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营业报告是晋商当铺会计账簿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东家了解当铺盈亏的营业决算清单，也是掌柜向东家负责以及总号了解分号实际运营情况的账务报告。新发现的一批晋商当铺账簿、书信资料为我们深入了解晋商当铺营业报告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月总账、年总账是掌柜向东家、分号对总号的单向报告形式。商号书信是一种双向报告形式，补充了月总、年总营业报告职能，完善了晋商当铺的信息交流和报告机制。
关键词：晋商；典当业；营业报告；
Abstract:The business repor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awnbroking business report of Shanxi merchants. It is the business final account list for the owner to understand the profits and losses and also the accounting report for the manager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wner and the headquarters to understand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the division. The newly discovered account books and letters provide first-hand data for u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Pawnbroking business report of Shanxi merchants. The books of Summarize every month and every year is the shopkeeper to the owner, division to the headquarters of one-way report form. The business letter is a kind of two-way report form, which complements the function of monthly and annual business report and improves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report of the Pawnbroking business report of Shanxi merchants.
Keyword:Shanxi merchants; Pawnbroking; business report;
传统典当业的账簿组织设置科学、体系完备，是中国旧式账簿组织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除了营业账簿、普通账簿之外，营业报告也是典当业账簿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营业报告是掌柜向东家负责以及总号了解分号实际运营情况的账务报告，也是一份了解当铺盈亏的营业决算清单。杨肇遇[1]37-38、区季鸾[2]、宓公干[3]122、潘敏德[4]等人曾简要介绍典当业营业报告的基本情况。但因资料匮乏，目前学界尚未对典当业营业报告进行深入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山西省收藏家协会会长刘建民先生搜集了大量晋商民间文献资料，包含合约、账簿、书信、票帖、规程、商业知识、诉讼呈文等十多种类型。在这些晋商史料中有一批晋商当铺账簿、书信资料，为我们深入研究晋商当铺的营业报告提供了新资料。本文利用刘建民先生收藏的月总账、年算单、书信等资料，探讨清代民国晋商当铺营业报告的基本情况。
一、月总账
月总账是每月对当铺的资金变动情况进行总结，按股东人数抄录、逐月报送，也被称之为"月总""月总簿".杨肇遇[1]37-38、宓公干[3]122等人认为典当业的月总账无固定格式，多用四柱法，分收、支、存、该等四项。笔者在刘建民先生收藏的晋商资料中看到一批晋商当铺月总账，这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晋商当铺月总账提供了新资料。现列举两份月总账并解析如下。
1.《清宣统三年三和当月总账新正初一日至三十日总合》[5]4-5
2.《光绪十二年立达顺记五合月总账二月总》[5]263-264
分析上述两份资料可知，晋商当铺月总账也称之为"月总折""总合".两份月总账的内容虽然存有一些差别，但基本是按"原、进、回、利、当、出、用、存"对当铺当月的资金变动情况进行总结。这比杨肇遇等人所说的"收、支、存、该"更加细化、明确。月总账的格式大致相同，没有使用四柱法记账，仅是将五日流水账中的银钱出入、各类存欠、外账"回、利、足、当、用"、内账"出、进、利、用"等项目进行核算，形成以月为时限的营业报表。
刘建民先生收藏的《同光直隶大名府恒裕典东伙往来信稿抄本》[5]104-209具体反映了月总账在晋商当铺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实际运用。从正月到腊月，直隶大名府晋商当铺恒裕典的掌柜要逐月向山西介休东家呈送月总折，汇报当月旧账实存架本、现存以及当月入账、出账、实存架本、现存等具体情况。该信稿抄本起止时间为同治十一年（1873）十二月至光绪三年（1877）七月，恒裕典掌柜先后进呈了53个月的月总账[6].民国时期，随着典当业经营环境的不断恶化，有的晋商当铺东家、总号为了加强当铺经营管理，开始用"五合"替代"月总".
二、年总账
年总账也被称之为"年算单""年总结""年清""清册",是掌柜向东家、分号向总号负责的重要形式之一。掌柜、分号通过年总账向东家、总号汇报当铺一年的经营业绩，东家、总号通过年总账掌握当年当铺的经营状况。与月总账的性质相同，年总账既是一种了解当铺实际运营情况的账务报告制度，也是一份掌握当铺盈亏的营业决算清单。
每年正月，掌柜、分号要"算明去岁财务，进呈算册",将当年营业情况汇报给财东、总号。如《同光直隶大名府恒裕典东伙往来信稿抄本》中历年掌柜致财东的"新正第吉次信"对此都有详细说明。同治十二年（1873）新正月十二日随脚带介第吉次信："新正吉日将典账务算明，着随下班伙友进呈算册贰本，去腊总合折一个，众东付利清单八张。"[5]106同治十三年（1874）新正月初八日随典伙短盘带介第吉次信："呈报咱典今于新正吉日将去岁账目算明，抄去清册贰本，客冬腊月总折二个。"[5]122可见，历年"新正吉日"恒裕典掌柜都要算明"去岁账目",并随新年第一封信"呈送去岁算册"贰册。年算的时间、方式、册数较为固定，不仅是新年的第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每年"新正吉日"的常规、必做工作。刘建民先生收藏的《立账簿头绪·安四柱以算总清》[5]595-623向我们介绍了晋商当铺年总账的格式、书写方法及注意事项。现将录文辑录如下：
上为开写算单之式。凡银本均以银算账，所有钱之数目上书横码下以本铺钱价归银。如系钱本均钱算账，所有银本之数目上书横码下以本铺钱价归钱，此一定不易之理。其总算之法扣除新收除讫开除即是天赐获利，再加实存共合若干除讫旧管，再除天赐获利若干，无有一毫盈亏即为无错。
从这份资料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晋商当铺年总账的书写格式及每一部分书写方法。不难看出，晋商当铺的四柱式簿记报告将账务分为"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类分别报告当年的资金变动情况，并以"旧管 新收-开除=实在"为结算公式而编辑年总账报告。不仅如此，为更精准地计算盈亏，核对账目是否存在问题，还衍生出"新收-开除=实在-旧管"计算方式，即此处所言总算之法：扣除"新收除讫开除"即是天赐获利，再加"实存共合若干除讫旧管",再除天赐获利若干，无有一毫盈亏即为无错。这种衍生的四柱结算法不仅可以掌握盈亏情况，还可以检查账目以防疏漏。
三、商号书信
晋商利用书信开展商业、金融业经营活动已经引起部分学者关注。孔祥毅认为晋商专业类书信"起着沟通、报告、请示、指示的作用，并在一些情况下起着会计票据的作用，与会计账簿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严密的、科学的业务运作体系",并提出"信报是与月清账和年总结账一样重要的会计凭证"[7].李锦彰认为晋商的经营性报告主要是通过商业类书信和会计账册去完成的[8].黄鉴晖认为票号的营业报告制度主要指的就是信报制度[9]627.可见，"信报"是晋商会计账簿组织中的一种营业报告。
依据往来对象，晋商书信大致可分为家信、友人往来信以及商号书信三大类。其中，商号书信也称之为专业书信、商业书信，主要是指东家与掌柜，总号与分号之间的往来书信，也包括隶属于同一东家的掌柜之间以及隶属于同一总号的分号之间的往来书信，其内容主要是围绕当铺的资本组织、人事安排、利益分配、运营管理以及信息报送等内容。显然，信报制度主要是与经营管理密切相关的商号书信。本文以刘建民先生收藏的《同光直隶大名府恒裕典东伙往来信稿抄本》为例，对晋商当铺商号书信的营业报告职能进行探讨。
首先，从书信格式方面分析晋商当铺商号书信的营业报告职能。就书信格式而言，晋商当铺东家与掌柜，分号与总号之间的往来书信都严格遵循一定的格式规范，具有鲜明的商业书信范式，其刻板程度与票号书信十分相似。《同光直隶大名府恒裕典东伙往来信稿抄本》就是一份典型的晋商当铺商号书信抄本，共有73封书信，其中72封是东家、掌柜之间的往来"号信""公函".现将其格式概括如下：
一是东家致信掌柜（伙计）书信格式：
某某伙友钧鉴或某某仁兄大人阁下台鉴：
1.报告之前来信接收时间、方式、内容及处理情况；
2.报告本次去信原因、内容、要求等情况；
3.报告近期天气、作物生长以及商业状况；
4.报告近期物价、银钱兑换价格、铜元行市等情况；
5.报告其他情况，并问诸伙友均吉等词语。
现列举一封书信，以更直观地认识上述格式。如该信稿抄本第1号信同治十一年（1872）十二月三十日脚夫抵典带来介第七次信：
干城宋二兄诸伙友均鉴：腊月十六日脚夫到介，接阅典信，备悉一切。所捎尊五堂调换银并介邑公费银共计天锡堂平干银七十两零四五，众东熟鸡鸭等九件、十冬月总合二摺俱已收清，按信交付。天锡堂借贷银四宗仍照每月七厘行息，原转至于旧票定于郭二兄明春捎去。恒聚堂今年修房花费借项，定于净借典钱九佰串即可，按九佰串行利，介邑已为注账。兹复随脚寄去介邑公费银钱摺一个，至日验收。咱县今冬雪雨不缺，钱价一千八八上下之谱，即此顺请冬祺并问诸伙均吉。[5]105
分析东家写给掌柜的书信格式不难看出，其一，报告之前来信接收时间、方式、内容及处理情况，类似于票号的"复报".其二，报告本次去信原因、内容、要求等情况，类似于票号的"正报"."报告近期天气、作物生长以及商业状况""报告近期物价、银钱兑换价格、铜元行市等情况""报告其他情况并问诸伙友均吉"等类似于票号的"叙事"内容。该书信没有票号报告"附报"部分[9]627.
二是掌柜（伙计）致信东家书信格式：
敬启者，报告上次寄信时间或最近收信时间，诸位东家问候词语：
1.报告上次来信情况；
2.报告上次东家来信交代事宜完成情况；
3.报告本次去信原因、内容、要求等情况；
4.报告近期天气、作物生长以及商业状况；
5.报告近期物价、银钱兑换价格、铜元行市等情况；
6.报告近期营业情况、架本情况等；
7.报告本次随信寄送物品内容；
8.报告其他情况。
现以该信稿抄本第10号信为例，帮助我们认识掌柜致东家信稿格式。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初三日脚夫回介带去典第五次信：
敬启者于前月十八日诸伙平安抵典，询及诸位东翁起居叶吉，各府清泰，曷胜驰祝，寄来公函领悉。兹报大名秋景丰收，麦苗种尽……谕还四维堂银二千两应为遵办。以此谕之咱典今岁除上架外，余利钱一万余吊，而赔利实系不少。约稽来春上架，较今岁虽望有盛，现在秋粮存积者多而各县麦苗普安，闻其乡庄人手中现钱活动，果照此传而明春之架岂能多涨？即或照今岁多当万吊，咱典之钱可够尽用。现有领生息本钱一千吊，十年至今未满两载共添领生息本钱五千余吊……外捎去光禧堂熏鸡十只，至日一并验收，脚力、酒资典已付讫。刻下麦价每斗二百六七，小米三百四五，黑豆二百一二。公函内有云众东借贷钱价定为按一千八五作银一款。晚等东省谕云何款补为寄信详提。笔下钱价钱平宝银已涨至一千八五六，银两甚缺。余不冗，专此敬达，并请冬安。另及信成后，四维堂至典，咱已还过本银三千两，下余四千两仍照七厘转票，诚极还伊本银一千两，达知。[5]115-118
分析掌柜写给东家的书信格式，"报告上次来信情况""报告上次东家来信交代事宜完成情况"类似于票号的"复报".报告本次去信原因、内容、要求等情况类似于票号的"正报".其余部分类似于票号的"叙事者",此封书信同样没有"附报"内容。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晋商当铺商号书信基本由"复报、正报、叙事"三部分构成，没有类似于票号的"附报"内容。另外，刘建民先生藏《民国湖北监利县新沟镇某典书信底稿抄本》[5]613-772、《民国湖北松滋县合盛典往来信稿抄本》[5]403-611中的分号、总号之间的往来书信与上述掌柜、东家之间的往来书信格式大致相同，没有严格按照票号书信"正报、复报、附报、叙事"进行书写，有的书信仅有"复报、叙事",有的仅有"正报、复报".可见，典当业书信在格式方面具备了一些商业书信的格式要求，但与票号书信相比欠严谨、规范。从上引资料也可以看出，典当业书信稍微有一些生活细节，票号书信报告的内容全部是公务，绝不允许涉及私事。
其次，从内容方面分析晋商当铺商号书信的营业报告职能。可以讲，商号书信的营业报告职能是对月总账、年总账营业报告职能的有力补充。相比月总账、年总账是掌柜向东家、分号对总号的单向报告形式，信报则是一种双向报告形式。这进一步完善了当铺的信息交流、报告机制。月总账、年总账报告的内容主要是一定时期内的当铺资金往来情况，以便于东家、总号了解当铺的资金运营以及盈亏情况。除了资金出入外，当铺的其他事务主要也是通过书信进行报告。
根据上文所引《同光直隶大名府恒裕典东伙往来信稿抄本》第1、10号信，我们可以将"信报"的内容概括为三种情况：一是与经营管理密切相关的一些商情信息，包括银钱兑换价格、物价、农业收成、天气以及与当地钱铺、当铺有关的金融环境的变动情况；二是业务开展、架本变动等情况；三是人事安排、资金调动、社会往来等经营管理中出现的其他情况。这三种情况不仅体现在《同光直隶大名府恒裕典东伙往来信稿抄本》中，在刘建民藏的《民国湖北松滋县合盛典往来信稿抄本》《民国湖北监利县新沟镇某典书信底稿抄本》等信稿中分号与总号之间的往来书信中也多有体现，这里不再赘述。
明清以来，晋商从事商业金融活动，取得了辉煌业绩，创造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经营方式。如何准确认识这些经营方式，更为系统地探讨晋商整套经营制度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应有之义。本文利用新发现账簿、书信资料分析清代民国晋商当铺营业报告，认为月总账、年总账是一种单向财务报告形式，商号书信是一种双向报告形式。商号书信是对月总账、年总账的重要补充，能够进一步完善晋商当铺的信息交流及报告机制。
参考文献
[1] 杨肇遇。中国典当业[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2] 区季鸾。广东典当业[M].广州：文雅印务局，1934:27-32.
[3] 宓公干。典当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4] 潘敏德。中国近代典当业之研究（1644-1937）[M].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5:166-173.
[5] 刘建民。晋商史料集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6]王中良。清代晋商商号书信的特征及作用--以恒裕典信稿抄本为中心[J].山西档案，2016（6）：35-39.
[7]孔祥毅。晋商书信说[N].山西日报，2015-07-29（C02）。
[8]李锦彰。晋商老账[M].北京：中华书局，2012:90.
[9]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M].增订本。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