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记》和《汉书》采录大量神怪材料入史，其中对材料的拣别和编次透射出史家对人事与天命的看法，也是史家历史观和神话观的呈现。本文针对《史记》《汉书》对刘邦神话材料、灾异材料和传说时代神话材料的处理比较司马迁和班固对天命和人事关系的不同认识，从而探讨二者反映在历史观上的差异。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神话；历史观
《史记》和《汉书》采录大量神怪材料入史，其中对材料的拣别和编次透射出史家对人事与天命的看法，也是史家历史观和神话观的呈现。本文针对《史记》《汉书》对刘邦神话材料、灾异材料和传说时代神话材料的处理比较司马迁和班固对天命和人事关系的不同认识，从而探讨二者反映在历史观上的差异。
一
《史记》和《汉书》在时间断限上虽因史家着书年代和通史、断代史之别而有不同，但汉家历史自高祖至武帝，《汉书》所采用材料基本上沿用《史记》，汉代帝王纪传中，最神乎其神的当是汉高祖刘邦纪传，拣出《史记·高祖本纪》的神化材料如下：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J之。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
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於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於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仅从文字得之，其间弥漫着浓郁的神秘主义色彩，而《留候世家》载圮上老人授张良《太子兵法》，赞曰：“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候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候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刘邦本传曰：“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淮阴侯列传》：“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秦楚之际月表序》：“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凡此仿佛刘氏天下，天命攸归，皆为必然。
《史记·五帝本纪》赞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史记·大宛列传》赞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矣”,言语间表述了司马迁对神鬼怪异之事的基本态度，《史记》提出“考信六艺”〔1〕《伯夷列传》，“择其言雅者”〔2〕《五帝本纪》的史料甄别标准，这与上述材料在现象上形成了矛盾，学者由此聚讼不已，而与此同样受到质疑的还有《史记》关于殷、周、秦《本纪》记载的始祖感生神话材料：
殷契，母曰简狄，有�皇现�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姜��为帝喾元妃。姜��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由此看出，《高祖本纪》记载的刘邦出身的神化材料与殷、周、秦民族的始祖感生神话有相同的叙述模式，梁玉绳对此叙事话语颇有诟病，“盖史公作史，每采世俗不经之语，故于《殷纪》曰吞卵生契，于《周纪》曰践迹生弃，于《秦纪》又曰吞卵生大业，于《高纪》则曰梦神生季，一似帝王豪杰俱产于鬼神异类，有是理乎？”〔3〕徐经认为司马迁称说刘邦受命而兴，有意征引符瑞以表其灵异，并认为谶纬之说，由此而兴，他说：“余谓此皆太史公不能裁之以义，而荒诞不经，遂有以致之。如《高祖本纪》称刘媪与龙交而有身，又高祖醉卧，见其上常有龙，又所居上常有云气。此或当日托言以惊动沛中子弟，故诸从者日益畏之。史公不察，遽采入《纪》。不独赤帝子白帝子骇人闻见，即隆准而龙颜，何遂妖异？至是则甚矣。史公之好怪也！”其困惑不止如此，又曰：“毛公传《诗》，以�C鸟降为祀郊�C之候，履帝武为从高辛之行。自史公诬简狄姜��，而后有吞卵践巨人迹之事，苏明允论其必无如此不祥而生圣人。史公采《尚书》《国语》作《五帝本纪》，无是怪异，而纪高祖，则仍说《诗》之诬，以神其遇，不知其入于妖妄，岂非史法所当裁哉。至于作《秦本纪》，复采秦人附会之言，谓女修吞鸟卵生大业，又大廉元孙孟战中衍，鸟身人言，此岂天地产帝王之瑞，史公号为良史，尚为异论所惑，无怪后之作史者尤尚迂怪，何为可训。”〔4〕书高帝本纪《五帝本纪》和殷、周、秦《本纪》及《高祖本纪》在材料运用上所形成的现象上的矛盾，徐经已经觉察，但以合于圣人之道作为判别和选择史料的标准责难史公，则是愚陋，其实，就在冲突抵牾中，笔者以为司马迁已经触及到神话与历史关系中神话化历史和历史神话化的问题，借简狄吞卵、姜��履迹的神话材料阐明了他对神话化历史的直觉感悟，在荒怪中抽绎出其中所闪现的历史纵深处的真实质素，是对殷、周、秦民族的远古历史充满深邃历史意识的深刻观照，对此，笔者有另文讨论，此不赘述。〔5〕
对于司马迁何以采录刘邦神化材料入史，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俞樾曰：“《五帝纪》云，择其尤雅者，故唐虞二纪，悉本《尚书》，高辛以上，无稽则略，《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不以入史。至高帝纪，乃有刘媪梦神，白帝化蛇之事，盖当时方以为受命之符，不可得而削也，世以史公为好奇，过矣”,虽然同样察觉采录材料在观点和现象上矛盾，但认为史公相信受命之符，是为浮浅。《史记》所采录的刘邦神化材料必流传坊间，并已产生广泛影响，这是司马迁无法回避的问题，所谓刘媪感龙而娠、高祖醉卧斩蛇以及所居之上常有云气等等神怪之说，徐经看得很清楚，言之或为刘邦当日托言起事以威其众的一种手段，其说甚是，当然随刘邦权威逐日巩固，借谶纬之风以神其事之说必然愈演愈烈，其实文本中值得注意有二，其一是较之殷、周、秦感生神话，刘邦感生神话叙述中多了一个人间的父亲，刘媪感龙而孕，“太公往视”四字使庄严的氛围有戏谑调侃意味；其二是史公称刘邦“父曰太公，母曰刘媪”,梁玉绳对此已生质疑：“马、班以汉人纪汉事，宁有不知高祖父母姓名之理。乃太公不书名，母媪不书姓，岂讳而不书，如诸帝之不书名耶？然讳名不讳姓，母媪无姓又何说？”〔6〕姓氏本身所承载的血统和荣誉使中国古代社会对其予以足够重视，司马迁远绍重黎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所生发的光荣的姓氏历史使史公必然怀抱传承责任，而屈原伫立高歌“帝高阳之苗裔”亦是一例，因此梁氏的疑问本在情理之中，后来皇甫谧忍不住补称刘太公名执嘉，刘媪王氏名含始，而有此热情者不止一人，此与史公本意悬然殊隔，刘邦称不上统系的身份与欲神其事，直秉于天的神秘附会形成了强烈反差，史公微言于此可见一端。
二
关于刘邦的神怪材料，《汉书·高帝纪》基本采用《史记·高祖本纪》，偶有字词变化，并不影响文意，但《高帝纪赞》颇值得注意：
《春秋》晋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事孔甲，范氏其后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范氏为晋士师，鲁文公世奔秦。后归于晋，其处者为刘氏。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则有秦、晋、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缀之以祀，岂不信哉！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着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班固在这里精心编织了一个不见于《史记·高祖本纪》的尊显的世系，使刘邦所自出的族属远绍唐尧，直承刘累，而又由范氏演变为刘姓，当然，这并不是班固凭空杜撰，赞语提及晋史蔡墨所言刘累扰龙的材料出自《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
范宣子历数世系见于襄公二十四年，宣子曰：“昔��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表述刘姓由来的材料见于文公十三年，晋士会入秦复归魏一段末句曰“其处者为刘氏”.《左传》三段材料并未与刘邦有直接牵连，而《汉书·高帝纪赞》何以将刘邦与上述三处《左传》记事扯上关系，顾颉刚先生道出其中端倪，他认为称说氏姓由来是寻常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因前端是陶唐氏，陶唐氏为尧，后端是刘氏，刘氏为汉，就显出了‘汉为尧后’的意义来了。自有此说，而汉家世系为之伸展极长”,又说班固在《高帝纪赞》里，“把《左传》中的三段记事融成一片，而又采刘向之说，说明士会留秦的一系从秦转魏，又迁於丰。高祖之祖为丰公，也举出来了。”〔7〕所言极是，班固如此考证出的刘汉世系不但尊宠而且绵长。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所载刘累扰龙的材料，司马迁采入《史记·夏本纪》：
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受豕韦之后。龙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惧而迁去。
较之《左传》该段材料，《史记》言雌龙死后，刘累惧怕，只说“惧而迁去”,无“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诸文字。之所以如此，可能的解释有二：一是太史公故意弃而不采。《汉书·眭弘传》载眭弘言：“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若眭弘之言如实，则董仲舒时代，“汉为尧后”说便已滥觞并流传，而范氏与刘姓的关系与刘邦已有所牵连，或太史公忌其虚妄，有意不采录“范氏其后”诸文字；其二是“范氏其后”为刘歆整理《左传》时窜入，太史公所见《左传》并无该说法。刘歆肯定“汉为尧后”说，《左传》经其整理后，材料的真实性一直受到质疑，就上述三处记事，顾颉刚先生说：“我的意思，以为《左传》中这三段文字，魏寿余诱士会一段除末句外自是不假；至范��和蔡墨的两段话则殊不可信，非汉为尧后之说已发生时不会出现。”〔8〕全然否定《左传》记事为不实，三段文字记事本身有所依凭，绝非空穴来风，只是其中有后来窜入的痕迹，蔡墨所言和魏寿余诱士会两处末句，即“范氏其后”和“留处者为刘氏”两句确有被添加的嫌疑。不论司马迁所见《左传》是否经过篡改，《史记》采录刘累豢龙材料本身备受关注，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方苞曰：“天降龙二，此何关典要，不宜入本文，愚按史公记刘氏所自出耳”,郝敬更说：“孔甲好鬼而淫乱，无足称者。《本纪》于诸帝中独详其豢龙一事，以为刘累赐姓本末。缘刘累为汉姓所出，而氏本豢龙，故刘媪感龙生季，犹龙云尔，夫龙不可豢，豢龙而即氏御龙，犹吞薏而姓姒，吞鸟卵而姓子，皆悠谬之谈也。史迁好奇，不详事理有无，多此类。”〔9〕卷一《夏本纪》虽采录刘累材料，但无只言片语说明刘累和刘邦有何瓜葛，《史记》别处也无任何材料言及刘邦与刘累、范氏的关系，而《高祖本纪》言刘邦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足见其起于闾巷的事实，与《汉书·高帝纪赞》所勾勒的高贵而尊显的刘氏统绪形成强烈反差，刘媪感龙而娠等等材料史公采录入史在现象和观点上所形成的矛盾使神化刘邦材料显得荒悖不可理喻，此意前已说明，太史公并无意为刘邦宠神其祖明矣，方苞和郝敬所言失察。
《汉书·高帝纪赞》糅合刘向之说对《左传》上述三处材料所作的处理，其意在于宣汉，班固《典引》与此相印证：“绍天阐绎者，莫不开元于大昊皇初之首…陶唐舍胤而禅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载，越成汤武。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班固于此提出自伏羲氏至刘汉的天命王权体系，但只是大致轮廓，而《高帝纪赞》条理出具体而系统的刘氏统绪，班固试图从神意角度为刘汉王朝的合法性寻找理论依据，仅从对《左传》材料的处理可见其用心深细。班固宣汉思想承袭其父班彪，对于刘邦得天下的认识，班彪《王命论》曰：“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虽然班彪承认刘邦兴起有“宽明仁恕”“知人善任”等人事因素，但他将远绍唐尧、体貌奇异、神武瑞应解释为刘邦之所以得天下乃天命使然的根本原因，继而以刘邦感龙而生，长而灵异，受命斩蛇等等神异之说予以阐明。较之班氏父子，司马迁认为刘邦之得天下实属“人力”,而非“天授”,《史记》虽然采录刘邦神异材料入史，笔者以为此乃史公文学笔法，对此，笔者已有另文论述，此不赘述。〔10〕
三
《汉书》还有一类凸显神秘怪异的材料颇引人关注，即是言说阴阳五行灾异的文字，自《惠帝纪》起，《汉书》较之《史记》补充了不少灾异材料，而《五行志》则集中收录了大量以灾异类比人事的事例，二者普遍而必然的联系使其具有明显的神秘主义色彩，兹举数例如下：
（一）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几中，乍北乍南，过期乃入。辰星出四孟。是时，项羽为楚王，而汉已定三秦，与相距荥阳。太白出西方，有光几中，是秦地战将胜，而汉国将兴也。辰星出四孟，易主之表也。后二年，汉灭楚。（《天文志第六》）
（二）史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郑客从关东来，至华阴，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与客曰：“为我遗镐池君。”因言“今年祖龙死”.忽不见，郑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过江所湛璧也。与周子晁同应。是岁，石陨于东郡，民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此皆白祥，炕阳暴虐，号令不从，孤阳独治，群阴不附之所致也。一曰，石，阴类也，阴持高节，臣将危君，赵高、李斯之象也。始皇不畏戒自省，反夷灭其旁民，而燔烧其石。是岁始皇死，后三年而秦灭。（《五行志第七中上》）
（三）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刘向以为近火�l水也。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横出，残贼邻国。至于变乱五行，气色谬乱。天戒若曰，勿为刻急，将致败亡。秦遂不改，至始皇灭六国，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图书，秦居渭阳，而渭水数赤，瑞异应德之效也。京房《易传》曰：“君湎于酒，淫于色，贤人潜，国家危，厥异流水赤也”.（《五行志第七中下》）
（四）昭帝元凤元年，有乌与鹊斗燕王宫中池上，乌堕池死，近黑祥也。时燕王旦谋为乱，遂不改寤，伏辜而死。楚、燕皆骨肉�O臣，以骄怨而谋逆，俱有乌鹊斗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一乌鹊斗于宫中而黑者死，楚以万数斗于野外而白者死，象燕阴谋未发，独王自杀于宫，故一乌水色者死，楚炕阳举兵，军师大败于野，故众乌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传》曰：“专征劫杀，厥妖乌鹊斗。”（《五行志第七中下》）
（五）文帝五年，吴暴风雨，坏城官府民室。时吴王濞谋为逆乱，天戒数见，终不改寤，后卒诛灭。（《五行志第七中下》）
上引五例将灾异视作人事的警告，（一）将“太白出西方”“辰星出四孟”视为汉国将兴起的符应，并出之“后二年，汉灭楚”的验证之语；（二）引述《史记》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事例后，加入“此皆白祥……后三年而秦灭”的五行灾异断语，认为神人遗璧和陨石坠落东郡是天意谴告，而始皇不知自省，终至国破身亡；（三）虽称述《史记》，但《史记》并无渭水赤三日的记载，亦或是假借言事，引刘向和京房《易传》推演灾异之言论认为是秦政暴虐将亡的天象警示；（四）将燕王宫中乌与鹊相斗而死视为燕王旦谋乱，不知悔改致死的征兆；（五）视暴风雨灾害为吴王濞叛乱的天之警戒，吴王不寤，终于被诛杀。以此观之，董仲舒的灾异理论对班固影响至深，《汉书》以阴阳灾异言人事正是董氏所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已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11〕卷五十六的具体阐释，以想象猜度言灾异，以灾异附会现实政治自董仲舒灾异理论建立后遂成为一代风气，班固受其熏染将灾异与人事相牵连，特别是新立《五行志》对思想史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消解了史学的合理性。
《史记》对灾异采取审慎态度，《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和《孝景本纪》记录灾异现象最多，但并无一处将灾异与人事相联系，司马迁关注和重视历史中行为本身的因果关系，对以阴阳灾异附会人事政治的不经之语往往弃而不采。值得注意的是，《天官书》采录了大量以占星望气预测人事的材料，这应该是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赞语中司马迁表达了对星象征兆的基本态度：
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S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着。
盖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蚀三十六，彗星三见，宋襄公时星陨如雨。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後，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S祥候星气尤急。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
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诸吕作乱，日蚀，昼晦。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见，长则半天。其後京师师四出，诛夷狄者数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荧惑守斗；朝鲜之拔，星�于河戍；兵征大宛，星�招摇：此其荦荦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
司马迁认为西周晚期和春秋的灾异解说者，因时务需要将灾异与人事相牵连，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故其文字图籍“�S祥不法”,其占验结果“凌杂米盐”,此为史公所不取并予以驳斥。当然，不能绝对认为司马迁完全排斥灾异之说，中国古代一直存在古老而久远的天人同源互感的传统观念系统无论如何对司马迁都会产生影响，但他处理灾异材料的基本原则遵从孔子“纪异而说不书”,上述材料第三条言及汉兴以来重大事件，均将其与自然天象相联系，并说“由此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这显然与司马迁对待灾异的一贯原则相背离，笔者以为史公在此暗寓微言，对汉兴以来特别是汉武时期的政治予以批评，将武帝征伐匈奴、南越、朝鲜、大宛与天象变化相联系，以天人感应的形式抨击汉武帝穷兵黩武，在政治权利极度膨胀的时代，这是史公所能采取的以文化话语权对抗政治话语权的方式，《天官书》赞语所说“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羽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即是试图对政治权利的引导和纠偏。
四
对于传说时代神话材料的处理，司马迁遵循一贯的审慎原则，《史记》的历史系统采用《五帝德》所传述的从黄帝开始的五帝系统，但不同的是司马迁在历史的开端特意安插了一个战争序曲，黄帝在战胜炎帝的背景下成为中华民族共祖。这就是说，司马迁认为在黄帝之前人类历史尚还渺远，黄帝只是人类绵长历史中的阶段而已。对于何以采录《五帝德》的历史系统，《五帝本纪》赞语认为实地田野考察证明《五帝德》《帝系姓》与《春秋》《国语》相互发明，使司马迁相信《五帝德》所传述的历史系统并非虚妄，虽然如此，传说时代的历史毕竟绵渺难述，司马迁依从孔子，认为可信的历史始于尧舜。《五帝本纪》虽依从《五帝德》，但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因不“雅驯”删去了黄帝诸帝“乘龙��云”等句，太史公的判断于此分外冷静清明，他对五帝的叙述颇为概念化，不过以抽象而不踏实的语言阐释人文历史的渐进，笔者对此有另文论述。〔12〕司马迁对于人类历史开端的描述在本质上已接近人类历史进程本身的真实，而这种真实是通过的材料的处理显现出来的。
《汉书》虽为断代，但从《古今人表》可看出班固对于传说时代历史的基本认知，其帝王世次依从刘歆《世经》提出的三皇五帝和三王的传承统系，从太昊帝宓羲氏开始，依次为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帝金天氏、颛顼帝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帝禹夏后氏、帝汤殷商氏、文王周氏，而汉在其历史统绪中，则如《典引》所说“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对于历史的源起，《典引》与《古今人表》互为印证，认为“莫不开元于大昊皇初之首”.班固的历史系统继承了刘歆的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并糅合谶纬神学，以顺应木德的太昊帝宓羲氏为人文始祖，经五行相生的历史循环，汉承火德继周而得天命，其中所反映的是班固的神意史观和循环史观，只是与刘歆为王莽造势不同，其目的是为刘汉王朝寻找历史法统依据。
司马迁将汉之得天下放置于秦汉历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演变的背景中予以考察，认为在楚汉之争中，项羽因“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导致失败使刘邦得势，汉家天下并非所谓“天授”,虽然《高祖本纪》和《史记》多处文本言及刘邦都带有神秘色彩，如前所述，笔者以为此乃太史公的书法运用。秦汉之际的历史激变使司马迁对秦予以特别关注，《史记》为秦专设两个本纪，《秦本纪》考察秦的民族起源，对秦民族的发展演变进行观照，《秦始皇本纪》对秦瞬间即亡的原因进行探寻，其赞语引用贾谊《过秦论》说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是秦亡的主要原因。《高祖本纪》赞语又说“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也”,司马迁认为汉得天下乃顺应时势救秦之敝使然。司马迁对秦汉历史和汉得天下的考察基于事件本身的因果关系，汉在其历史系统中只是人类历史更替的一个阶段，这是史公原始察终通观思想的深刻体现。
由此看来，从对历史两端的材料处理来看，司马迁和班固的历史识断已截然不同。司马迁时代，受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和董仲舒谶纬化的天人感应学说影响，阴阳五行的神秘色彩开始逐渐弥漫时代空气，太史公怀抱天下为公的思想，拨开虚妄迷雾，着想于人类将来的命运，以原始察终的通观意识和求实精神关注历史中人事的因果流贯，其史识和勇气非班固所能企及。班固思想立足于天下为汉，出于宣汉目的所构筑的刘汉王朝的天命王权体系，以及对于汉家天下的神意化解释，其理论依据来源于董仲舒的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思想以及刘歆的历史循环理论。一方面受谶纬神学和神学化经学的影响，一方面对刘汉政权趋向衰世有强烈的焦灼感和忧患意识，班固神意史观的形成在所必然，但同时班固又受到桓谭和王充等反谶纬迷信的朴素理性精神的影响，《汉书》不录谶纬图�之书即是一例。因此，班固又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因其宣汉意图最终无法调和，班固思想的二重性也一直影响到后来的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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