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战前美国出版市场掀起的平装本革命为福克纳小说的普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埃文图书公司、现役军人版和新美国文库等福克纳作品平装本的陆续问世,大大推动了美国公众对福克纳的认知,为作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知名度和经济利益.同时,平装本公司通过多样化的营销策略确保了自身品牌的稳固,直接促成了福克纳小说在美国的大规模流传,使其成为美国文学的标志性人物.
关键词:平装本革命; 福克纳小说; 出版; 新美国文库;
作者简介: 李方木(1979-),男,山东滨州人,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20CWWJ05); 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18RA215);
Transmission and Influence of Faulkner's Paperback Fi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bstract:The paperback revolution in American print, starting right before World War II, offered a forceful impetus for William Faulkner to be known both home and abroad, with mushrooming variety of editions, such as those of Avon, Armed Services Editions and New American Library. While paying back the author great economic earnings and transmitting Faulkner's fiction into a much larger American audience as well, paperback companies in this line earned a strong foothold with diverse marketing strategies. Faulkner, ever since, was cultivated to be an icon in American literature.
Keyword:Paperback Revolution; Faulkner's fiction; publishing; New American Library;
国内外学界对于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的创作生涯,业已形成一个共识:《去吧,摩西》(Go Down, Moses, 1942)出版之后,作家便跌入一段创作低潮期,四年后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编选的《便携福克纳读本》(The Portable Faulkner, 1946)促其重新回归学界和普通读者的视野,不久之后获颁194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福克纳复兴"一说的始作俑者美国学者劳伦斯·施瓦茨在《打造福克纳的声誉:现代文学批评政治学》一书中指出:福克纳在1940年代的重新崛起是出版、文学批评乃至国家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1]6施瓦茨深入福克纳文学声誉起伏这一现象的背后,将美国国内的社会历史语境与二战之后冷战思维主导之下的文化和外交政策结合起来,在文化研究框架内探究福克纳东山再起的国内外社会环境.另一位美国学者约翰·杜瓦尔则从当时颇受美国大众读者欢迎的侦探小说这一文类入手,对福克纳相关短篇故事创作的出版环境与读者认知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称福克纳在美国国内的复兴发生于两条战线:一是考利为代表的精英读者群,另一个是侦探小说畅销的"低俗"文学市场.[2]杜瓦尔从文类流传的角度探究福克纳复兴的做法值得肯定,但他忽略了两点:侦探小说不仅为福克纳所钟爱,它的流行与美国国内紧张的冷战氛围也不无关联,暗合了美国大众的情感结构;所谓"低俗福克纳"形象的出现,更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美国出版界重印的《圣殿》(Sanctuary, 1931)、《野棕榈》(The Wild Palms, 1939)和《坟墓的闯入者》(Intruder in the Dust, 1948)等小说平装本,让广大读者有机会接触到此前局限于学术领域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平装本福克纳小说的出现与畅销,为作家的复兴提供了更为广泛而坚实的阅读基础.
平装本书籍在1940年代初期的美国并非新鲜事物,然而时值二战,美国国内纸张、布匹等印刷行业必需的物资实行配额制,致使很多出版商不得不放弃精装本出版计划,转向平装本市场.1941年末福克纳的第一部平装本小说《蚊群》由埃文(Avon)公司出版,到1951年5月新美国文库(New American Library)出版的6种小说总印数飙升至330万余册,其中仅《圣殿》在短短4年时间之内重印即达12次.而反观精装本市场,《便携福克纳读本》同时期的销量仅有区区2万册.[1]70福克纳的创作在1940年代后期的平装本革命大潮中被广大读者接受和传播,小说中的犯罪、探案、凶杀、乱伦等情节有效激发了大众的阅读兴趣,促成了作者和出版社在文学声望和经济利益上双赢的局面.
一、平装本革命的兴起
所谓平装本革命,指的是1939年以来美国出版界大量推出平装本图书的印刷文化现象.此前,精装本一直占据着美国乃至世界出版市场的主流,这种线装书采用布或皮质封面,外加套封,非常适合于收藏;相比之下,平装本则尺幅稍小,封面设计俗艳,书脊采用胶装,定价低廉.二战之前,福克纳小说均系精装本,虽然现代文库系列曾经于1932年推出过《圣殿》普及本,但品种和数量十分有限.1941年美国全面介入二战之后,书籍出版市场随即出现原材料短缺的问题,尤其是布料匮乏致使很多出版商不得不压缩精装本的数量.正是在这种国内经济与社会形势之下,平装本正式打开了广阔的国内外出版市场.
美国平装本出版公司以低成本的通俗读物迅速占领出版市场.他们将目光瞄向中低收入群体,通过向现行出版商购买版权,或者选取超出版权保护期的公版图书,精心设计封面并进行重新包装,以低廉的价格(一般为25美分)打入大众阅读市场,因为营销策略得当,很快取得了巨大成功.美国第一家平装本出版公司--口袋书(Pocket Books)--诞生于1939年末,首批出版的34种图书合计销量超过150万册.[3]在这些图书中就有赛珍珠获得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大地》,受到广泛的欢迎,因而美国大众对小说的热情促使出版商加大了文学作品的比重.1941年底,约瑟夫·迈耶斯发起的埃文(Avon)图书公司推出首批书单,包括阿加莎·克里斯蒂、辛克莱尔·刘易斯和福克纳等国内外现当代作家的十二种图书.迈耶斯十分注重降低出版成本,付给作者的版税控制在250至500美元之间,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选题的范围;他对提升受众的文学素养并不敏感,而是坚持以侦探小说为主体的选书原则.他敏锐地捕捉到市场对福克纳因《圣殿》而变得"臭名昭著"的评价,选取其早期颇具波西米亚风格的小说《蚊群》(Mosquitoes, 1927).封面设计突出了性的元素,重点再现小说中年轻貌美的帕特丽莎·罗宾与游船服务生大卫私奔到荒岛的场景,情侣缠绵和拥抱的姿态占据了封面大幅空间.封底对公司系列图书的宣传文字也很有鼓动性,声称"迎合每个人的口味,让你迷上阅读,远离平凡生活的蝇营狗苟".
战争的推进还催生了一种特殊的平装本系列图书.为解决前线部队的文化生活需求,美国军方倡导发起了专门为现役军人出版图书的计划,即现役军人版(Armed Services Editions),主导思想是以书籍"作为思想战争的武器".此种书籍的最大特点是便于携带,大致相当于普通书籍的一半大小,完全可以装进军装的口袋里.自1943年5月起,四年时间之内共出版图书1322种,总发行量高达1.23亿册.[4]3美国书籍史家麦迪逊指出,该系列平装本不仅对出版业形成了极大的刺激,而且"使得上百万之前根本没有读过书的人成为真正的读者"[5].幸运的是,福克纳的短篇故事得以进入这个系列.由兰登书屋的著名编辑萨克斯·康明斯编选的福克纳短篇故事集《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于1945年9月出版(2012年兰登书屋再版),归入现役军人版Y系列(共40种,该书编号为825),印数超过15万册.[4]8康明斯在前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编选福克纳作品集的"唯一标准无非是地理上的",八个故事中除了《换位》以一战为背景,其余七篇故事《献给爱米丽的玫瑰》《猎狗》《夕阳》《干旱的九月》《三角洲之秋》《烧马棚》和《美人樱的香气》全部发生于作家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编者充分突出了福克纳小说的南方色彩,在封底明确指出福克纳对美国南方的乡土生活"深爱不忘责备,呵护中夹杂着谴责,认同之余又想抛弃"的矛盾情感.康明斯的这个故事选集对考利的影响极大,"便携"一词或许不仅仅是巧合,更得益于两书编者在书籍装帧设计上的一致性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作品选集这种形式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文学市场上颇受欢迎.对于福克纳而言,除了前期出版的《这十三篇》(These13, 1931)、《马丁诺医生》(Doctor Martino and Other Stories, 1934)和《去吧,摩西》(首版时出版商兰登书屋的文类定性)等短篇故事集之外,很多单个文本进入各种选集.新批评学派的柯林斯·布鲁克斯联合罗伯特·潘恩·沃伦推出的经典教材《理解小说》,其中选择了福克纳的短篇故事《献给爱米丽的玫瑰》;1942年海明威主编的《战时的人--史上最佳战争故事集》收录短篇故事《换位》,这个战争故事早在1933年便由霍华德·霍克斯任导演,米高梅公司改编成电影《命限今朝》.福克纳的其他短篇故事也很受平装本公司编选者的欢迎,例如《两个士兵》入选菲利普·凡·多伦·斯特恩主编的《美国口袋书》(1942)和《埃文年选:18个伟大的现代短篇故事》(1945),《夕阳》入选斯特恩主编的《现代美国短篇故事口袋书》(1944),《三角洲之秋》入选惠特·波奈特主编的《短篇故事口袋书》(1944)等.选集这种形式有利于集合多位作家的优秀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杂志的一种延伸形态,对平装本公司而言是个非常大的营销优势,他们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取更广泛的读者群体,进而将部分读者引导至小说阅读市场.
战后,福克纳小说的大部分平装本出自新美国文库公司.出版商维克多·韦布赖特对美国出版市场进行抽样调查时发现,华盛顿的药店、书摊和正规书店里能够买到的平装本不足百种,小说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赛珍珠的《大地》和厄斯金·考德威尔的一本短篇故事集."根本找不到福克纳、法雷尔、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刘易斯、沃尔夫、凯瑟、乔伊斯、普鲁斯特或詹姆斯的影子",而且充斥市场的现役军人版图书在"品味和视野"方面都无法与英国的企鹅图书相抗衡,这样的现状让韦布赖特当即决定投身于平装本出版之中.[6]1641947年4月,当时还隶属于企鹅图书美国公司的新美国文库出版了平装本《圣殿》,从此该作便一直畅销不衰.在福克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圣殿》作者"一直是他挥之不去的标贴,该称呼一次次出现在他的其他平装本小说封面上.继《圣殿》之后,韦布赖特将目光转向了《野棕榈》,他力求改变那个年代"人人都在热议,但很少有人去读"[6]205福克纳小说的现状,事实证明他做到了.不久,福克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新美国文库出版的福克纳小说销售更加火爆了.截至1958年,该公司出版的福克纳作品总销量超过590万册.[6]182
短短20年间,平装本革命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出版业版图,占据了市场的半壁江山,而这一时期也正契合了福克纳重回大众视野,最终成为美国文学标志性人物.1948年2月8日,《纽约时报书评》刊载哈维·布雷特的文章《重复上演,重新评估》,着重对平装本福克纳的上市进行评论,认为福克纳是"当今美国最为出色的作家","他写的所有作品都值得至少读上一遍".到1949年秋,纽约知识分子派的莱昂内尔·特里林在《美国季刊》上发表的《当代美国文学与思想的相关性》一文,已然把福克纳与海明威并列为当代最为重要的作家.[1]60
二、平装本革命对福克纳创作的影响
二战前期美国出版市场上平装本的盛行,客观上促成了福克纳创作的多元化转型.早期研究者迈克·米尔盖特认为,1940年代的福克纳"个人声誉降至谷底,也正是在那里他重新崛起,标志就是1948年出版的《坟墓的闯入者》,自此彻底转型为另一种小说家,时刻准备着致力于当代社会问题的具体探索".[7]无独有偶,美国传记作家大卫·敏特的观点更为激进,他将福克纳的这个十年称为"至暗岁月",认为作家对自身创作能力也产生了较大程度的怀疑,被迫进入一个关键转折期.[8]然而,两位学者均局限于福克纳的小说创作,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作家在这段时期的创作并没有停止,只是在出版市场平装本转向的影响之下,创作的文类和载体更加多元.
为配合二战动员与宣传,福克纳相继写出了几个颇受欢迎的短篇故事.发表于1942年3月28日《星期六晚邮报》上的短篇故事《两个士兵》,讲述了来自约克纳帕塔法县山区的两兄弟积极从军、拥军的故事.哥哥皮特得知珍珠港的消息后,义愤填膺地跑到孟菲斯的一处征兵点,弟弟也自告奋勇地为部队劈柴做饭,但弟弟因年龄太小而被劝返.此后不久出版的《去吧,摩西》之中,福克纳借助老年的艾克·麦卡斯林之口,抒发了自己时刻准备着保家卫国的一腔热情:"我觉得,这个国家从来都不缺少卫士,只要她需要,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响应".[9]《故事》杂志1943年七/八月号上发表的短篇故事《不朽》是《两个士兵》的续篇,讲述哥哥皮特不幸于战场上牺牲,母亲带着小儿子到镇上去安慰同样丧子的德·斯班上校的故事.这些以二战为背景的短篇故事颇受杂志和普通读者的欢迎.战争的炮火让福克纳萌生了创作一部战争史诗的念头,这便是以一战为背景的小说《寓言》,但整个写作过程从1943年夏开始,进展十分缓慢,直到1954年才得以付梓出版.
精装本市场上,福克纳在1940年代中期取得了一项总结性成果.1944年下半年开始,时任维京出版社编辑的考利与福克纳通信,商讨出版《便携福克纳读本》事宜.福克纳欣然应允,特意为该选集创作了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文本:一是重新绘制了《押沙龙,押沙龙!》中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地图,添加了近十年间新作涉及到相关家族的姓名和事件;二是按照编年史体例重述了《喧哗与骚动》中康普生家族的故事,命名为《附录:1699-1945康普生家族》.《附录》一文对凯蒂的近况进行了补充,讲述她先是被好莱坞导演包养,二战开始后又在法国沦为纳粹军官情妇的经历.考利本人在《便携福克纳读本》出版之前有3篇评论文章发表,分别是《威廉·福克纳的人间喜剧》(载《纽约时报书评》1944年10月29日)、《重访威廉·福克纳》(载《星期六评论》1945年4月28日)和《威廉·福克纳的南方传说》(载《南方评论》1945年夏季号).这些文章后来并入考利的《导论》一文,深刻揭示了福克纳小说中塑造的南方神话,以及内嵌的总体式设计,这为后续的福克纳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范式.
然而,作为出版人的考利有意夸大福克纳作品的整体性,通过这种"绝佳的营销元素"引导读者陆续购买作家的相关作品,同时对福克纳的创作思想而言也是一种禁锢.[10]不过,《便携福克纳读本》选取的文本仍然以短篇故事为主,即使涉及到小说,考利在编选原则上还是以大众取向为主,回避了实验性过强以及涉及性与暴力的篇章,使得福克纳以严肃作家的身份进入公众视野.从这个意义上看,考利似乎有意与出版市场上的平装本小说拉开审美距离,或者形成互补.就《喧哗与骚动》的附录而言,考利编辑的这本书其实也是二战的产物.《便携福克纳读本》出版以后,福克纳小说的出版发行更加活跃,兰登书屋于年底将《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两部小说合集出版.与考利一书并行的是,福克纳在短篇故事的创作上也获得了认可.《埃勒里·奎恩探案杂志》将短篇故事《化学之误》列为首届奎恩奖的二等奖,该杂志社将这次写作大赛中所有获奖作品结集出版,成为美国侦探小说出版史上一个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最为重要的是,福克纳敏锐观察到电影作为战争宣传和动员的重要工具,便转向好莱坞的电影编剧工作.1942年7月底到达华纳兄弟公司之后,福克纳立即投入到电影剧本《戴高乐的故事》的创作,从故事结构、叙事策略和语言等方面精雕细琢,热情讴歌了戴高乐将军在反抗德国法西斯侵略中表现出的勇敢与顽强精神.此后两年间,福克纳参与了《乡村律师》和《战争呐喊》的创作与改编,联手于勒·弗斯曼对海明威的作品《有钱人和没钱人》进行剧本改编,加入《骡马路》的电影剧本创作团队,后来还参与改编雷蒙德·钱德勒的小说《夜长梦多》.除此之外,福克纳曾经参与的剧本创作与改编还包括《空军》(1942)、《五千匹特洛伊木马》(1943)、《上帝是我的副驾驶》(1944)、《唐璜历险记》(1944)等,这些影片大多由霍华德·霍克斯执导、华纳兄弟公司发行,演员中不乏红极一时的克拉克·盖博,以及多年后当选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令人遗憾的是,福克纳参与的很多剧本并未进行拍摄和公映,即使在已经发行上映的影片中,演职人员名单中也很少出现他的名字.但这段经历为福克纳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促成了《坟墓的闯入者》的电影版权转让与拍摄,更为重要的是从创作素材和技法上对后期福克纳创作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如詹姆斯·法雷尔在《写作在美国的命运》(1946)一文中所言,"很多作家发现,他们很容易根据好莱坞的剧本创作理念对自己的道德关怀、文风和主题进行调整.出版商和电影工作室之间业已形成新的连接纽带",造成某种程度上"文学的好莱坞化".[11]
《坟墓的闯入者》的出版是福克纳复兴的最终标志,也意味着他的电影创作生涯暂告一个段落,正式回转到文学创作上来.很多书评家对这部作品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如亨利·西德尔·坎贝认为它是福克纳"最佳""最易读"的作品,约翰·查普曼发现福克纳仍然坚持自己一贯的写作风格,具备讽刺作家的"善心、睿智和敏锐性",格兰维尔·希克斯认定福克纳为在世的最伟大美国作家.[12] O·B·爱默森这样总结《坟墓的闯入者》获得好评的原因:小说涉及到了当时美国社会比较敏感的种族问题;考利已经将福克纳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作了净化处理,使其"口味适中";福克纳六年没有出版小说新作的空窗期也让很多读者充满期待.[13]《坟墓的闯入者》于1948年秋正式由兰登书屋出版,一年之后同名电影的首映式在福克纳家乡举行,平装本小说也同时发行,福克纳形象经由不同的媒介形式走向国内外受众.
三、平装本革命对"福克纳复兴"的推动
福克纳本人对于平装本小说的出版持有矛盾心态,不赞同将文学作品过于商业化的做法,又无法拒绝来自这个市场的巨大经济利益.新美国文库将他的小说《假如我把你遗忘,耶路撒冷》(If I Forget Thee, Jerusalem, 1973)肢解为《野棕榈》和《老人河》两个故事分别出版,丝毫不顾及原作在叙事结构上的对位构思,福克纳对这种一分为二的做法表达了矛盾的情感.他曾在信中写道,"我觉得肢解这部小说会破坏我原来期望达到的总体效果,显然如果我有点虚荣心的话,在这部小说上我的虚荣心很强,不至于去小气地辩解了".[14]作者这里说的虚荣心,可以基本等同于经济效益.新美国文库在出版合同中特别强调,平装本这一出版形式为作者和原出版机构带来不菲的版权收益,多次重印给双方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平装本作为一种重版书,原作内容已经不再新鲜,在营销手段上需要出版商别出心裁,而电影往往成为一大推手.例如,新美国文库通常会在根据某部小说改编的电影首映之际推出或重新营销平装本小说,即所谓的电影搭售版(movie tie-in).根据小说《标塔》(Pylon, 1935)改编的电影《褪色天使》于1958年公映后,小说平装本虽然早已出版,但再版时封面上赫然出现了"现在是一部伟大的电影,名为《褪色天使》"字句.然而,不同媒体的联手有时会出现意见相左甚至冲突的情形.好莱坞曾经在1933年发行过《圣殿》的改编电影,当时名为《谭波尔·德雷克的故事》(汉译为《可怜美玉陷泥淖》),到1951年福克纳出版《修女安魂曲》以后,又有电影公司基于这两部小说筹拍一部电影,重新定名为《圣殿》.这样的动议遭到新美国文库公司的反对,因为该公司已经与兰登书屋签有重印《修女安魂曲》的三年期合同,新电影的推出无疑会影响到平装本小说的销售.[15]150-151然而结果却是双赢的,1961年2月,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电影《圣殿》公映,新美国文库也延展了两部小说合集出版的合同.
当然,平装本与电影的联姻并非总能成功.1958年3月,20世纪福克斯公司根据小说《村子》(The Hamlet, 1940)改编的电影《漫长的炎夏》上映,新美国文库也适时推出了搭售版,即《村子》的第三部分,但却遭到读者的投诉与抵制.有位读者在投诉信中写道,书籍的封面、封底以及书中插图都使用了电影中某些场景的照片,但是"全书找不到一个细节,和电影中的任何场景有哪怕一丁点儿关系".[15]158原来,电影故事主要讲述男主人公由佃户最终入赘庄园主的经历,而平装本则机械选取小说中标题为"漫漫长夏"的第三部分,并巧妙地利用增词符加入"炎热"(hot)一词以契合电影标题.但是,那部分主要是写傻子艾克爱上母牛以及明克复仇休斯顿的故事,与佃户的白手起家经历没有任何关系!
平装本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出版审查.早在新美国文库从母公司企鹅图书分离出来之前,以韦布赖特为代表的美国办事处在出版选题上与公司老板阿兰·莱恩发生意见分歧,后者声称福克纳"对他没有用处"[15]3.出现这种偏见的原因恐怕主要还在于《圣殿》的犯罪题材.在丰厚利润的极大驱使下,美国平装公司本在营销过程中经常打出"性"的招牌,无论是作品选择还是封面设计上,均突出这样一个卖点,韦布赖特努力发掘的正是这样一个充满"黄色与黄金"[15]139的领域.然而,烦恼也接踵而至.新美国文库的分销商在《圣殿》出版不久即就作品中可能的"反犹主义"立场提出异议,韦布赖特对之进行了有力驳斥,认为某些读者断章取义,将书中个别人物的观点等同于作者本人的立场,从而低估了作品的价值.1948年,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县的地方法院受理了针对五个书商的九种图书宣传淫秽内容的刑事诉讼,其中包括福克纳的《圣殿》和《野棕榈》.尽管主审法官最终否定了上述指控,却依然认为《圣殿》"有些场景露骨且压抑",《野棕榈》则"流露着强烈的孤独感".[16]此类诉讼案件的初衷大多着眼于社会道德的弘扬与塑造,主张将可能有害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信息进行屏蔽,但也从一个侧面充分反映了福克纳作品的平装本在广大普通读者中间的畅销程度.
在二战的深重影响下,很多美国作家在出版市场上都遭遇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沉寂.菲茨杰拉德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复兴主要来自于现役军人版中的《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和短篇故事集《大如豪华旅馆的钻石》(The Diamond as Big as the Ritzand Other Stories).这两部平装本出版于作者去世近五年之际,其中《了不起的盖茨比》达15.5万册的发行量是1925年初版时的两倍多,这为后来该作的陆续重印与再版奠定了广泛的读者基础.同年出版的另外两部作品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即埃德蒙德·威尔逊的《吹捧》(The Crack-up, 1945)以及多萝西·帕克主编、约翰·奥哈拉作序的《便携菲茨杰拉德读本》.以一战小说成名的海明威也有类似的遭遇,1940年代的大多数年轻人不再关注一战,甚至有的评论家感慨"海明威时代彻底结束"[17].如果单从小说创作与出版情况来看,除了1942年编辑《战时的人》之外,自《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 1940)到《渡河入林》(Acroo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 1950)这十年期间,海明威一直默默无闻.这样的十年才可谓真正的"创作空窗期"!福克纳的创作脚步并未停止,小说的出版与重印也没有中止.1941年开始出现的平装本福克纳小说,为普通民众接触到现代主义文学打开了一个成本低廉、主题多元的阅读通道.结合平装本公司跨媒介的营销策略,到1949年底,福克纳已经成为美国上下妇孺皆知的文化名人.至于次年秋,福克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当年颁发1949和1950年的两届奖项)已经是姗姗来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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