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军事系统研究属于交叉学科，是军事科学与系统科学融为一体的科学研究分支。军事系统研究的基本方法是系统分析，综合方法是系统评估，应用方法是系统优化。军事系统研究要遵循科学、辩证的方法论原则，要坚持知彼知己、内在联系和持续发展的原则，要避免机械系统论和定性与定量的绝对化。军事系统研究要重点关注体系研究的总体问题、体系中的“中枢”问题和关系全局的“瓶颈”问题三大战略问题。
关键词:军事系统; 系统科学; 方法论
方法论是基本理论问题，虽然比较抽象，但很重要。当年毛主席在战争年代那样艰苦的岁月中，还以很大精力研究哲学问题以指导中国革命，可见这个问题有多么重要。钱老把系统科学列为科学技术体系的一大门类，对于这门科学来说方法论问题尤其重要，因为系统科学就是关于方法的科学，这与其他一些科学门类都不同。比如，军事科学研究军事问题，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即战争、军事与军队; 自然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等，也都有各自的具体研究对象。但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系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世界的系统性，这本身就是抽象的。现在人们已经习惯于把一些事物称为“系统”，例如神经系统、交通系统、指挥系统，等等。但实际上，我们能够直接接触到的只是一些具体的物质要素，所谓“系统”是从哲学和科学意义上对这些事物内部关联性的抽象概括，这就是“系统方法”问题。所以，方法论对于所有的科学部门都很重要，对于系统科学尤其重要。
军事系统研究属于交叉科学，是军事科学与系统科学融为一体的科学研究分支。军事系统研究的这种科学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战争观和系统观的融合。这是世界观层面的问题，因而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哲学意义的世界观是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军事科学最基本的认识是战争观，其中包括如何认识国防、军事、军队等基本问题。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首先讲战争是什么，他的所有理论都是从对战争的基本认识也就是从战争观开始的，这是军事科学最基本的问题。要学习研究军事科学，首先要解决战争观问题，搞清楚战争是什么。
对于系统科学而言，最基本的问题是系统观，即对世界之系统性的基本认识。什么是军事科学的系统观? 在系统科学产生之前，军事科学对于战争观的研究着重在其社会性和对抗性两个方面，也就是从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等社会矛盾冲突的角度，从军事、军队、战略战术的角度去认识战争问题。系统科学产生之后，特别是随着系统科学在军事领域中的发展和运用，就形成了军事科学的系统观，进而形成了军事系统科学。系统科学的形成，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重大发展。同样，军事系统观和军事系统科学的形成，也是现代军事科学的一个重大发展。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在战争和军事问题上又有了一个新的科学认识视角和工具———这就是把战争看成一个系统，形成了军事系统观，发展了传统的战争观。军事系统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战争的系统性、军事的系统性、军队的系统性，并将其与社会性、对抗性融合起来。系统性是普遍存在的，这是系统科学的基本原理，也是得到广泛证实的科学原理。对于军事系统研究而言，就是运用这个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研究战争。
第二，军事辩证法与综合集成法的融合。这是方法论层面的问题。钱老在系统科学领域最重大的科学贡献，就是把系统科学的基本方法论原理概括为“综合集成法”。军事科学是研究战争对抗活动的科学，军事辩证法是军事科学的基本方法论原理，讲究矛盾的对立统一、相互转化，如强与弱、攻与防、进与退等，毛泽东军事思想充满了军事辩证法。军事辩证法本身是有系统思想的，比如关于全局与局部的辩证法，就蕴含着系统思维。综合集成法也蕴含着辩证法原理，比如集成与分解的辩证关系。军事系统研究必须将这两种哲学方法结合起来，形成“辩证的综合集成法”或者叫“综合集成的辩证法”，才能更为科学地研究和解决军事系统问题，这也是军事系统科学不同于一般系统科学的一大区别。
第三，军事学术与系统工程的融合。军事学术就是战略、战役法、战术，是军事科学直接指导实践的应用理论。现在用“军事学术”这个词讲战略、战役法、战术的好像不太多了，讲战法的比较多。
把军事学术笼统地理解为战法( 即作战方法) 也可以，因为战法是军事学术的核心理论，也有战略、战役、战斗三个层次。当代军事学术的一个重要发展特征，就是军事学术与系统工程紧密结合，表现为“军事学术工程化”，出现了“战法化工程”和“工程化战法”。例如，军队的指挥信息系统，必须按照作战规律和作战流程构建，必须在系统中融入战法。
反过来说，如果不贯彻作战规律、不贯彻战法，那么这个系统就是一个“花架子”，它的生存性、使用功能和作战效果等很难满足作战要求。对战法设计来讲同样如此，如“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光这一个特点就要求战法必须是“工程化”的，即战法要和信息系统紧密耦合。总之，在军事应用层面上，军事系统研究是军事学术与系统工程的融合。
第四，军事技术和系统工程技术的融合。这种融合是军事系统研究的技术层面。军事技术是一个很大的领域，传统上主要指武器装备技术、军事工程技术以及操作使用武器装备的技能。系统工程技术也是一个庞大的技术群，与系统工程的设计、构建、运行、管控相关的技术，在广义上都属于系统工程技术。但最重要的系统工程技术是信息技术，也可以说信息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系统工程技术，因为它是为了组织系统而存在的，能够把单元组成系统，把小系统组成大系统，把原来本不相连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把原来的机械耦合系统变成更高级的信息耦合系统。信息技术越发展，它的这种互联性质就越强，网络技术就是一个典型。所以，在技术层面上，最重要的就是军事技术与系统工程技术的融合，更准确地说是传统的军事技术与现代的信息技术相融合，形成军事系统技术或军事体系技术。
上面谈的四个融合是军事系统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特征，表现的是军事系统研究的交叉性。那么，军事系统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理论归纳。军事系统研究是一种军事认识活动，因此可以从军事系统研究的认识功能着眼，将其基本方法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是基本方法即系统分析; 第二类是综合方法即系统评估; 第三类是应用方法即系统优化。
系统分析是基本方法。分析是所有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对于系统科学而言就是系统分析。系统分析的目的是客观地认识研究对象即系统。我们要研究的那个系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把它客观地分析和描述出来，就是系统分析的任务。分析的最高要求是客观穷尽，就是在条件许可和研究需要的情形下，尽可能全面具体地认识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
系统评估是综合方法。就是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加上研究者的目的、意图、要求或需求，来评价和估量研究对象是不是符合研究者的主观需要。
简单地说，系统评估是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系统认识过程，它的任务就是判断主观和客观的一致性有多大。
系统优化是应用方法。就是改变系统的属性、要素、功能和关系等，使其更有效地达成目的，也就是根据主观意图改变客观系统。系统分析和系统评估解决的是认识问题，系统优化则是从认识到实践，解决实践问题、行动问题。
分析、评估、优化各有特定的基本认识功能，在理论上不能混淆。什么是分析、什么是评估、什么是优化，三者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举例来说，系统分析好比是看病的“透视”或者“解剖”，目的是把病情搞清楚。现在医学手段越来越先进，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准确分析病情。系统评估就是“诊断”，这就需要主观和客观的结合，医生通过“透视”发现了某种问题，但究竟是什么问题，要进行诊断。系统优化就是“治疗”，对症下药，使病人的生理和心理系统得到改善。再如，如果把一个杯子看成一个系统，系统分析的任务就是要回答“这个杯子有多大”“什么颜色”“外面是否有花纹”“用什么材质做的”等问题。评估就要加上目的，如给孩子或老人买一个水杯，就要评估这个水杯适合儿童还是适合老人。如果要外出旅游，买个易碎的瓷杯肯定不是最佳方案，尽管也不是完全不能用，这就需要根据分析和评估的结论进行优选。
在研究条件许可和研究需要的前提下，分析应当穷尽，穷尽的程度越深，分析就越到位。如果没有穷尽，就一定存在盲区，有盲区就会有误区，导致系统研究的缺陷甚至错误。分析也会有主观指向性，因此所谓穷尽是有范围、有限度的。比如说买杯子的人，当然会在意材料好不好，但谁也不会去费心研究材料的分子结构、工艺流程这类问题。因此，分析一定有某种主观指向性，但这只是为了使分析聚焦。系统分析要尽可能客观，不能受主观假设的影响，否则就难免先入为主、“对号入座”。评估阶段要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充分结合主观要求，看二者的满足程度如何。优化是更高的认识阶段，就是要改变系统，使其高效率、高效能地实现预期的系统功能。
以上三种方法是从方法论上区分的，而不是具体方法。军事系统研究的具体方法很多，比如说仿真，既可以用于系统分析，也可用于系统评估，还可用于系统优化。所以，具体方法是认识的方式、手段和工具，是为分析、评估和优化服务的。
一般来讲，研究问题一定要全面地看、辩证地看、历史地看，这些基本原则在一切科学研究中都是适用的。对于军事系统研究来讲，有三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非常重要。
第一个原则是知彼知己。客观性原则在军事系统研究中，更集中地反映在知彼知己上。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军事系统都是在对抗中存在的，既为了对抗而存在，也必须在对抗中存在。所以，研究军事系统问题首先要考虑对抗性问题，这就必须做到知彼知己。研究我们自己的某个系统，绝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局限在这个系统之内，一定要把它放在更大的对抗系统中去研究，这是一个首要原则。比如，从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以色列搞武器装备系统十分强调对抗性，对实际作战效能要求很高。它的雷达系统、防空系统、精确打击系统、陆战系统等之所以有优势，就在于它是打出来的，而且一直在打、不停地打，这给以色列创造了军事实践的土壤，也是它的军事系统要求，否则它就不能生存和发展。
第二个原则是内在联系。系统科学讲的就是要素与要素的联系、系统与系统的联系，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忽视了这种联系，则其科学性就成问题了。机动、火力、信息是现代作战力量的三大要素，如何使之达到一体化，就是一个内在联系的问题，军事系统研究必须解决这样的重要问题。
第三个原则是持续发展。所有的系统都是发展的，绝不能静止地认识和设计系统。现在的各种系统发展得越来越快，不管是在社会生活中逐步演化的系统，还是专门设计出来的人造系统如武器装备系统，发展得都很快。因此，静态地设计系统是不行的，一定要是开放的、可持续发展的。
这是军事系统研究要遵循的三个基本方法论原则。这些原则贯彻得好，系统研究就能遵循科学的正确方向，否则一定会出问题。从军事系统研究的一些实例看，要特别注意避免两个错误的认识倾向。
一要避免机械系统论。从系统科学的发展过程看，在机械化顶峰时代出现了系统科学，这就决定了在早期的系统科学中机械论占绝对主导地位。
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机械化的系统科学仍不失为一门科学，但是后来其局限性逐渐凸显，所以产生了复杂系统理论，注重研究非机械、非线性、自适应演化的系统问题，这是当代系统科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机械论思维仍旧根深蒂固，可能自觉不自觉地经常起作用，甚至影响还很大。比如说，系统和设计是什么关系?
是不是什么系统都能够设计出来? 都能按设计去实现? 肯定不是这样。起码在人类现在的认识水平上，对于钱老说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其所有的设计都是不完全设计，还不能达到完全设计。也就是说系统是在不断的演化中发展变化的，系统设计也是随着系统演化而变化、优化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一张完备的设计图纸，然后按部就班地制造和组装。构建一个复杂系统，一开始当然必须有总体设计，这非常重要。但这种设计应当是开放的，也就是在系统的运作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 系统越复杂，系统设计的开放性也就越强。
在战争和军事领域更是如此，因为你的敌人是不会服从你的设计的，除非他被你打垮。现在有一种提法叫“战争设计”，这个提法不科学，是机械的系统思维，而不是辩证的系统思维。战争是敌我对抗的现象和形态，哪一方能设计战争啊? 你能设计敌人吗? 设计不了! 战争是双方殊死搏斗的过程，一方可以、也必须设计自己的作战行动，但是任何作战计划只能是不完全设计，必须在作战过程中继续调整、优化。所以，应当树立“战法设计，作战设计”的观念，尤其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更应加强“战法设计，作战设计”，这符合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的要求。但是“战争设计”这个提法不科学，在系统思维上是机械的、死板的，也是根本做不到的。
美国“解放伊拉克”的战争计划就是一些所谓的“战略精英”们设计出来的，结果必然是没有设计到的事情比设计到的多得多，这是最典型的“战争设计”的失败。
二要避免定性与定量的绝对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是普遍接受的，但到了具体问题上还是有不少问题。比如，最近有一篇文章认为，精神因素对于战争胜负至关重要，但战争中的精神因素没办法量化。所以，既然精神因素无法量化，量化的方法就是无用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从“精神因素不能量化”，推导出“定量研究无用”。前提和结论都是错误的，没有科学地、辩证地看待定性与定量问题。
精神因素怎么不能定量? 当然可以定量。最有说服力的是毛主席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每战最少是二倍、三倍、四倍于敌，有时还要五倍、六倍于敌。毛主席说的这个“倍”，就包括了物质和精神因素，是定性与定量结合的。这个倍数关系到了抗美援朝战争不完全适用了，对美军打歼灭战必须集中更多的兵力。这样，就提出了“零敲牛皮糖”的战略战术，集中兵力打一些小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所以，兵力对比的倍数关系是包含精神因素的。换句话说，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的关系是辩证的，各自也有各自的极限，绝不能无限夸大精神因素的作用，那是唯心主义的。人民战争无疑是正义的，人民的精神因素肯定要比反人民的精神因素强，数量也多，但是人民战争不一定能胜利。因此，物质有极限，精神也有极限; 炮火有极限，战斗精神也有极限，这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因此，上面提到的那种观点是错误的。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有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包括精神因素在内。固然，人的精神因素很复杂，研究起来更复杂，更难以量化。但不能由此否定精神因素是可量化的，更不能由此否定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理在军事研究中的科学认识作用。定性与定量是辩证的、互补的，没有定性就没有定量，反之也是如此。在科学研究中，它们各有各的认识作用和局限性，不能把它们简单化、绝对化，也不能把它们割裂开。应当如何正确运用这个科学的认识方法? 钱老的思想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他把定量作为超越定性的更高认识阶段。很多研究工作既有从定量到定性的，也有从定性到定量的，二者在认识过程中反复交替，是定性定量结合的。为什么钱老提出综合集成要“从定性到定量”，也就是把定量作为更高级的认识阶段? 钱老的这个思想是不是有这样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就是恩格斯说的，任何科学如果能用数学的、定量的形式去表述，说明认识程度更高了，这是从认识升华的角度来说的; 另一层含义是针对系统科学特别是复杂系统科学讲的，对某个系统的局部进行定量描述相对容易一些，但是对其整体进行定量描述是很困难的，常常只能得到定性的认识。也就是说“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是讲系统层面或者综合集成层面的定量，这是非常困难的，因而做到这一点是更高级的认识阶段。
比如说，现在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最简单和常用的定量指标是 GDP，尽管很多人反对，但是世界各国都在用，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将一个宏观的东西用一个数字指标反映出来。但是这个指标的确还有很多问题，这反映了对复杂系统进行总体定量描述是很难的。对军队的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描述同样非常困难，以前讲军队的发展指数是指飞机的架数、舰船的艘数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常用“师数”( 作战师的数量) 来衡量。现在用什么衡量军队的发展水平? 这就是顶层的、综合集成层面的定量问题，要采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的方法。如果我们的认识从“强大的军队”变成了“XX．XX( 几点几的量化形式) ”的军队，那我们的认识就达到新的水平了。现在有一种用“代”描述的方法，“第 X 代战争”“第 X 代军队”，这不失为一种“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究思路。
体系，有人解释为“系统的系统”，可以理解为宏观层面，也就是综合集成层面的系统科学问题，这是当代军事科学的高端领域和前沿领域。体系有全局性，也有复杂性。全局性就是体系问题覆盖了各类系统，因此体系问题很重要。复杂性是指其体系的组成要素复杂，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复杂，系统的演化方式也很复杂。军队是一个体系，研究军队建设的体系问题是全局的、复杂的，因此责任重大。
作为一个军事体系研究者，需要关注什么问题呢? 可以这样看，军事系统研究同样存在着战略、战役法、战术等不同层面的问题，体系研究处于军事系统研究领域的战略层面，要关注三大战略问题。第一是体系研究的总体问题。总体论证、总体设计、总体优化、总体改革等，只要是总体问题，毫无疑问都是战略问题，而且是体系研究中的首要战略问题。毛主席讲过，认为战术的胜利可以决定战略的胜利是错误的，正确的是战略决定战术而不是战术决定战略，战争指导者首先要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战略问题上。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他讲了什么是战略问题，还具体列举了 39 个战略问题，包括行军和休息等影响全局的问题。研究体系问题也是这个方法，总体决定局部，而不是局部决定总体。第二类是体系中的“中枢”问题。中枢就是决定整个体系运转的核心部位，这个部位不转则其他部位都不转了。从组成的角度来讲，中枢问题好像是局部问题，但是从体系的角度来讲，它不是一般的局部问题，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局问题，因而也是重大战略问题。第三类是关系全局的“瓶颈”问题，或者叫“短板”问题。面对着三大战略问题，体系研究应当有战略视野、战略思维，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军事变革的视野和思维。变革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特征，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方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不变革就难以存在下去。研究军事体系问题必须高度关注变革，比如颠覆性技术问题就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军事体系问题。
第二个是国防全局的视野和思维，特别是那些与军队使命任务和军事斗争准备直接相关的问题，主要有世界战略格局问题、周边安全形势和安全威胁问题、重要国家和地区的军力对比问题等。
第三个是战略指导的视野和思维，包括国防政策、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作战思想、军队建设与部署和作战准备等问题。这里，要特别强调把握我国的防御性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问题。我们这支军队是善于积极防御的军队，也就是善于在防御中实施坚决灵活的攻势作战，这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毛主席就是靠积极防御打江山、保江山的，所以他总结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我们的传家宝，简单地说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中华民族延绵几千年的伟大历史，不是靠进攻而是靠防御延续下来的，万里长城就是一个物化的代表，它反映了中华民族求和平、重防御、善韬略的优秀军事传统。当代中华民族的复兴肯定不会走西方的道路，我们从来没有西方那样的强权扩张思维，没有那种意愿，没有那种传统。
但是我们必须有强大的积极防御能力，而这正是我们擅长的。在当代条件下，如何实行积极防御面临着严峻挑战，如海洋问题、太空问题、网空问题等，这些都是远离我们传统的问题，是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继续回答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优秀的战略传统不能丢，最基本的积极防御精神不能丢。
第四个是体系研究要有专门的组织、制度、程序和方法。军队的体系问题研究，不是科学家个人的自由创作，一定要有组织，就是钱老说的“总体设计部”。我军已经建立了这样的领导机构和研究机构，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体系研究还需要实行相应的制度，现在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制度，如美国有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政策、军事战略、防务指南以及四年防务审查等一整套制度和程序，还有“规划—计划—预算—执行系统”( PPBES) 。我军也有一套制度和程序，需要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中继续发展完善。最后，体系研究需要专门的方法，就是联合研究、综合集成的方法。
信息时代必然是系统科学繁荣发展的时代，信息化军事变革必然要求和推动军事系统研究成为军事科学的一个主要领域，军事系统研究工作者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担当着重要使命任务。
第一个使命任务是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而努力，这是当代军事系统研究最重要、最现实、最迫切的发展课题。“中国特色的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这个提法本身就是系统科学的提法，我们作为系统科学研究者正逢其时，可以大有作为。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历史地看。建军以来，我军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战争年代，夺取政权; 第二个阶段是新中国建立到 20 世纪70 年代末; 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这是一个变革的时期，从传统形态的军队向现代化军队转变。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我军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使命任务就是实现习主席提出的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中国特色的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是一个什么体系? 怎么发展这个体系? 全军都在回答这个问题，军事系统科学研究者要回答其中的系统科学问题。
第二个使命任务是在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践中发展军事系统科学。从 70 年代末算起，或者更早一点，从“两弹一星”算起，我军的军事系统科学实践已经有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但是在军事系统理论上仍有不小差距，钱老做了理论开创和奠基，还需要继续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科学理论的总结，构建与“中国特色的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相适应的军事系统科学体系。
第三个使命任务是普及推广军事系统科学思想和方法。系统科学是一门普遍适用的科学理论，包括系统思维、系统方法和系统技术，对各行各业都有科学指导作用和具体应用价值。20 世纪 80年代，钱老带领一批从事系统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在创建系统科学的同时做了大量普及推广工作，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现在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有了变革性的发展，系统科学本身也有了变革性的发展，需要再次普及和推广军事系统科学思想，使之进一步深入决策、深入实践、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