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经济学派的演变发展， 制度逐渐被考虑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经济的动态演变拥有一个配套的制度特征， 对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学者也越来越注意到制度的重要性， 但在对这两者的研究中， 各学者采取的方法存在显着的差异。文章从制度环境、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以及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等方面试图将国内外学者主流的研究方法思路进行梳理和总结。
关键词：制度环境； 制度变迁； 经济增长； 理论综述；
1 引 言
诺斯说：“制度是一个社会中人为设定的规范人们相互交往活动的各种规则和行为准则， 其功能是建立一个稳定的人类互动结构， 来减少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1]一个经济的动态演变有一个配套的制度特征， 不同的制度环境会使激励机制以及资源配置的方式有所不同， 从而使得生产效率的水平产生了不同。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转型时期， 探究制度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我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学者大多从制度环境、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三个角度开展研究， 文章对其进行了总结与综述。
2 制度环境影响经济增长
主流经济学派认为经济的增长是由技术进步决定的， 假定制度是外生变量， 而后兴起的制度经济学派将制度也纳入了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中， 将其作为内生变量， 认为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的增长。随着制度经济学派的兴起， 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制度进行量化来研究经济增长。1992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Scully第一次采用了全球性的数据对制度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对此关系的实证分析。[2]
早期， 巴罗用政变与刺杀数量构造政治不稳定的变量， 发现了政治的不稳定性与经济的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3]罗德里克将衡量各国民主程度高低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指数作为制度变量， 纳入了回归模型测算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4]而后， 有学者认为政治的不稳定性这个指标过于粗糙， 不能反映制度的特性， 相继采用了GDP中财政支出占比、产权安全性、法律规则指数、非国有化程度等指数与经济增长的变量建立模型， 进行实证分析[5,6], 由于变量选择的不同与模型构建时间的差异， 得出的结论也大不相同， 衡量制度的变量与模型结构的建立存在着极大的随意性。
雷钦礼指出制度不是生产要素， 直接与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并列纳入经济增长的方程是不合理的， 故将制度变量引入资本与劳动增强型技术并存的CES生产函数进行分析。改革开放后解放了经济活力， 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 促进了经济的进步。[1]随着研究的更加细化， 虽然制度对于经济增长总体呈正影响， 但对于不同的产业， 其影响程度与时期也是不同的， 因而设计与实施制度时， 还需考虑产业差异性的存在， 才能合理调整产业结构， 实现产业间的协调发展。[6]
3 制度变迁影响经济增长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最早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 诺斯通过对西方经济演变史的分析与审视， 提出了制度变迁的理论， 从此国内外学者开始广泛地研究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诺斯和托马斯在考察西方经济增长时把制度变迁看作经济增长的源泉， 卡尔波拉依在分析西方工业革命时也提出， 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必然存在的一个动态因素。诺斯曾指出两个可以引起技术迅速变化的因素， 足够大的市场规模和足够完善的产权制度， 而较为有效的产权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使交易费用部分增加， 这时需要制度的变迁降低这些交易费用， 使得整体的创新成本得到根本的降低， 进而提高技术变化率。
对于技术变迁的测量， 主要是从宏观方面考虑。金玉国曾指出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变化和对外开放扩大是我国宏观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 并首次从这四个方面进行了量化测度， 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978-1999年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位居第一。[7]王文博等则第一次引入了产业结构方面的影响。[8]洪华喜等采用市场化、城市化和对外开放化程度作为经济制度指数， 采用C-D函数模型进行分析， 认为制度变迁对云南省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9]梁超认为经济方面的制度变迁体现在两方面： FDI的大量流入和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增加。他采用GMM方法及脉冲反应研究了FDI和非国有经济投资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认为其中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技术的进步。[10]
4 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传统的发展理论认为， 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与劳动力推动经济增长；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则支持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11], 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都忽略了制度的作用而将其作为外生给定的常量， 是两者共同存在的缺陷。在现有研究上， 制度影响经济增长主要有两种理论观点， 其一， 制度以资源配置为中间因素， 影响经济的增长。钟昌标认为初始资源禀赋和控制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宏观经济制度， 进而会影响经济的增长。[12]产权制度存在差异， 资源配置方式就会有所不同， 导致在配置过程中产生交易成本差异， 影响了资源的配置效率， 结果表现在社会产量与经济增长上。其二， 先改变技术效率， 然后改变产出， 最终作用于经济的增长。胡晓珍等将制度纳入效率评价模型， 运用DEA三阶段模型对制度调整的技术效率水平进行分析， 发现制度环境对各地区的技术效率水平产生的作用是各地区经济增长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13]制度框架有差异， 提供的约束机制、激励机制就会有所不同， 从此影响了社会知识的积累和技术创新的速度， 最终导致经济增长产生差异。
5 结 论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劳动、技术三要素决定一个经济体的产出， 不少学者运用实证方法对其进行论证， 但局限之处在于将制度当作外生给定的常量， 然而从历史的发展中可以看到， 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随着制度经济学的产生， 国内外学者对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研究过程以实证分析居多， 焦点在于如何将制度环境、制度变迁进行量化测量， 文章对量化的过程进行了梳理， 同时阐述了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主要是通过两条路径进行作用：在制度的保障下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 降低交易费用， 更充分地发挥其效用， 改善经济绩效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通过改变技术效率影响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 雷钦礼。制度环境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与中国实证[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7, 38 （12） :3-16.
[2] 何雄浪， 杨盈盈。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理论与经验证据[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6, 36 （10） :79-85.
[3] RODRIKD.Institutions for high quality growth:what they are and how to acquire them[J].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 35 （3） :3-31.
[4] 樊纲， 王小鲁， 张立文， 等。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J].经济研究， 2003, 49 （3） :9-19.
[5] 刘伟， 李绍荣。所有制变化与经济增长和要素效率提升[J].经济研究， 2001, 47 （1） :1-8.
[6] 王军。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7, 38 （12） :3-16.
[7] 金玉国。宏观制度变迁对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J].财经科学， 2001 （2） :24-28.
[8] 王文博， 陈昌兵， 徐海燕。包含制度因素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及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 2002 （2） :33-37.
[9] 洪华喜， 廖晓祥。制度变革对云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评价[J].经济问题探索， 2003 （1） :63-67.
[10] 梁超。制度变迁、人力资本积累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动态面板和脉冲反应的实证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2 （2） :58-64.
[11] 季民河， 武占云， 苏海龙。中国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空间面板数据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1 （6） :1-5.
[12] 钟昌标， 王林辉， 董直庆。制度内生化均衡过程和我国经济增长制度有效性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 （3） :89-101.
[13] 胡晓珍， 张卫东， 杨龙。制度环境、技术效率与趋于经济增长差异[J].公共管理学报， 2010, 8 （2） :7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