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冯骥才中篇小说《三寸金莲》以小脚女子香莲的一生为主线，以天津为故事背景，凭借大量的服饰民俗语汇、饮食民俗语汇等“津味儿十足”的物质民俗语汇真实再现了清末天津生活文化场景。本文通过研究物质民俗语汇的来源、用处、演变及其在天津物质文化中的地位来解读《三寸金莲》，深入理解求质求精、富有融合性和时代性的天津文化。
关键词：《三寸金莲》；物质民俗语汇；服饰民俗语汇；饮食民俗语汇；天津文化
曲彦斌先生在《论民俗语汇---人类最基本的口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对语汇做出明确定义：“语汇，又叫词汇，是指一种语言里所有的或特定范围的词或固定短语的总和”[1].语言学家萨丕尔认为语言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2]就是说，语言的产生是基于文化的存在，所以语言与从属于文化的民俗有着天然的联系，民俗赋予语言特定的文化内涵，并在语言记述和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得以传承和延续。当民俗与语言结合到一起，产生某种民俗现象的时候，最能体现这种民族语言现象的便是语汇，所以民俗语汇即反映民俗事象或涵化了民俗要素的语汇，而物质民俗语汇就是民俗语汇中的一个分支，对于“物质民俗”.钟敬文先生在《民俗学概论》中对物质民俗作出了明确定义，物质民俗是指“人类与自然界发生关系并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的风俗习惯。”[3]
纵观冯骥才先生的《三寸金莲》，其中也涉及不少“瓜皮小帽”“马褂”等服饰民俗语汇和“天津八珍”“天津三绝”等饮食民俗语汇，无一不体现了天津人精致悠闲而又不失时代性的生活和文化氛围。然文中对于交通和房屋等描绘笔墨甚少，所以本文重点研究服饰和饮食两大方面的物质民俗语汇。
一、《三寸金莲》中的服饰民俗语汇
钟敬文先生提出服饰民俗是指某个地区或民族的人们关于穿衣、服饰、打扮等方面的风俗习惯，标志着一种文化现象。各个地区的服饰都受地理环境、气候变化、当地社会发展水平、审美倾向以及外来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每个地区的服饰都独具特色，是一个特定的民族或地区的标志。
远古先民从衣不蔽体到逐渐注重服饰的过程，其中既有保护身体的目的，也是思想开化，有羞耻之心的体现。据考古发现，在两万九千多年前，先民就懂得用骨针缝制兽皮来遮盖身体。华北地区居住者大多为汉人，是重要的农耕地带和人口集中区域。相比较于其他地区，服饰比较简洁，华北地区处于温带季风气候区，季节变化明显，冬冷夏热，所以夏季服饰的布料多为透风易吸汗材质；冬季则为棉衣棉裤棉鞋棉靴，以遮风驱寒为主。
《三寸金莲》中常出现“大暖帽”“帽筒”“瓜皮小夹帽”“耳套”“皮帽”“套裤”“短打扮”“袍褂”“袍子”“马褂”“补褂”“短褂子”“裙褂”“大褂”等服饰词语。这些词语带有浓厚的华北地区民俗特色。下面结合作品中具体的例子予以说明。
（一）帽：“大暖帽”“帽筒”“瓜皮小夹帽”“耳套”“皮帽”
1.头顶大暖帽，精气神派头都挺足。
“暖帽”多为圆形，周围有一道檐边，材料多为皮质。《清会典事例·礼部·官服》：“（顺治）九年议准，凉帽、暖帽上圆月，官员用红片金，庶人用红缎。”清代男子的官帽，有礼帽和便帽的区别。礼帽俗称“大帽子”,一为冬天所戴，为暖帽；一为夏天所戴，为凉帽。在《燕京岁时记·换季》中也有所提及：“每至三月，换戴凉帽，八月换戴暖帽，届时由礼部奏请。”
2.众人全都起来，有的拿外边的大氅斗篷披上，有的打帽筒取下帽子戴上。
帽筒多为一对，一个放凉帽，一个放暖帽。在晚清时期流行，在条案上放置一对帽筒，下朝的官员把顶戴花翎放在上面，既是美观，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大清灭亡以后，帽筒从官家传到寻常百姓家，不仅图案做了改变，由原来严肃的山水人物成为狮子滚绣球等吉祥图案；而且其作用也发生了变化，成为女儿出嫁时的陪嫁的必备品。
3.这歪歪扭扭小人儿，头顶瓜皮小夹帽，一副旧兔皮耳套赛死耗子挂在脑袋两边，咯吱窝里夹个长长布包。
瓜皮小帽是属于便帽的一种，以其形状得名，这种便帽上锐下宽，以六瓣合缝，前端定有玉或者翠作为饰物，在民间被戏称为“西瓜皮帽”,《枣林杂俎》有记载，“清时小帽，俗称‘瓜皮帽',不知其来久矣。瓜皮帽即六合巾，明太祖所制，在四方平定巾前。”
4.正如寒带人骂热带人不该赤臂，热带人骂寒带人不该穿皮袄戴皮帽。
皮帽也叫做“拉虎帽”,脑后分开而系以二带，原本是皇帝在狩猎时所戴的帽子，后来王公也戴。一般材质是毡，左右两旁有毛，可以将帽子边沿翻下来掩耳。大多为北方寒冷时所戴，也叫作“耳朵帽”.
5.一副兔皮耳套赛死耗子挂在耳朵两边。
耳套由称“暖耳”“护耳”,是冬季御寒、保护耳朵的一种饰物，多用皮毛作边饰，主要是防止耳朵受冻。
（二）裤：套裤，短打扮
1.鞋子更是出奇讲究，连鞋底墙子、底牙、裤腿套上全是精致到家的绣花。
清代的裤子分为有裆和无裆。人们称有裆的裤为“�T”,无裆的为“绔”“�F”“套裤”.《清稗类钞》曰：“套裤，胫衣也。即古之所谓�F也。其形上口尖，下口平。或棉或夹或单，而凌寒之地，或且以皮为之。”
清代套裤穿着广泛，男女尊卑皆可穿。样式有大裆裤，拼裆裤，腰间有拼接，系带。款式是裤腿式，左右各一只，内侧开裾。刚开始裤管的造型呈直筒状，上下变化不明显；中期以后为上宽下窄，有的还在裤脚下部开衩，以带子系之。
2.身上虽是短打扮，一码黑，大褂子上的款花边可够艳。
短打儿一般是上袄下裤，是清代民间底层劳动者具有代表性的服饰装束。清代人穿裤多与袄相配，以大裆裤为主，俗称“丐裆裤”.与袄相配的裤子或为上下垂直，呈直筒状；或为上宽下窄，裤脚管紧裹于脚踝处，为穿着方便，大多在裤脚部开衩，穿时以带系之。
劳动者在夏季干活时，穿的短打儿上衣类似坎肩，前后用布条子在腋下连接，下着单裤。在冬季干活时，所穿的短打儿上衣是一种长于普通棉袄而短于棉袍的对襟扣棉衣，下穿大腰棉裤，脚踝处用绳带扎紧。
（三）袍：“袍褂”“袍子”
1.这天，有两个穿靠纱袍子的男人，匡匡用劲叩门。
袍，是中式长衣的统称。《正字通》有解“袍者，表衣之通称”.早在《诗经》《国语》中就有袍的出现，在东周时期，袍为直襟直统式，交领，右衽，长袖施缘，下摆长大，束腰带，与深衣有相似之处。
清代的袍、衫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旗袍，是满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服饰。当时所谓的旗袍与现在意义上的旗袍并不相同，当时其他民族将满族所穿的袍子成为旗袍，并不是指现在只限女性所穿的旗袍。
当时，这种袍式无论是春夏秋冬，在男女老少中都很流行。春夏季所穿的称之为衫；秋冬季所穿的称之为袍。旗袍是适应生活和生产环境发展而来的产物，改变了中原服饰一直以来上衣下裳，宽袍大袖的服饰风格。
2.香莲才看见佟家老爷一身闪亮崭新袍褂，就坐在迎面大太师椅上。
在清代，长袍是男子礼服的主要组成部分，后成为民间普遍穿着的一种服饰，身长及脚腕，袖长及手或者过手，分单袍，夹袍，和棉袍。其样式是右襟（有长掩襟和半掩襟），左右两边开契（皇家长袍多为四开�\）。清初男子长袍较为宽大，长及脚面，无口袋，无领，穿衣时要加领衣。后来长袍渐渐短而瘦，加上立领。在清末，男子袍服富于变化，袍型变窄，在天津地区最流行的是对襟样，袖子长及腕部。《京华竹枝词》“新式衣裳夸有根，极长极窄太难论，洋人着服图灵便，几见缠躬不可蹲。”这恰恰说明了清末的长袍衣身瘦长，紧裹身体，长及足踝，袖围仅能包容臂膀。
清代男子的袍服面料多为棉布，颜色以本白以及黑、蓝、土黄为主。长袍和马褂可以配套穿，适用于较为正规的场合，马褂的颜色一般深于长袍。长袍 马褂的组合就被成为袍褂。
满族妇女的旗袍很有讲究，当时多以繁复的花样为美，所以在旗袍的衣襟、领口、袖边等处都会镶嵌多道花纹，在当时，京城甚至出现了“十八镶”的样式。女士旗袍的发展趋势与男士的类似，初期十分宽大，后逐渐变为小腰身，开始以细长为美。当时的女子往往在旗袍外加一件短的或者长至腰间的小坎肩，之后更喜欢加短小又有绣花的坎肩，并且会在腰间加淡色的长腰巾。
（四）褂：“马褂”“补褂”“短褂子”“裙褂”“大褂”
1.他个儿小，苹果脸，大褂只有四尺半，人却精气头大，走起路两条胳膊甩的高高。
大褂和长袍的样式差不多，区别在于大褂的袖子及身长都比长袍短六寸，且长袍有领子，大褂没有。制作大褂的材料有多种，贡缎，宁绸或纱，颜色是黑或者藏青。不同季节有单、夹、棉、皮之分。
2.这人酱麻色绣金线团花炮，青缎马褂，红玛瑙戴铜托子的扣子一溜竖在当胸。
马褂是清代男子常穿的服饰之一，男女皆可穿，一般穿在氅衣，衬衣，便袍外面的日常便服。马褂是由一种短袖对襟的短上衣演变而来，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善骑射，为了便于骑马射箭所穿的一种短上衣，故称“马褂”.其款式特点初为圆领，一字襟、对襟和琵琶襟等，袖子较肥大，袖口齐平。后逐渐制立领缀于领口，立领的尺寸渐高。衣襟有对襟，右衽大襟，右衽琵琶襟。袖式有平袖、平阔袖、长袖和中袖等多种。马褂的长度较短，通常衣摆至臀围，摆宽略大，有前及左右开裾，也有前后左右四开裾等。马褂的袖子稍短，袖袍可露出三四寸，将袍袖卷于褂袖上面，即所谓大小袖。
马褂的颜色有很多种，其中最为尊贵的便是黄色，即黄马褂，非特赐者不得穿，其次比较正规的颜色便是天青、元青、石青三种颜色，这些颜色的马褂是男子在平时较为正规的场合所穿的，显得庄重严肃，带有浓厚的理解色彩。
3.大热天，县太爷穿上袍子补褂，备好点心茶水，还预备好一套好话软化脓话，直等到日头落下西城墙，也没见洋人来。
补褂又叫补服，补子。补褂的纹样表示着不同的品级，胸背各一。文官的补子用鸟，武官的用走兽，各分九等。根据《大清会典图》规定，文官补子的图案分别是：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燕，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八品鹌鹑，九品练雀；武官则是一品为麒麟，二品为狮子，三品为豹，四品为虎，五品为熊，六品为彪，七品及八品为犀牛，为海马。补褂也是最能反映封建制度的古代服饰，补褂不仅体现官位级别，什么时候该穿补褂，穿什么样的补褂也是极为讲究的，“内廷臣工于冬至前始常服貂褂，惟元旦则易补褂。”
清代的命妇也使用补子，形制比品官的补子略小，缀于霞帔胸前及后背。所绣纹样依照丈夫或儿子的品级确定，不同的是女子用的补子的纹饰皆为禽鸟，不用猛兽，表示女性崇文而不尚武。
4.定住神一瞧，却是一个瘦长老头，湖蓝色亮缎袍子，外套羔皮短褂子。
褂子是指中式的外衣，在清代，礼服有袍有褂。朝服蟒袍外皆加补褂，又称外褂，常服褂无补。相比较于外褂，比较短的成为马褂，这里的短褂子就是马褂。“凡扈从及出使，皆服短褂，缺襟袍及战裾，短褂亦曰马褂，马上所服也。”
5.只见她一身朱红裙褂，云字样金花绣满身，外披猩红缎面大斗篷，雪白的羊皮里子，把又柔又韧又俏又贼的身段全托出来。
裙褂是中国传统习俗婚俗礼服，是清朝流落民间的宫廷工艺。清代以后，满汉服饰分途兼容，相映成趣，尤其以女子服饰为甚。
清代满族女子的服饰主要是梳两把头，大装戴钿子，身着蔽足旗袍，脚穿花盆底鞋，袍外常套马甲；汉族女子衣承明制，平头圆髻，宽衣大袖，上着右襟袄衫，长至膝下，下着长裙或长裤，脚穿弓鞋。清代的服饰渐渐出现混搭的现象，有满汉服饰混搭，随着列强的入侵，也有中外服饰的混搭，这一时期女子的服饰风格迥异，并出现了上下衣之分，这里的裙褂就是满汉混搭的结果，裙褂中的“褂”是指上身的对襟衣，“裙”则是下身长裙。
二、《三寸金莲》中的饮食民俗语汇
民以食为天，在日常生活中之于人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饮食文化。《礼记·礼运》：“古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远古先民茹毛饮血的生活是为了满足生存需求，人们掌握了火的运用后就开始改善事物的口感，燧人氏《古史考》“古者茹毛饮血，燧人氏钻火，始裹肉而燔之，曰炮。”可见人类对于事物的要求随着文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而提高。
华北地区出产小麦、水稻、玉米、高粱、粟、荞麦、豆子，所以主食品质比较丰富，但大米白面仅为上层社会的主食，普通百姓大多以杂粮为主食。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天津处于沿海地带，水域宽阔，水产丰富，这直接形成了当地人对于海鲜、河鲜的偏爱。在天津当地有两句俗语“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吃鱼吃虾，天津为家”.也正是由于天津人对于河鲜海鲜的喜爱，擅长河海两鲜及野禽的烹制便成为了天津烹饪的特色。天津附近盛产水果，所以天津人对于水果的需求也是十分巨大的，市面上常见的水果有鸭梨、白梨、柿子、枣、苹果、沙果、西瓜、红果、甜瓜、菜角、桑葚、羊角脆等。
《三寸金莲》将天津人的日常吃食溶于作品中，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例如“白面馒头”“糟糠饽饽”“银鱼”“紫蟹”“铁雀”“狗不理包子”“麻花”等。
（一）面食：白面馒头、糟糠饽饽、
大脚姑说，“你没听过支歌，我唱给你听---裹小脚，嫁秀才，白面馒头就肉菜；裹大脚，嫁瞎子，糟糠饽饽就辣子。”在北京地区，市民的主食是窝窝头、菜团子、玉米面的贴饼子（饽饽），经济条件好一些的能吃上糙米饭或热面汤；郊区人民的主食有玉米面窝头、饽饽、玉米面菜饽饽（玉米面掺上菜蒸成）、菜团子等。这一点与当地的俗语不谋而合，白面馒头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家的主食，而穷苦人家的主食仅限于饽饽。一般人家安排日常饮食的目标是“填饱肚子”,形成的一种普遍习惯是能吃稀则尽量不吃干，能吃粗粮则尽量不吃细粮。在清末，大多数北方人日常都是不吃炒菜的，就靠各种酱、豆豉、腌菜、泡菜过日子，熬到农忙、过节、敬神祭祖、谁家办事就大吃一顿。
天津属于华北地区，其主食就是面食。文中所说的那句话“裹小脚，嫁秀才，白面馒头就肉菜；裹大脚，嫁瞎子，糟糠饽饽就辣子”就是对当时的天津最真实的写照。
（二）天津八珍：紫蟹、银鱼、铁雀
紫蟹、银鱼、铁雀、晃虾、豆芽菜、韭黄、青萝卜、鸭梨合称天津八珍，各有各的特色及制作方法，味道鲜美，令人赞不绝口。
1.有人在当天开张的宫北聚合成饭庄吃紫蟹，掀开热腾腾的螃蟹盖，里边居然卧着一颗珍珠。
蟹类的一个特殊品种，是天津水产珍品。紫蟹大者如银元，小者如铜钱，每值冬季，聚栖于河边泥窝之中，须破冰掏捕。蟹体虽小，蟹黄却饱满肥腴，生时是猪肝色，熟后又变成桔红色，味道奇鲜，令人垂涎。紫蟹在明清时期曾为贡品，是津沽冬令的传统名菜。
2.牛凤章把嘴里正嚼着的铁雀骨头往地上一啐。
铁雀就是麻雀，作为天津的一道特色菜品，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之所以将其称之为铁雀，是因为发育成熟的麻雀抓回来之后很难养活，在笼子里不吃不喝，最后撞笼而死，所以“铁雀”是比喻它不食嗟来之食，志坚如铁。
炸铁雀所用的铁雀是天津地区着名的特产。它体型较小，羽毛呈暗褐色，到寒冬时节，羽毛渐丰，肉质鲜嫩。《津门杂记·食品篇》曾对铁雀有记载：“冬令则铁雀银鱼远近驰名。”
3.有人说，一条一丈二尺长“金眼银鱼王”,沿南运河南下，今儿晌午游过三岔河口，奔入白河归东海。
天津银鱼，古称“脍残鱼”.由于其全身腊白如玉，称之为“银鱼”,冬季的银鱼眼圈为金色，最为珍贵，俗称“金眼银鱼”.
在天津，银鱼十分珍贵。曾有资料记载，明朝的太监刘瑾最爱吃银鱼，曾在天津置“银鱼厂太监”,专门采集卫河银鱼。袁世凯执政时，曾设“银鱼税”,可见其珍贵。正是由于其珍贵，所以制作十分精细，口感也是一流，《天津县新志》载；“鱼类多常品，惟银鱼为特产，严冬冰冱，游集于三岔河中，伐冰施网而得之，莹清澈骨，其昧清鲜，非他方产者所能比”.崔旭曾有“出网冰鲜玉不如”的赞美。周楚良在《津门竹枝词》中也有“银鱼绍酒纳于觞，味似黄瓜趁作汤，玉眼何如金眼贵，海河不如卫河强”的咏叹，其鲜美可见一斑。
（三）天津三绝
1.大脚骂小脚“嗖粽子”“臭蹄子”“狗不理包子”,骂到上火时，对着啐唾沫。
在清朝咸丰年间出现的传统天津民间小吃，狗不理包子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制作者的用心、讲究。无论是选料、拌馅、擀皮、还是蒸制、出笼，狗不理包子都用足了功夫，肉馅肥瘦按比例混合，重量适中，细细剁碎，各种调味料精心入味，辅以炖的很浓很厚的骨汤调拌。根据季节适当变化，冷天多加肥的，热天多加瘦的。
传说狗不理包子源于一个贫苦少年，一个街边摊铺，一个低贱小名。清朝咸丰年间，有个名叫高贵友的14岁少年，由于性格倔强，父母给他起了个小名“狗不理”,意思是脾气坏得连狗都不愿意搭理。他从家乡来到天津，在刘家蒸吃铺当一个伙计，他天资聪颖，勤奋肯干，没几年就自立门户了。由于名字太有特点，买包子的人更愿意叫他狗不理，他家卖的包子就被人称为“狗不理包子”.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将狗不理包子作为贡品进献给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惊喜万分，说“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不及狗不理香矣，食之长寿也。”从此，狗不理包子从一般的市井小吃，一跃上了皇家贵胄的餐桌，从京津一带传遍全国。
2.另一个矮个女子忽把两根油炸麻花递上去，叫陆所长接着。
十八街麻花、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并称“天津三绝”.十八街麻花也叫桂发祥大麻花，店主人叫刘老八。清末的时候，天津城海河西边有一条名为十八街的小巷子，所以得名十八街麻花。
刘老八制作麻花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家里人想要吃点心，但只剩下一些点心渣，刘老八就将点心渣和麻花面裹在一起炸，竟然出奇的酥脆，刘老八受到启发，精心研究后，推出了自己独家的什锦夹馅大麻花。麻花一经问世，天津人便争相抢购，一时间垄断了天津的市场，成为天津人最爱的食品之一。
（四）饭庄：义升成饭庄
《三寸金莲》中除了具体的饮食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之外，还提及了一家餐馆，义升成饭庄。
1.今儿是大年十四，乔六桥、牛凤章、陆达夫等几位都闲着没事儿，在归贾胡同的义升成饭庄摆一桌聚聚。
旧时天津着名的餐馆有所谓的八大成：义和成、福聚成、义升成、聚升成、聚源成、铭利成、聚和成、聚庆成，专营高档筵席。“八大成”等是专为达官贵人、富商豪门服务的，与平民无关。
三、《三寸金莲》物质民俗中的天津文化
天津文化的发展、繁盛说起来也就是百来年的事。正如史学界流行的一种说法：“五千年看西安，一千年看北京，一百年看天津”,近百年来“异军突起”的天津文化有以下几个特色：求质求精、交融性、时代性。
（一）求质求精
一说起天津文化，就不可避免地提到城厢文化，老城厢是天津的发源地，在天津文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清道光年间《津门保甲图说》载：“镇、道、府、县及长芦运使皆贮城内，余文武大小公所十有四，庙三十有一，大街四，小街四，街巷一百有六。”城厢的地位可见一斑，城厢文化是上层儒雅文化，这样的文化的氛围也是造成天津求精求质的文化的一大重要因素。
天津人的求质求精在其饮食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天津的饮食文化在天津文化中占据着绝对的分量，无论是餐馆中的美味珍馐，还是街边的小吃，都让人回味无穷，赞不绝口。先是天津八珍，每一种食材都尽可能挑选在其肉质最为鲜美的时候品尝，每一道菜的做法都是求精求细，要求做到口感细腻，堪称一绝。天津人对于食材的要求和讲究也是天津文化的一个特质，在民风粗犷、以乱炖为特色的北方，能见到如此精致讲究的菜肴，实在令人咋舌。天津八珍由古至今都备受称赞，甚至在《天津县新志》中都有所涉及，天津人会将饮食编入县志之中，可见他们将饮食看得很重，并不仅仅将其视为裹腹之用，天津的饮食文化也是天津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天津人对于每一道菜色的做法都要追求极致，就连路边摊也不例外。如果说天津八珍是正儿八经的美食，那么天津三绝就是别具特色的风味小吃。近年来，随着天津三绝的名气越来越响，这些原本只会存在于街头巷尾的小吃也逐渐被人们搬上了餐桌，成为带有独特天津风味的菜品。天津三绝的成功不仅在于口感，更在于故事。天津三绝的每一道食品本后都会有一个小故事，这些故事虽然并不是什么感天动地的事情，但依旧可以成为天津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是天津三绝得以流传下来的条件。一道菜的口味可能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湮灭，而一道小吃背后的故事却只会随着一代代的流传而更加深入地渗透进人们的生活中，甚至成为天津文化的一部分。这也是天津人最聪明的一点，他们会利用故事流传来保证小吃的知名度，以至于过了百年，小吃的名声只增不减。同样的，随着天津八珍、天津三绝知名度的增加，美食也成了天津文化的一个标签。
这样丰富的饮食，这般奢靡的享受不正是天津生活的写照么，如同旧上海纸醉金迷般的生活那样让人醉生梦死，欲罢不能。
天津文化的精致并不仅仅在于饮食，还体现在生活习性上。光说这帽子，天津人戴帽子讲究凉帽暖帽，天热戴凉帽，天凉戴暖帽，这些讲究可以归因于“体之发肤，受之父母”.在古代，这句话曾被认为是孝的典范，在当时，不少王公大臣，尤其是年过半百的老者，大都特别爱惜自己的一把山羊胡，不仅家里备着一把专门梳理胡子的小梳子，更有甚者为了保持胡子的形状，在睡觉时会将胡子套在一个袋子里。这些人的做法可以认为是对胡子的特别喜爱，自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对孝道的重视，同样的，天津人民之所以对帽子如此讲究，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孝”.
天津人戴帽子有讲究，就连放帽子，都有一个专门的瓷器---帽筒。当然，这种讲究只针对少部分有身份地位的人而言。帽子可以说是人人都有，但帽筒则时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一种封建等级差异的体现。例如在《三寸金莲》中，帽筒出现是在陈家，陈家的富裕在文章刚开始就能体现，文中说陈家想娶什么样的媳妇，人家还不得赶着把闺女送过去，可见陈家的财富与地位，帽筒在陈家出现正表明了在当时，帽筒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但是随着清王朝走向覆灭，帽筒的功能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原来的官家专属成为寻常百姓家的常物，这种转变恰恰反映了封建等级制度被彻底毁灭；由于帽筒多为一对儿，双数在中国历来都被认为是吉祥的象征，所以帽筒的功能从放置帽子变为女儿出嫁时的必备品，取的就是成双成对的美意；随着其功能的变化，帽筒的图案也从之前严肃的山水转化为吉祥图案，可见物品的功能再怎么变，人们根深蒂固的民族思想是一直流传着的，尽管时代在不停地改变，但是镌刻在人们骨血中的思想情节是不会改变的。
（二）时代性
天津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在天津发生，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义和拳、红灯照、五四运动到一二·九运动，天津总是站在时代的潮头，若说哪里最能体现清末到民国时期的时代风向，那就非天津莫属了。这样的时代风向在天津人的穿着之上最能体现。
先是在清王朝时期，在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统治之下的人们对于服饰的穿着是相当的严谨。在当时，天津人在平时穿长褂，进行骑马射箭之类活动时穿短褂，短褂还不能随意穿着，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寓意，黄马褂就更是天家的象征，除了皇帝、太子以及皇帝特封的人之外，任何人穿着黄马褂都被认为是谋逆，可见当时的等级森严。除了黄马褂，天青、元青、石青三种颜色都被认为是严肃的颜色，只有男子在庄重的场合才会穿着，从简简单单的一件马褂上，天津人对于穿着都有如此多的规矩，足以看得出天津人的讲究。
在列强入侵以前，人们思想固化，对于服饰的穿着仅限于礼教，其实就是封建等级制度下的规矩。对社会的三六九等有穿着上的讲究，例如在文中出现的“短打儿”就带有浓厚的等级色彩。短打儿是底层劳动者的象征，裤子的不同样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封建礼教的象征，有的裤子指明了是男女尊卑皆可穿，而有的裤子则只限于上流社会的人穿，可见在当时，尊卑的观念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按照文中所说的，穿着短打儿的女人是王妈，一个在陈家专门为各房做鞋子，对小脚很有研究的婆子。王妈身为陈家的下人穿着短打儿是最合适不过的打扮。文中描述王妈“身上虽是短打扮，大褂子上的款花边儿可够艳。”短打扮是说明王妈的身份，交代了她是陈家身份低微的人，但是后面那句话为揭示了王妈的身份并不仅仅是一个下人，为后文中王妈和陈家老爷不可告人的关系做铺垫。在行文中，一套具有劳动者特色的服饰就能说明一个人的身份，直接造就了情节的内敛和连贯。
对官位的高低也有规定。文官武官的补褂不同，品级不同补褂也不同，就连什么时候穿补褂都有讲究，是需要专门的人在特点的时期奏明皇帝，得到许可之后，群臣百官才会开始穿上补褂上朝。
不仅如此，当时对于男女的衣着亦有说法，朝廷规定女性身上的补褂只能用禽鸟，不能用猛兽，表面是寓意清朝女子不尚武，实际也是一种对于女性的约束。女性在当时只能生活在闺阁庭院之中，不允许上战场，这也是一种对于女性的不公等待遇的体现。
而随着列强的入侵，给当时的天津注入了新的思想，人们的观念渐渐开放，天津人所喜欢的服饰不再是一陈不变的，他们会根据自己内心的需要来改变服饰，例如清末紧窄的袍子，体现了那时天津人对于形体美的感悟，是抛弃封建糟粕的开端。从袍子的演变中可以体现天津人当时的生活状况以及审美要求，在清代之前，袍子一般都为宽松样式，在清末一段时期，天津人更加偏向于紧窄的样式风格，这说明那时候的人们已经开始有了现实形体美的意识，希望通过衣服来展示自己的身形，就像现代的紧身衣一般。在清代，天津人的思想随着列强的入侵，开始有了质的转变。之前的人们由于礼教的束缚，习惯于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而随着思想的日益开化，人们开始注重形体美，开始有意识显露自己的身材和身形，开始有了一种对于人体的审美倾向。而之后袍子的演变更像一个时代人们审美的变化，就像现在一般，今年流行修身装，明年流行宽松版。在当时的天津，人们已经有了一种现代社会生活的样式，几乎形成了一个摩登社会的雏形。
女性的穿着也亦然，当时有的女性仍旧保持固有的封建思想，在穿着上也是承袭前朝，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有的女性逐渐接受外来的思想，生活受到西方的影响，以至于当时大多数女性都是中西混搭式的穿法；而一小部分女性则是完全摒弃封建思想，穿着大胆时髦，和西方女子无异。
纵观整个清代的服装演变，如果说天津男性的服装上折射出的是封建制度等级差别，那在女性褂子上展示出的则是历史的痕迹，列强的入侵为处于森严的等级制度下的人们带来了新的活力，给予了新的生机，也让他们的眼光变得开阔起来，以至于在社会最纷乱的时候，天津女性的穿着也是最多元的时候。可见，从清王朝统治时期到民国时期，天津人的服饰演变与时代的变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交融性
这里的交融性有两方面的含义，是指南北交融和中外交融，《天津卫志》载：“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天津处于渤海、海河的交界处，依河傍海，近百年来，天津漕运开通，经济迅速发展，晋、鲁、豫、苏杭的美食就对天津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也正是外来文化的涌入才导致了天津文化能够集百家之所长，在短时间内“异军突起”,也直接导致了天津文化的南北交融性。
天津的饮食文化是天津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一说起天津的美食，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估衣街的“八大成”饭庄，“八大成”被誉为是贵族的专属饭店，其原因之一是它的经营模式，只接受预订酒席，从不接待散客；另一个原因就在于其菜色，每家饭庄门口都悬挂着“满汉全席”“南北大菜”“山珍海馐”等牌匾，经营范围从满汉全席到鸭翅席再到海参鸡席，在饭庄所提供的种种菜系之中，就包括有广东菜系、江苏菜系、山东菜系、四川菜系，也有宫廷菜系，在集百家之所长的基础上形成了天津菜系，并形成天津独特的饮食民俗文化。
正如上述所说，天津在近百年来处于时代浪潮的潮头，而天津文化的中外交融性与时代的演变离不开联系。在《三寸金莲》刚开篇，即清王朝时期，当时的整个社会都是以小脚为美，书中到大脚姑去看望正在裹小脚的香莲，眼里流露出羡慕的光芒，还说“裹小脚，嫁秀才，白面馒头就肉菜；裹大脚，嫁瞎子，糟糠饽饽就辣子。”香莲还凭借着自己一双小脚嫁入陈府，赢得赛脚大会，成为了陈家的掌权者，可见在当时小脚的地位有多高。可没过多久，列强入侵，小脚成为中西文化交融之下的牺牲品，从有人开始反对裹脚，提倡放足，愈演愈烈，从而演变成保莲会和天足会的尖锐对立，这恰恰体现了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的相斥性。
当然，中西文化也有相融的一方面，例如在女性的服饰上，两者融合得十分完美。当时，女性的服装十分多元化，有人会采用中西混搭的穿法，上穿中式旗袍，下踩西式高跟鞋；也有里穿西式连衣裙，外搭中式外套；中西结合也是当时的潮流所向，天津文化的融合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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