是中国使用机器制茶的最早记录[19].1896年设立的福州焙茶公司（福州机器造茶公司），首次采用机器焙茶，开中国机器制茶风气之先。此后，汉口、温州等地亦开始尝试用机器制茶。徽州地区亦是较早采用机器制茶的地方。两江总督刘坤一是机器制茶的积极倡导者。早在1896年，他令皖南茶局向公信洋行购置碾压机器四具，但因茶商的反对，刘坤一机器制茶的计划未能付诸实施。1897年，程雨亭拟在祁门创设机器制茶公司，当时因诸多原因，未能订购制茶机器。但不久，徽州地区开始使用机器制茶。据《霍山县志》（1905年版）载，"近徽郡仿外洋，以机器烘焙，制精工省，颇获其利。本邑绅商，如能集股设公司，精其制造，则利权操之自我，诸弊不禁自除矣。"[4]（P219）
（四）设立茶务讲习所、宣传普及近代茶业生产知识
不懂近代茶学也是导致华茶销场日减一个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各地相继设立了一些茶务讲习所。茶务讲习所是研究如何改良茶叶的焙制技术以及茶树的种植方法的一个教育机构。1907年，"四川通省茶务讲习所"成立，是我国第一所近代茶业教育机构。1910年1月，农工商部奏请清廷在产茶省份设立茶务讲习所，"以资整顿而挽利源","俾种茶、施肥、采摘、烘焙、装潢诸法，熟闻习见，精益求精"[20]（P25-26）。于是，各地先后出现了一些茶务讲习所。安徽的屯溪、六安、霍山等地均设有讲习所。1909年4月，徽州知府刘汝骥提议在屯溪"创立两等小学（后定名初等农业学堂），造就茶商子弟，自系力图改良振兴实业"[21]（P564）。1910年，安徽巡抚朱家宝也饬令该处行户商董，于徽属屯溪筹设茶务讲习所，所有筹拨常年经费除商捐外，并由劝业道援案准拨公款[22].六安、霍山等州县向为产茶之区，"惜该处乡民未经研究制茶种植新法，不足以挽利权".劝业道道员童详熊"仿照皖南办法，于该处设立茶务讲习所，采取制种、烘培等法，招生研究以改良种法制法"[23].六安以"出产茶叶为大宗",但茶农"以旧法烘制".1910年，六安知州开办了茶务讲习所，积极从事改良茶叶焙制方法，以及如何改制红绿茶等研究活动[24].有些地方还创办农业试验场，学习农业生产知识，如宁国县大令创办农业试验场，以种桑为大宗，茶树次之，"延聘教习参用新法，任人聘请，俾得互相传述，以便改良"[25].皖南茶厘总局道台程雨亭十分重视宣传茶叶知识，"购买农学报十分（份），送给各商阅看，以冀渐扩见闻"[11]（P902）。《农学报》是中国最早传播农业科学知识的刊物。出版近10年来，介绍了大量国外先进的茶叶知识和科学技术，对清末茶叶知识的传播和普及起到重要作用[26].
（五）改进茶叶制作技术
茶叶是徽商经营的重要内容之一，面对日臻衰微的安徽茶业，一些徽州茶商审时度势，根据国际茶叶市场的需求，适时改进茶叶制造方法，创制了"屯绿""祁红"等茶叶品牌，为徽州茶叶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屯绿即屯溪绿茶的简称，因历史上集中在屯溪加工输出，故名。清太平天国期间，婺源东乡的4家茶号，将皖南各县所产绿茶在屯溪进行精制加工，直运香港销售，获利丰厚。屯溪各茶号见状，纷纷仿效，精制绿茶外销。一时间，屯溪绿茶出口猛增，名声远扬[27].屯绿属眉茶，有珍眉、凤眉、特贡、贡熙等品名。1896年，茶商余伯陶在屯溪设立"福和昌"茶号，研制出"抽蕊珍眉";屯溪另一家茶号，研制出"特等贡熙茶",皆受到外国消费者的喜爱。此后，"珍眉""贡熙"分别行销西欧和俄国，成为世界茶叶市场的畅销品。
祁红创制时间稍晚，于1876年诞生。关于祁红的来历，学界有不同意见。一种说法认为，祁红为黟县茶商余干臣所创。余干臣本在福建为官，1875年被罢官，遂回原籍经商，因目睹红茶畅销多利，遂至产茶区至德县（今东至）开设红茶庄，仿效福建的"闽红"制作方法精制红茶。次年，将茶庄搬至土质肥、山花多的祁门历口，经过不断改进、摸索和创新，制成一种名为"祁红"的红茶。后又在闪里设立茶庄，从事红茶精制。一种说法认为，祁门红茶，肇始于胡元龙。光绪元、二年（1875、1876），"因绿茶销路不旺，特考察制造红茶之法，首先筹集资本6万元，建胡日顺茶厂，改制红茶，亲往各乡教导园户"[8]（P450）。一般茶户见红茶价高，销路又好，又恰逢上海"同春荣"茶栈来祁门放款资助茶户，故相率改制红茶。
（六）减轻茶叶税捐
面对晚清以降日益沉重的茶叶捐税，地方官、茶商等不断请求降低茶叶关税。"皖南茶厘，军兴时需饷孔急，所定税捐为数本重，嗣迭次奏请减免"[28]（P401）。1879和1881年，先后将1863年开始征收的每引加捐海防费四钱奏免，每引征税二两八分[16].但茶商仍尚形竭蹶。1888年，两江总督曾国荃在《茶厘酌减税捐片》中称"目今茶业艰窘，更甚于昔年".奏请清廷将皖南茶厘"减免二钱，每引征银一两八钱八分，藉以稍轻成本，俾触其鼓舞之心"[28]（P402）。但这仅是杯水车薪，茶商、茶农仍深受苛捐杂税之害。一些官员也深知茶捐之弊，积极呼吁减少茶捐。1897年，歙县知县何润生在《茶务条陈》中，详细介绍了茶商深受捐税之苦境。歙、休、黟等县的茶叶运至上海，若从徽州新安江出发，经过浙江严陵、富春、再达钱塘江，从杭州出海，指日可到上海。光绪年间，商人却不经过杭州，而是绕道绍兴，从宁波换海轮运茶到上海。一路上，数易其地，数易其船，种种烦难不便，自不赘述。商人如果把茶叶直接从杭州运抵上海，则"前项苦境，胥于是免……其不敢径由杭嘉行运者，实为过杭必须加纳塘工捐银，以故各商舍所易就所难".何润生呼吁减少捐厘，"使各商暂生喘息"[6].同年，程雨亭请求"裁汰茶厘局卡冗费".1909年，皖南茶商代表金廷芳等，以皖省茶业衰败已久，实因浮征太重，请求将茶商所认皖路股款，暂停收解，以纾商困[29].
在官商的共同呼吁下，安徽茶税在个别年份略有减轻。但茶税作为清朝廷重要的财政来源，不可能轻易减轻。相反，当时清朝廷外有战争赔款，内要兴办新政，在财政困窘的状况下，茶税不减反增。1894年，各省为甲午中日战争筹款，特增设茶叶二成捐，皖南茶课在原有税率的基础上，每引增捐三钱六分，合计二两二钱四分。1906年，由于筹办新政，安徽筹议公所以"本省土产应认本省之捐"为由，咨明江督周馥，将外销茶每斤加收二文，内销茶加收一文，以助赔款[30]（P345）。
三、晚清安徽茶业改良的成效
通过上述一系列举措，晚清安徽茶业改良取得了一定成效。茶叶采摘技术得以改进，茶叶品质得到提升。如祁县红茶，"向因采摘不甚得法，致茶树受损，一摘之后，不复萌芽。近经茶师教导，先择叶之肥者摘之，勿伤枝芽，俟牙长成，在夏至后再摘，则茶树不伤，质味亦淳厚异常"[31]（P196）。茶户重视改进茶叶的种植方法后，茶叶产量逐年增加。如祁门、浮梁、建德三县的茶农，对茶树"犁土、耘草、下肥行之无倦，故出产年年加多，茶味年年加厚，沽价亦年年增长",至1909年，出产由原来的二三万箱增至九万五千箱[32]（P172）。一些徽州茶商及时了解市场需求，适时改进生产技术，创制了祁红，为日臻衰微的皖南茶业注入了新的活力。1882年，祁门红茶首次在汉口销售，即受到外国茶商的青睐，出口量逐年增加。1909-1917年，祁门、浮梁、至德（今东至）三县祈红平均年产量约七八万担[33].祁红以其高香闻名，并畅销世界市场。
晚清安徽茶业改良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很多措施主张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能落地生根的少之又少。如运用机器制茶，直到20世纪都仅是个别例子。明知机器制茶的好处，却未能推广开来，原因在于资金与人才的缺乏。官府对机器制茶"谆谆劝谕",但"无有应者",其原因在于"商人不管卷叶之事，园户又迫于力薄，焉能购此重器？"[11]（P916）除此之外，"试用茶机，必须延聘外洋茶师，华人未谙制法，有机骤难适用"[11]（P897）。减免茶叶税捐，更属理想之谈。清廷明知厘捐沉重，却不肯丝毫降低，甚至不降反增，原因在于积贫积弱的清廷对外要偿付巨额赔款，对内要筹款办新政，财政本已竭蹶，根本不可能大幅度减免茶税。帝国主义的扼杀，亦使得茶业改良成效有限。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加深，洋商逐渐控制了中国茶叶出口的各个环节，在交易中任意压低价格，大量索取各种附加费用，肆意盘剥。"利柄操于夷人","华商不能与争","以业茶起家者，十仅一二；以业茶破家者，十有八九"[8]（P555）。
晚清安徽茶业改良运动，是在外茶崛起、华茶日下的情势下，被动思变的结果，倒逼安徽茶业从传统向近代转变，为民国时期安徽茶业的继续改良奠定了基础。但茶业改良尚未成功，清朝即走向灭亡。对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来说，没有国家现代化，任何改良举措都起不到起死回生的作用。唯有通过革命，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才自立，才能实现茶业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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