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田秋被誉为“贵州科举教育之父”.他不仅以学识渊博、刚直敢言而卓声当朝,而且还以身居庙堂,不鄙南荒,勇于推动贵州教育文化的发展,也因此对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前贵州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但是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而言,仍然还存在诸多不足,本文就田秋对贵州教育事业发展的影响略作论述,为探求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提供一些经验借鉴.
关键词:田秋;贵州教育;科举制。
田秋（1494-1556 年），字汝力，号西麓，思南府水德司人，正德五年（1510 年）云南乡试举人，正德九年（1514 年）“登状元唐皋榜，授福建延平府推官，复任河间府推官、升吏科左给事、转户科都给事中”[1],先后担任了福建布政司参政、四川按察使等要职，后升任广东左布政使。 田秋一生为官清正廉洁， 正直敢言， 取得了较显着的政治业绩和声望，《黔诗纪略》云：“西麓在谏垣最有声，云南差镇内官恣虐，首奏劾停之。 内府监多冗食，太常寺多冗役…… 悉请裁汰。 ……，议郊坛不应侵民冢，土地坛不当合祭， 皆引议侃侃”.[2]
嘉靖九年（1530年）、十年（1531 年）田秋先后向朝廷上了《请开贤科以宏文教疏》和《请建务川、安顺、印江学疏》两道奏疏，奏请在贵州开设考场、开科乡试、增设学校。 嘉靖二十年（1541 年）在广东左布政任上辞官归乡，在思南府开学授课，于 1556 年逝世，着有《西麓奏议》，删定《思南府志》二册。
1、明代中期以前贵州教育的发展概况。
中国教育的发展起步较早，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到隋唐时期，中国的教育发展到了顶峰， 并初步确立了学校教育制度。 贵州史前文化较为发达，有着丰富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等。 但是教育的发展却十分缓慢，因此，自古以来被称为“蛮荒”之地。 其教育方式主要是简单的口耳相传。 而传授这些故事、传说的人便是早期的教育者。
秦汉时期，在巴蜀文化的影响下，黔东北地区开始传入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原文化。 逐渐出现了早期的学校教育活动和尹珍等本土人才，尹珍被公认为贵州教育的先驱。
隋唐时期，随着中原移民的大量涌入，贵州地区的人口快速增多，在贵州东部和北部边缘地带，中原军民在此大量屯田开荒。 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传入贵州， 为农业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联系的加强， 贵州的手工业和商业也进一步发展壮大，形成了纺织、制革、采矿、印染、冶炼等生产门类，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 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促进了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 到了唐代，贵州开始出现了官学和书院，《遵义府志》记载“正安州，州有旧学，遗址在唐都坝，相传为唐时建学处。”[3]
这表明贵州在唐代已经出现学校教育，但是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 贵州的教育依然十分落后。
宋元时期， 中央朝廷进一步加强了对贵州的控制， 贵州与邻近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随着山西、江西、四川等地人口的大量涌入，贵州的土地被大量开垦出来， 中原更加先进的生产技术、铁制工具在贵州得到普遍的使用，这就推动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贵州的学校教育也进一步发展起来， 南宋绍兴年间出现了贵州历史上有确切记载的最早的书院---銮塘书院，由此可见，贵州的学校教育在宋代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强化思想控制，下令全国发展儒学教育，推进科举制度。 但是由于受地理环境、国家政策、经济、交通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 从明初到永乐建省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 贵州的文化教育事业依然处于极其落后的状态。 洪武年间，政府组织大批中原移民和士兵进入贵州， 移民的迁入促使贵州民族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在有些地区，中原移民甚至超过当地原居民的数量，思南府“旧为苗夷所居，……至今居民皆流寓者，而陕西、江西为多”.[4]
到嘉靖年间，贵州新增军民十四万八千九百余户，人口达五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口， 汉族人口比例大幅度上升。 贵州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活质量和社会风气得到很大改善，明初“耕山到处皆凭火，出入无人不带刀 ”,到明中期已是 “村村卖剑买耕牛”,[5]
在新的生产力的推动下，贵州社会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 在农业的推动下，家庭手工业和商业也逐步发展起来，纺织业、冶铁业、采矿业有了一定的发展，黎平府 “女子善纺织棉葛，颇精细，多售于市”.[6]
此外，在地方官吏的大力整治下，贵州的交通条件明显改善，外省商旅纷纷涌入贵州，川湖的布帛、巴蜀的丝绸和盐、江淮和两广的鱼盐与海产、 中原的奇巧手工艺品纷纷传入贵州，贵州的土特产也被外销到其他地区，商业经济空前活跃，思南府“舟楫往来，商贾鳞集”.[4]30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逐渐加快和人口的增多，贵州原有的教育规模与贵州社会日益发展的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加大， 迫切需要采取措施加以改善贵州教育的落后面貌以保障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2、田秋对贵州教育发展的主要贡献。
2.1田秋奏请朝廷在贵州设乡试考场。
嘉靖九年（1530 年），田秋以台谏身份向皇帝呈奏《请开贤科以宏文教疏》，请求在贵州单独开科，称：“两京、十二省各设乡试科场以抢选俊才，惟贵州一省远在西南， 未曾设有乡试科场， 须附云南科举。 ”[2]103 他还提出了贵州单独开科的必要性， 认为永乐年间没有在贵州单独开科设考是有原因的，“盖因永乐设省，制度草创，且以远方之民，文教未尽及也。 ”[2]103 但是，通过建省后多年的发展， 贵州的文化教育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今涵濡圣治，百五十余年，远方人士正如在山之木得雨露之润，日有生长，固非昔日之比。 ”[2]103 已具备了单独开设科场的条件，“开科盛举， 正有待于今日”.[2]103 他还以亲身经历向朝廷痛陈贵州生员远赴他省参加考试之苦和负担的沉重，称“贵州至云南，相距二千余里；思南，永宁等府卫至云南有三、四千里。 而盛夏难行，山路险峻，瘴毒侵淫，生儒赴试，其苦最极。其间有贫寒而无以为资历者；有幼弱而不能徒行者；有不耐辛苦而返于中道者；有中冒瘴毒而疾于途次者。 此皆臣亲见其苦，亲历其劳，今幸叨列侍从，乃得为陛下陈之。 ”[2]103 路途的遥远和艰难、 以及考试来回产生的巨额资费负担等导致了长期以来贵州参加科举考试生员的稀少，以至于贵州人才难以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为国立功，只能“望天门于万里，扼腕叹息，欲言而不能言者亦多矣。 ”[2]103 他还进一步请求朝廷在贵州单独开科之后，于旧额之上“量增数名， 以风励远人， 使知激劝， 则远方幸甚”.[2]103 在田秋的大力呼吁下， 贵州开闱乡试之事， 终于提上了明政府的议事日程。 经过朝廷和地方官吏长达五年之久的考察、探讨论证，嘉靖十四年（ 1535 年） , 朝廷正式批准贵州单独开科取士。
2.2田秋请求在贵州增设学校。
田秋的另一功绩就是呈奏《请建务川、安顺、印江学疏》，请求朝廷在少数民族地区增设州县学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贵州单独开闱乡试后，“远方士子， 莫不感戴天恩。 垂白父老， 拭目以观文教之兴； 椎髻夷酋， 皆有遣子入学之志”,[2]103 贵州各族人民对文化教育的需求量逐渐提高，读书、考试、做官逐渐成为贵州各族人民的价值追求，向学之风日盛， 原有的学校规模已经不能满足越来越多的学生的求学需要，导致很多学生无学可上，且学校主要设在土司统治区、 卫所以及州府城市等交通便利的地方， 广大的偏远地区和农村严重缺乏学校和师资。 田秋在奏疏中呼吁政府应该在务川、安顺、印江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建立学校以培养人才，教化民众，改良社会风气“措刑罚， ……寝干戈”,[2]103 提高贵州人民的整体文化素质。 在田秋的坚持努力下， 明朝廷最终接受了田秋建议， 加大了对贵州的教育投入，于嘉靖十九年（ 1540 年）建立务川县学， 此后又相继在各州县开办学校。 嘉靖万历年间， 贵州的学校教育迎来了又一个发展高峰。 据《贵州古代教育史》统计， 明代贵州 11 所县儒学中， 有 9 所设立于嘉靖中期以后。到明朝末年，贵州的府州县卫司学发展到了 60 所， 其中司儒学8 所、府学 13 所、县学 11 所、州学 4 所、卫学 24 所,初步建立起了形式多样、门类较为齐全的学校教育体系。 这些巨大改变与田秋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3、田秋对贵州教育发展的影响。
科举制度在政治和教育方面有着巨大的导向功能，科举制度在贵州的确立，对古代贵州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中原先进的儒学文化开始向贵州广泛传播， 促进了贵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学校教育开始全面兴起。 嘉靖十六年（ 1537 年） 丁酉科， 在贵阳隆重举行了贵州首次乡试， 共有一千余贵州士子报名参加考试，此次开科共录取举人 25 名。 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通过参加考试进入仕途、 光宗耀祖开始成为贵州各阶层年轻学子的共同愿望， 科举取仕开始被贵州各阶层所普遍接受，向学之风日盛，人才逐渐增多，贵州人才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利用。
3.1为贵州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提供了便利,减轻了读书人的负担。
贵州单独开科取士， 对贵州文化教育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对此后贵州的文化教育的兴起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在本省单独设置科场，为贵州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提供了便利，减轻了读书人的负担。
没有单独开科举以前， 贵州学子要长途跋涉到邻省参加考试，路途遥远，到达考试地点少则一个月，多则三个月，往来十分不便，且赶考途中身体甚至是生命安全又都难以保障，“山岭险阻，赴试之时，溽暑瘴疠正甚，往者隐忧，居者积虑，构病遭劫，亡财伤身”,[8]所以参加考试的学子的身体和心理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且往来长达数月的行程，需要耗费巨大的旅费，这对于一般的贵州贫苦学子来说是难以承受的， 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大批贵州贫穷学子不得不放弃参加考试。 嘉靖开科以后，贵州学子不必再长途跋涉去外省考试，而只到贵阳参加考试即可，这就大大缩短了行程，从而也就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考生的经济负担和心理等个方面的压力。
3.2推动了科举制度在贵州的发展,促进了贵州人才的培养。
科举制度在贵州的正式确立， 逐渐成为贵州文化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亮丽风景线， 推动了贵州人才的开发利用。 “科举之盛， 炳焉与十五国同风”.[9]
贵州单独开科取士后，参加考试的考生迅速增多，贵州首次乡试即有一千余学子参考，此后，参加考试的人数呈快速上升趋势。 到成化年间，贵州参加科举考试者竟然达七千余人。 随着考生的逐渐增多， 地方官员及乡贤名士纷纷上疏请求在贵州增加录取名额，录取名额随之逐渐上升，从开科以前的每年几人、十几人到开科时的二十五人，到后来增加到四十余人，大批学子被录取。 从贵州建省到明朝末年， 全省共有 1738 人考中举人，更多的人得以入京参加会试， 从而使得考中进士的人数也成倍的增加，甚至出现了“进士之家”,清代还出现了“两状元一探花”,据《贵州省志·教育志》
记载，“在光绪十二年丙戌科考试中， 来自贵阳的赵以炯以一甲一名进士及第， 成为贵州历史上第一位文状元。 明代贵州中进士者有 121 人， 举人1720 余人，到清代继续增多 ,清代 200 余年间 ,贵州共考中进士 616 人，举人 4200 余人。 ”[10]到清朝末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之际， 贵州出现了 “七百进士，六千举人”的兴盛局面。
3.3推动了贵州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
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 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 提高本人及本家族社会地位逐渐成为广大普通百姓的价值追求，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向学之风日益兴盛， 这客观上又刺激了贵州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大发展。
3.3.1府州县卫司学的继续发展。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于洪武二年（1369 年）通令全国设立府州县学以推行教化。 到贵州开乡闱之时，贵州地区已先后建立了永宁、播州、思南等 8所宣慰司儒学，安顺、思州、都匀等 9 所府学，荔波、清平等 2 所县学，贵州、普定、偏桥等 20 余所卫学， 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地方官学体系。 开乡闱后，随着科举制度的迅速推进，在原来的基础上又相继建立起一批新的学校。 据《贵州教育史》统计，到明朝末年， 贵州共有各类地方官学 80 余所，其中司学 7 所、府学 16 所、州学 5 所、县学 11 所、卫学 23 所、医学 7 所、阴阳学 11 所，仅清代贵州就建了各级官学 69 所，其中府学 14 所、厅学 8 所、州学 13 所、县学 34 所。自贵州单独开科取士后，明代贵州新建府州县学 16 所， 占总数的 28%, 新建书院 29 所， 占总数的 75%以上，这表明，在贵州开科考试对贵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为贵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
3.3.2社学的发展。
长期以来， 作为带有社会教育性质的初级地方官学， 社学一直发展的非常缓慢。 嘉靖开乡闱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广泛传播，逐渐兴起了一股办学的热潮， 地方官吏和社会各界纷纷开办社学发展初等教育，传播了先进的儒学文化。 社学教育开始发展起来，并逐渐突破地域限制，向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农村扩展。 嘉靖年间，在少数民族聚居的思南府，除了府城创建了大批社学外，在全府下辖各长官司和县辖地内也都建立了社学，据《贵州通志》记载，嘉靖年间仅安庄卫就“有社学四所”,[10]23 全省各府州全省共新建社学 55 所，社学更为普及。据统计，到万历年间，贵州的社学已发展到 200余所，仅遵义府周围就创办了 80 余所社学，贵州的社学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
3.3.3书院教育的迅速壮大。
书院教育形成于唐末， 南宋绍兴年间传入贵州，此后銮塘等书院相继在贵州建立起来。 贵州开乡闱客观上刺激了书院教育的发展。 由于社会对教育的需求逐渐增大， 原有的地方官学已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于是广大贵州地方官员和一些社会有识之士积极创办了一大批书院， 以弥补官学教育的不足，满足社会各阶层的教育需求。
明代贵州共建立书院 38 所，其中嘉靖以前一百多年中仅建有 7 所， 而嘉靖万历年间， 就建立了 29所，占总数的 75%以上，这表明，贵州书院教育在嘉靖万历年间发展到高峰， 而这与田秋奏请在贵州开科取士得以批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清初，国家严禁创立书院，书院教育由此一度停滞。 康熙年间，随着社会的相对稳定，政府采取了相对缓和的文教政策，康熙帝还褒扬了一批书院，于是各地的书院又开始复苏，先后建立了 20 余所书院，此后随着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政府开始提倡书院教育，书院教育迎来又一个发展高峰，据《贵州古代教育史》统计，清代贵州共创建了大约 175 所书院。
3.4推动了贵州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和社会历史的进步。
随着教育事业的兴盛， 先进的中原儒学文化逐渐在贵州广泛传播， 儒家文化的影响范围从府州扩展到偏远的山区农村。 从府州和卫所管辖地区向边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扩展， 打破了土司贵族子弟及地方豪强地主子弟长期垄断教育的局面，广大贫苦百姓的孩子也享受到了先进的教育。
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 基本改变了贵州教育长期以来的落后面貌， 缩小了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文教日兴， 人才渐盛”, 中原先进的儒家文化已为各族人民所广泛接受，儒家宣扬的孝老爱亲、尊老爱幼、 诚实守信等封建道德原则逐步在贵州确立起来，社会风气焕然一新，人民“多气节，崇儒术， 尚礼义， 以气节相高，而耻为污下之事， 其仕于外者，……， 不异中州 ”,“不随夷俗， 文教丕扬， 人才辈出”,“百年于兹， 渐被王化， 风俗渐移，而登科入仕者累有其人”.[10]30 这充分表明，贵州人民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提升， 推动了社会各方面的迅速发展，推动了贵州社会历史取得巨大进步。
4、结语。
田秋是贵州文化教育发展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伟大人物， 他为科举制度在贵州的推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他也被贵州广大学子公认为“贵州科举教育之父”. 正是在以田秋为代表的广大贵州有识之士的积极奋斗下， 贵州才逐渐改变了原来的贫穷落后面貌，取得了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才工作，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21 世纪是知识和信息的时代，是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教育的发展决定着社会历史的兴衰， 当前贵州的各项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但是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贵州的社会发展水平依然处于全国末端， 贵州能否根本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社会历史的巨大转折，关键在于教育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能否满足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
当前，要实现贵州教育的大发展，必须始终坚持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先行”的策略，努力改变贵州教育的落后面貌， 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逐步普及高中教育，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人才培养机制。 能否实现贵州教育的快速发展， 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能否充分借鉴前人的经验，积极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把握一切有利的机会为贵州的发展出谋划策、 积极向国家相关部门争取资金和政策支持，增设本专科学校、全面巩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成果和逐步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全省人民的科学文化素养，推动贵州文化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为贵州的社会历史的发展培养合格的建设人才， 为贵州的崛起打下坚实的基础， 缩小贵州与其他地区的差距， 积极推动贵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为实现贵州的跨越式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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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黔诗纪略:卷3[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
[3] （清）郑珍,莫友芝.遵义府志[M] .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6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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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沈庠、赵瓒.贵州图经新志[M].山东:齐鲁书社,1997年,第17页.
[6] （清）俞渭.黎平府志[M].贵阳:贵州省图书馆,2010年9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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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清）鄂尔泰等撰.贵州通志[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6页.
[10]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教育志[M].贵阳市: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