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谣谚与诙谐话语均是当时社会舆论的组成部分， 共同反映了特定时代的历史状况， 构成了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化。然二者有严格的区别， 主要体现在句式特征以及传播的目的、主体、路径、影响等方面。宋代谣谚的句式多讲求对仗工整， 传播范围广， 以民众为主要传播主体， 自下而上， 最终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宋代诙谐话语无固定句式， 涉及社会各个阶层， 具有幽默风趣的语言特征。
关键词：谣谚； 诙谐话语； 宋代； 区别；
谣谚是一种特殊的舆论表达形式， 是谣与谚的组合体， 包括谶谣、时政谚等。诙谐话语是人们在日常交际中使用的语言， 又称诨话、戏谑， 最显着的特点是风趣幽默。目前， 学界关于宋代谣谚的研究成果颇丰1, 但宋代诙谐话语的专门论着尚付阙如2.赵瑶丹《两宋谣谚与社会研究》一书是关于宋代谣谚研究的代表作， 但将谣谚与诙谐话语的概念混为一谈。戴建国也有类似的看法：“相对于汉代谶谣浓重的宗教色彩， 宋代的谣谚更趋向世俗化， 诙谐、调侃、戏谑特色替代了早先谣谚的凝重、严肃与神秘。”[1]2事实上， 谣谚与诙谐话语是有严格区分的。
一、宋代谣谚与诙谐话语在句式上的区别
谣谚与诙谐话语在句式上是迥然不同的。据赵瑶丹研究， 谣谚可以分为单句式与复句式， 复句式又可以分为两句式、三句式、四句式等， 其中两句式是谣谚中最常见的， 包括三言两句、四言两句、五言两句、六言两句、七言两句等形式[2]39-41.谣谚多以对偶的形式呈现， 朗朗上口， 易于传播， 以扩大社会影响力。“欲得天下宁， 当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 莫如召寇老。”[3]2294“眼中丁”即丁谓， “寇老”即寇准， 该句形象地表达了民众对丁谓的憎恨和对寇准的敬重， 褒贬色彩极其明显。《涑水记闻》中记载了关于程师孟与张安国的史料：
谏议大夫程师孟尝请于介甫曰：“公文章命世， 师孟多幸， 生与公同时， 愿得公为墓志， 庶传不朽， 惟公矜许。”介甫问：“先正何官？”师孟曰：“非也， 师孟恐不得常侍左右， 自欲豫求墓志， 俟死而刻之耳。”介甫虽笑不许， 而心怜之。及王�死， 有习学检正张安国者， 被发藉草， 哭于柩前， 曰：“公不幸， 未有子， 今郡君妊娠， 安国愿死， 托生为公嗣。”京师为之语曰：“程师孟生求速死， 张安国死愿托生。”[4]338
程师孟与张安国攀附权贵， 不惜以生死为代价， 民众通过谣谚的形式来讽刺这种官场风气。当然， 并非所有谣谚均对仗工整， 如“撼山易， 撼岳家军难”[5]11395“台官不如伶官”[6]59等， 但这只是少数情况。
诙谐话语的句式没有严格的对仗要求， 是人们日常交际中的戏语， 大部分没有固定的押韵与句式， 随意性较大。《后山谈丛》中记载了刘��善戏谑的事例：
王荆公为相， 喜说字始， 遂以成俗。刘贡父戏之曰：“三鹿为��， ��不及牛；三牛为�模� �牟患奥埂Ｎ揭巳�牛为��， 三鹿为�模� 苟难于遽改， 令各权发遣。”于时解纵绳墨， 不次用人， 往往自小官暴据要地， 以资浅， 皆号“权发遣”云， 故并讥之。[7]57
刘��是北宋着名学者， 雅好戏谑， 以“权发遣”讥讽王安石执政时期的用人风气。王安石为推行新法， 提拔支持改革的人， 一些趋炎附势的底层官员也骤得高官， 由于资历尚浅， 暂称“权发遣某官”.士人们交际时使用的诙谐话语， 不仅是出于活跃气氛， 更是为了反映某个社会现象。另外， 一些名人的绰号或者某个群体的戏称也具有诙谐色彩， 极具研究价值。刘��的祖父刘式是南唐入宋的降臣， 在太宗朝曾担任三司都磨勘司的首任长官， 后又兼三司勾院， 政绩显着， 有时望， 时人称为“刘磨勘”[8]848.三司都磨勘司和三司勾院都是宋代重要的审计部门。“北宋前期， 三司的审计机构统揽审磨天下帐籍和诸军诸司簿帐之权， 这种高度集中的审计是与宋朝集权制约的政治体制相一致的。”[9]115刘式以出色的才能， 最终能够胜任三司事务， 可见“刘磨勘”的绰号名不虚传。“赵韩王”是赵普的别称， 在南宋时期也成为诙谐话语。“赵普以佐命功封韩王。车驾在临安， 赵子画、韩肖胄、王衣同为贰卿， 时人目之为‘赵韩王'.”[10]31赵子画、韩肖胄、王衣在南宋初年， 颇有时望， 时人呼为“赵韩王”, 风趣无比。当然， 部分诙谐话语也有对仗工整的特征， 但为数不多。如《梦溪笔谈》记载宋朝刁约出使契丹事：“刁约使契丹， 戏为四句诗曰：’押燕移离毕， 看房贺跋支。饯行三匹裂， 密赐十貔狸。‘皆纪实也。”[11]244刁约此诗以契丹接待宋使的风俗为戏， 四句连缀， 句式整齐， 朗朗上口。南宋初年， 金兵往往在秋冬弓劲马肥之际袭扰南宋， 至开春乃退。“人又以《千字文》为戏曰：’彼则寒来暑往， 我乃秋收冬藏。‘”[10]43这句戏语反映了金军的作战习性， 以《千字文》为戏， 更加重了其诙谐色彩。总之， 诙谐话语在句式上与谣谚有明显不同， 谣谚讲求对仗工整， 诙谐话语讲求戏谑幽默， 无严格的句式要求。
二、宋代谣谚与诙谐话语在传播目的上的区别
谣谚的目的比诙谐话语更为明确。谣谚展现了人们对时政人物的褒扬与贬低， 以及对朝廷施政动向与决策的期望和担忧。两宋交替之际， 川陕战场上出现了着名的抗金将领吴�d和曲端。“曲端、吴�d， 建炎间有重名于陕西， 西人为之语曰：’有文有武是曲大， 有谋有勇是吴大。‘”[12]66曲端和吴�d在南宋初年的川陕战场上拥有赫赫战功， 陕西当地人皆以两位将领的气质特征编成了谣谚， “有文有武”“有谋有勇”分别成为两人的特色， 表露出民众对曲端和吴�d抗金功绩的肯定， 寄托了民众对抗金事业的殷切期望。由于谣谚传播速度极快、范围广， 因此， 一些兵变、民变的发动者利用图谶、谣谚等故意制造社会恐慌和动乱， 以便伺机而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贝州军卒王则在发动兵变前， “相与习《五龙滴泪》等经及图谶诸书， 言释迦佛衰谢， 弥勒佛当持世。初， 则去涿， 母与之诀别， 刺’福‘字于其背以为记， 妖人因妄传’福‘字隐起， 争信事之”, 最终导致“州吏张峦、卜吉主其谋， 党连德、齐诸州， 约以明年正旦断澶州浮梁， 乱河北”[3]3890.王则利用《五龙滴泪》之类的经谶， 宣扬弥勒佛降临， 使得兵变更加具有了宗教神秘色彩， 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同伙参与兵变。由此可见， 谣谚的目的性极强， 尤其是在社会即将发生动乱前， 一些别有用心的策划者利用谣谚的特点， 肆意制造混乱， 为变乱制造有利条件。
诙谐话语的目的性不如谣谚强烈、明显， 人们通过说戏语、诨话来表达对朝廷弊政、人物、事件的看法。另外， 由于诙谐话语的煽动性远不如谣谚， 因此， 一些居心叵测的政客一般不会利用诙谐话语来达到自己的目标。《�H史》记载了关于秦桧门客王仲荀的史料：
有王仲荀者， 以滑稽游公卿间。一日， 坐于秦府宾次， 朝士云集， 待见稍久。仲荀在隅席， 辄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 众官久俟， 某有一小话愿资醒困。”众知其善谑， 争竦听之。乃抗声曰：“昔有一朝士， 出谒未归， 有客投刺于门， 阍者告之以某官不在， 留门状， 俟归呈禀。客忽勃然发怒， 叱阍曰：’汝何敢尔！凡人之死者， 乃称不在， 我与某官厚， 故来相见， 某官独无讳忌乎！而敢以此言目之耶！我必�r其来， 面白以治汝罪。‘阍者谢曰：’小人诚不晓讳忌， 愿官人宽之。但今朝士留谒者， 例告以如此， 若以为不可， 当复作何语以谢客？‘客曰：’汝官既出谒未回， 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阍愀然蹙�O曰：’我官人宁死， 却是讳出去二字。‘”满坐皆大笑。[13]84-85
这是一个典型的诙谐话语例子， 王仲荀以“出去”二字形象地形容了秦桧当权时的用人弊端和官员的为官意愿。“秦桧为相， 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 立取显美， 至以选阶一二年为执政， 人怀速化之望， 故仕于朝者， 多不肯求外迁， 重内轻外之弊， 颇见于时。”[13]84秦桧任相期间， 一些趋炎附势的官员对秦桧阿谀奉承， 骤得高官， 久而久之便不愿意到地方任官， 形成“重内轻外”的仕官观念。因此， 他们忌讳“出去”一词， 以免贬官外任。周密《齐东野语》记载了关于登闻鼓院的诙谐史料：“今登闻鼓院， 初供职吏， 具须知单状， 称：’本院元管鼓一面， 在东京宣德门外， 被太学生陈东等击碎， 不曾搬取前来。‘正与此相类， 皆可资捧腹也。”[14]146登闻鼓制度是中国古代政府与民间信息互动的一个重要媒介， 宋代是登闻鼓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周密对南宋登闻鼓院的记载虽然带有诙谐幽默的色彩， 但我们可以看出南宋时期的登闻鼓制度有所废弛， “南宋统治者对登闻鼓院的重视不及北宋”[15]17-18.时人利用宋代诙谐话语幽默风趣的特点， 来调侃政府、社会中出现的流弊， 与谣谚在传播目的上有显着区别。
三、宋代谣谚与诙谐话语在传播主体和路径上的区别
谣谚反映了底层民众的心声， 是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谣谚的创作者以民间大众较为多数， 多以表达民间大众的实时需求与愿望， 以及对当下时政方针的评议， 对政府决策者检验施政利弊具有舆论监督价值。”[16]9其传播路径一般是横向传播， 扩大社会影响力， 经过文人的修饰， 进而自下而上， 使谣谚进入官府层面， 以引起统治者和政府的重视。李允则是北宋真宗朝的着名将领， 在镇守雄州时， 由于“北门外居民极多， 城中池窄， 欲展北城， 而以辽人通好， 恐其生事”, 故采取计策秘密修建了雄州北关， 巧妙地避免了辽朝的猜忌。“时人有语云：’用得着， 敌人休；用不着， 自家羞。‘”[11]137军队和民众成为该谣谚的传播者， 揭示了雄州军民对李允则智慧和功绩的肯定。一些石刻、碑刻、题壁等谶谣具有预言性与神秘性的特征， 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扩大传播范围， 因此， 我们无法确切得知谶谣的创作者。绍兴二年， 李纲镇守长沙， 经过建宁时， 僧宗本在墙壁题曰：“东烧西烧， 日月七七。”时江西盗贼李敦仁侵入建宁， 焚烧邑舍， 正好是七月七日。[5]1447谶谣多与事实结果相符， 因而民众对其认可度较高。当然， 部分谣谚的创作者是文人士大夫阶层， 这需要我们区别对待。“文人特殊的身份角色， 使其自然成为下情上达的媒介， 这是谣谚能得以影响最高统治者并达到影响政策调整、人物命运转迁等效果的至关重要的群体。”[2]303“士人应敌文章， 多用他人议论， 而非心得， 时人为之语曰：’问即不会， 用则不错。‘”[11]222该谣谚的“时人”即是文人士大夫阶层， 对时人的文章风格进行了评论。总之， 民众和少数文人们成为谣谚创作的主体， 自下而上， 采取语言、碑刻等多种传播谣谚的方式， 来表达他们的愿望与诉求。
诙谐话语的传播主体甚广， 主要包括士大夫阶层和民众， 大部分都有明确的创作者。它的传播路径较为单一， 即口耳相传， 多发生在人们的面谈场合， 一般不会引起政府的重视。山陵使是主持前朝皇帝丧葬仪式的重要官职， 一般由前朝宰相担任， 丧葬仪式结束后， 主管山陵事务的宰相一般都要主动去位。这种惯例“昭示着皇权、政局、人事的多重更新， 这是山陵使传统的现实政治诱因， 也构成以山陵使传统为核心的政治文化”[17]111.史载：
韩魏公为永昭山陵使， 事毕， 而英宗不豫， 不敢还。至四载， 以永厚陵成， 复护葬于洛阳。因上疏云：“自唐至于五代， 故事山陵使事讫， 合行求去。”遂以司徒、两镇节钺， 判相州。元符间， 章子厚为永泰山陵使， 有作词戏之云：“草草山陵职事， 厌厌罢相情怀。”盖谓故事当然也。[14]102-103
章��主持宋哲宗的丧葬事宜， 按照唐宋时期山陵使的任职惯例， 应该罢免章��宰相之职， 故有此谑语， 其创作者很可能是与章��同朝的士大夫。《后山谈丛》记载了一条关于法律诙谐的史料：“鲁直为礼部试官， 或以柳枝来， 有法官曰：’漏泄春光有柳条。‘鲁直曰：’榆条准此。‘盖律语有’余条准此‘也。一坐大哄， 而文吏共深恨之。”[7]70黄庭坚以“榆条准此”戏比“余条准此”, 引起了文吏的怨恨。“余条准此”是中国古代的法律术语， 大意是“其余的条例均以此为准”.“’准此‘作为具体立法技术的表达形式， 在克服客观具体立法体例的固有弊端、使一部律内前后内容达到统一、避免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冲突与矛盾、提高法典的体系化程度等方面所起到的功能与作用显而易见。”[18]187唐宋时期， “春官”即礼部的别称， 黄庭坚以“榆条准此”相戏， 意在保证科场的公正性与纯洁性。据此可知， 士大夫间的诙谐话语多反映时政内容，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民众是诙谐话语的另一个重要创作阶层， 包括僧道、伶人等， 他们所戏谑的对象也是十分丰富， 构成了多元的诙谐文化。《游宦纪闻》记载了僧人“张圣者”戏谑的史料：“有乡民着新紫襦诣谒， 僧请以为施， 民有难色。僧曰：’急抖擞去狗毛。‘盖民窃烹邻狗得襦， 人无知者， 故戏之。”[19]31该僧以幽默的语气嘲讽了乡民的偷盗行为， 反映了僧人劝行教化的努力。宋代伶人是底层民众中重要的诙谐话语的传播者， 他们常以幽默戏剧的形式， 对社会风气、朝政清浊、贪官污吏等内容进行大胆的评论， 成为反映时代状况最为真实的素材。史载：
壬戌省试， 秦桧之子�纭⒅恫�时、昌龄皆奏名， 公议籍籍而无敢辄语。至乙丑春首， 优者即戏场设为士子赴南宫， 相与推论知举官为谁， 或指侍从某尚书某侍郎当主文柄， 优长曰：“非也， 今年必差彭越。”问者曰：“朝廷之上， 不闻有此官员。”曰：“汉梁王也。”曰：“彼是古人， 死已千年， 如何来得？”曰：“前举是楚王韩信， 信、越一等人， 所以知今为彭王。”问者蚩其妄， 且扣厥指， 笑曰：“若不是韩信， 如何取得他三秦？”四座不敢领略， 一哄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谴罚云。[20]824
刘邦重用韩信， 出师汉中， 最终夺得关中， 取得三秦大地。伶人以“三秦”为戏， 暗指秦�纭⑶夭�时、秦昌龄三人， 讽刺秦桧利用职权谋私。由于伶人职业的特殊性与表演的滑稽性， 秦桧也不敢光明正大地责罚伶人， 这也为诙谐话语的传播提供了机遇与空间。士大夫和民众是诙谐话语的重要创作者， 他们以幽默风趣的语言来评论时政， 与谣谚有着根本的区别。
四、宋代谣谚与诙谐话语在传播影响上的区别
谣谚对国家政务、官员升迁、政治风波、社会变乱等都有重大影响， 因而能够引起国家的重视， 统治者竭力对谣谚加以控制与利用， 尤其是谶谣。谣谚的影响力一般比较持久， 而且影响规模大、传播速度快， 这是基于不断的人口流动加速了谣谚的传播。宋初， 三班奉职俸禄微薄， “旧制， 三班奉职月俸钱七百、驿券肉半斤。祥符中有人为诗， 题所在驿舍间曰：’三班奉职实堪悲， 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 半斤羊肉几时肥？‘朝廷闻之， 曰：’如此何以责廉隅？‘遂增今俸。”[11]223驿舍是朝廷官员往来休息之所， 此人在驿舍所题之句， 自然会被朝廷所留意， 所以增加了三班奉职的俸禄。由于谶谣具有预言性， 因此， 两宋统治者都格外重视图谶等。“赵宋王朝禁谶与信谶这一矛盾对立现象的背后， 隐含着现实政治的需要。”[2]392宋代历朝统治者大都颁布过禁谶诏书， 兹不赘述， 但对稳固赵宋江山的谶语是鼓励和提倡的。“建隆中， 京师士庶及乐工、少年竞唱歌曰《五来子》。自建隆、开宝， 凡平荆、湖、川、广、江南， 五国皆来朝。”[5]1446这是宋初关于赵宋统一的谶语， 自然不会被统治者所禁传， 以证明自己的统一事业是上应天命、下顺人心的。建炎三年 （1129） 冬十月， 惊魂未定的宋高宗赵构一路南逃至萧山县时， 宗室赵不衰迎候于道上， 宋高宗大喜曰：“符兆如是， 吾无虑矣。”命进封赵不衰三秩[21]657.谶语“赵不衰”正好满足了宋高宗的心理诉求和政治需要。由此可见， 谣谚的影响力不可低估， 政府想方设法地尽力引导谣谚走向良性发展的道路， 以满足统治者的需求， 进一步证明政权的合法性与延续性。
谣谚是从宏观层面来反映宋代的社会百态， 而诙谐话语是从微观层面来戏谑现实， 两者在影响层面上是大相径庭的。诙谐话语更多的是文人和民众之间的相戏之词， 人们对幽默风趣的谑词只是一笑而罢， 其影响力远不如谣谚。诙谐话语的影响是局部的、暂时的， 因此， 政府一般不会对诙谐话语过分重视， 同时， 也给我们从微观层面提供了认识宋代社会的新视角。“建中靖国初， 韩忠彦、曾布同为宰相， 曾短瘦而韩伟岸， 每并立廷下， 时谓’龟鹤宰相‘.滕甫亦魁梧， 而滕待之厚， 游处未尝不与之俱。人呼为’内翰夹袋子‘.”[10]25该谑语已经无法确定具体的创作者， 属于诙谐话语中的特殊情况。“’龟鹤宰相‘分别是新旧两党势力的象征， 也是建中之政政治格局的象征。”[22]55为调和新旧两党的矛盾， 徽宗即位之初， 命韩忠彦为左仆射， 曾布为右仆射。该戏语以二人的身体特征为对象， 形象地展现了徽宗朝初年的政治格局。滕甫， 即滕元发， 是宋神宗朝的名臣， 曾在翰林任职， 待人甚厚， 因此被时人称为“内翰夹袋子”, 更为形象生动。《春渚纪闻》记载了米芾任雍邱令驱除蝗灾的谑语：
适旱蝗大起， 而邻尉司焚瘗后遂致滋蔓， 即责里正并力捕除， 或言尽缘雍邱驱逐过此， 尉亦轻脱， 即移文载里正之语致牒雍邱， 请各务打扑收埋本处地分， 勿以邻国为壑者。时元章方与客饭， 视牒大笑， 取笔大批其后付之云：“蝗虫元是空飞物， 天遣来为百姓灾。本县若还驱得去， 贵司却请打回来。”传者无不绝倒。[23]30
从上可以看出， 第一， 宋代县尉同时具有救灾职责；第二， 灾害爆发之时， 官员极易互相推诿责任。蝗灾本是天灾， 而且蝗灾流动速度快、规模大、破坏力极强， 无法完全靠人力消灭殆尽。米芾以蝗虫为戏， 揭示了蝗灾的特点以及期待各地同心协力， 共灭蝗灾。由此可见， 戏谑话语的魅力正在于它以一种幽默打诨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百态， 是士大夫、学者、普通民众对社会各种现象的调侃与看法。
五、结语
诙谐话语与谣谚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句式以及传播的目的、主体与路径、影响等层面。在句式上， 谣谚一般讲求对仗工整， 而且部分谣谚经过文人们的修饰后， 辞藻华丽；诙谐话语无固定句式， 用词幽默。在传播目的上， 谣谚主要是评论时政和人物， 尤其是谶谣， 一些居心叵测的领导者主要用来制造社会恐慌；诙谐话语只是人们对某种社会现象的戏谑。在传播主体和路径上， 谣谚的主体主要是民众， 兼及部分士大夫， 传播路径多是自下而上， 最终可能被统治者所获取；诙谐话语的主体甚广， 包括士大夫阶层、民众、伶人等， 其传播路径主要是日常交际中的面谈， 传播范围较小。在传播影响上， 谣谚对国家和社会具有重大影响， 其传播速度快、范围广， 尤其是谶谣， 往往会被统治者所重视；诙谐话语的影响是短暂的， 其影响力远不如谣谚， 不易被国家统治者所重视。谣谚反映社会的变态， 而诙谐话语反映社会的常态。20世纪以来随着新史学和社会史的兴起， 人们的关注点发生了转变， 开始关注社会底层历史的研究。透过诙谐话语， 我们可以了解到宋代社会的百态， 弥补了谣谚的空白， 是研究宋代社会生活史的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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