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茶叶是浙江重要的农林经济特产，也是传统的出口商品，历史时期浙江茶叶贸易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近代以来，浙江茶叶出口由于自身栽培采摘不良、掺杂着色、运销制度不合理，加之其他国家的竞争与排挤，茶叶外销逐渐走向衰落。为应对这一问题，浙江省先后设立茶业改良和研究机构，在茶业调查与研究、茶业检验、茶业教育、茶业管理与运销合作等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提升了浙江茶叶的品质和国际地位，也为新中国成立后浙江茶业改良事业的大规模展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民国时期； 浙江； 茶业改良；
作者简介： 杨振子，男，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农业史。；
基金： 宁波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浙江农业推广研究"（项目编号：G19066）；
Abstract:Tea is an important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economic specialty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it is also a traditional export commodity.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Zhejiang tea trade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whole country.Inmodern times, the export of Zhejiang tea gradually declined due to poor cultivation and picking, adulteration, unreasonable transportation and marketing systems, and competition and exclusion from other countries.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Zhejiang Province has successively established tea industry improvement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adopted many measures in tea industry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ea industry inspection, tea industry education, tea industry management, and transportation and marketing cooperation, etc., which has improved the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Zhejiang tea industry and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Zhejiang tea industry improvement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Keyword:the Republic of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tea industry reform;
茶是我国最重要的农产品之一，根据考古发掘，早在汉朝时期，浙江就已有产茶饮茶的习惯；自唐朝以来，浙江一直是我国最重要的茶叶生产和对外贸易地区。近代以降，华茶在国际贸易上经历了由繁荣走向衰落的过程；为开拓外销，发展内销，以吴觉农为首的茶业界有识之士提出"振兴华茶"的口号，浙江业内人士振臂响应，纷纷追寻受挫根源，提出改进方案。浙江省政府为此也做了一些努力，如开展茶叶调查、查禁假茶与劣质茶、创设茶叶指导所和茶业改良场、推进茶业改良、组织茶叶产制与运销合作、举办茶叶合作事业等。民国时期浙江的茶业改良活动是这一时期我国茶业改良的缩影。目前，学术界对茶业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尤以茶文化研究最为突出，但学界对民国时期浙江茶业的研究不多1.基于此，本文拟以民国时期浙江茶业为研究对象，探求这一时期浙江茶业的生产与贸易状况，剖析茶业改良的具体措施，以求教于方家。
一、民国浙江茶业的生产与销售
我国饮茶历史极为久远，产茶之地，以湘、鄂、皖、赣、闽、浙等省最为着名，"浙省以其地势之优越，气候之适宜，产量虽次于湘、鄂、皖、闽诸省，而茶之品质则过之，故浙茶在华茶出口总数与总值上，均占极重要之地位，浙茶在华茶出口总数与总值上，平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1]（P27）。民国时期浙江全省75县中，"除了在东北与江苏接壤的平原如嘉兴、嘉善、平湖、海盐、海宁、桐乡、崇德、德清以及孤立海中的岛屿如定海、南田与龙游等13县外，其余62县皆有生产"[2]（P136）。浙江省所产之茶，大半皆为绿茶，而红茶则为数较少，就茶叶产区来说2,茶业界比较多的是把浙江全省划分为平水、温处、遂淳、杭湖四大茶区。平水茶区有绍兴、新昌、上虞、嵊县、诸暨、余姚、萧山、鄞县、奉化、天台等县，生产茶叶种类主要是珠茶（绿茶）。温处茶区有温岭、平阳、青田、丽水、遂昌、云和、乐清等县，生产茶叶种类有红茶、绿茶，亦称之为"温州茶区",或加上天台、黄岩等称为"温台茶区".遂淳茶区有遂安、淳安、开化、寿昌、分水等县，生产茶叶种类为珍眉（绿茶），该区亦称为"分水茶区".杭湖茶区有杭县、余杭、临安、于潜及吴兴、长兴、安吉、孝丰、武康等县，生产茶叶种类有红茶、绿茶（龙井），亦可称为"龙井茶区"或"杭州茶区"[1]（P28-29）。
从茶叶产量来看，浙江产茶数量，在清末民初一度呈现出繁荣之象，但已难掩衰落之势。据《中国经济年鉴》统计：1914年浙江茶叶产量为359365担，茶园面积为815703亩；1915年，茶叶产量下降至327700担。又据《工商半月刊》统计得知，至1926年浙江省茶叶产量已下降至220343.5担，茶园面积也降至624060亩[3]（P73）。仅仅10年间，茶叶产量下降达10万担之巨，这与浙茶外销困难存在明显的关联性。作为中国重要的茶叶输出省份，浙茶分为国外和国内两个市场，五口通商后，平水绿茶和温州红茶，均由上海出口，行销海外，以美国为最多，据统计，"1869-1879年的十年间，平水珠茶销美每年平均约有1万吨左右"[4]（P304）。因一时求过于供，加之商业组织不健全，浙茶遂有掺假着色现象，以博取厚利。1883年，美国国会首次通过关于茶叶法案，禁止掺假茶叶输入。1897年，美国国会第二次通过《掺杂与不卫生茶禁止条例》及总则，明令禁止粗恶及不正茶进口，平水茶出口受到严重挫折。此后，美国又于1910年颁布《着色茶禁止条例》，严禁着色茶入口。同时，日本绿茶乘机竞销，诋毁劝诱，无所不用其极，美国人纷纷改用日茶，浙茶外销遂走向衰落时期。20世纪20年代，在开辟非洲市场后，浙茶遂转销于北非，短期内浙茶外销有所复苏。但由于茶价较低，茶商为减轻成本，以老叶砻制细茶，以浆糊、滑石或毒质颜料改易茶叶形色，温州茶区茶农甚至采摘野生植物叶芽，混入真茶销售，导致浙茶品质愈趋劣退，价格也愈趋低落。1932年，法国政府仿效美国，颁布取缔着色茶输入非境条令。加之日本茶叶也在同时期进入非洲市场，以政治经济力量实施倾销，夺取华茶市场，浙茶外销进入极度困难时期。同时，受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1933年上海滞销茶叶堆积，严重阻碍了1934和1935年的华茶销售，加之美国于1934年颁布《白银法案》，造成我国通货紧缩，对外汇兑暴涨，导致一般物价为之暴跌，尤以农产品为甚。据时人调查，平水毛茶价格往年基本维持在每担40元-50元之间，1935年茶价跌至10余元[5]（P1），茶叶"原料价格减低四分之三，而茶商尤亏耗累累，茶栈纷纷停闭，茶农不独放弃二茶三茶，即头茶亦任其枯老，货弃于地，茶园荒芜，浙省整个茶叶经济于以崩溃"[6]（P7）。兹将1912年-1934年由杭州、宁波、温州三海关统计的每年各种茶的数量与价值列为表格，见次页表1.
从表1可看出，浙茶外销数量自1928年后呈波动下降趋势，且浙茶输出来源地，并非完全由本省生产，邻省如安徽、江西等省份茶叶也会经由浙省三海关出口，不能将其作为全数浙茶的输出量，浙茶实际出口数量要低于表中数值。此外，浙茶运沪转销国外，有着一套严格的运销制度，即茶农采摘初制茶叶后，"由茶贩向茶农收集于茶行，复由茶号派茶客分头向茶行收集，制造装箱运于茶栈，复由茶栈派通士售于洋行，由洋行办理一切出口手续。其间，仅茶农为茶叶之生产者，茶号为茶叶之制造者，其他皆为中间商。此种中间商向茶栈与洋行销售，常向卖方抽取过分之手续费，并从而操纵垄断，剥削渔利"[7]（P24）。这种不合理的运销制度也使得浙茶外销进一步走向衰落。
除茶叶外销外，内销茶在国内贸易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内销茶之重要销路，为东三省及沿黄河流域各省，盖以上各省，均非产茶区域，然对于嗜茶风尚均极显着。东三省年销量达千余万元，黄河流域亦在一二千万元之间。上述各处茶叶，均由皖浙闽及两湖各省所供应。内销茶市面佳，可刺激洋庄茶市之上涨；洋庄茶市面弱，亦会以内销作其唯一之缓冲，故两者显有绝大之关系也"[8]（P48）。龙井茶区所产旗枪绿茶是内销茶中最畅销的，每年行销于广东、香港、南洋群岛等地的占其产量半数以上，其余则行销于北平、天津、开封、济南、青岛、烟台、徐州、汉口、皖北及浙省嘉、湖各处，每年行销数在数万担以上[1]（P44）。除红、绿茶外，浙省所产黄茶颇多，因其价格较低，适合北方人饮茶之嗜好，多销往东三省及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每年所销数，均有10万余担[9]（P10）。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为日本所占领，华北局势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日本茶商为控制东北茶市，一面竭力改制适合于东北销路的茶叶，倾销于东北市场；另一方面又在1932年9月控制营口海关后，规定华茶进入东北，无论货物质量高低，"每担花茶一律须缴纳关税48元，每担素茶一律须缴纳关税24元，再加上成本、运费等，华茶难与日茶竞争，仅东北之销路，至1936年已减少90%"[1]（P39），浙茶国内市场大受损失。
由上述可知，民国时期浙茶产销，除个别时期外，总的趋向是日渐衰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如时人所言："近数十年来，内因栽制方法之守旧，运销制度之腐败，外受印锡日茶过剩生产之倾销，消费国家保护关税之影响，华茶海外市场多为其所夺；因销路日蹙，而价格日落，因价格日落，而品质愈劣，品质愈劣则销路愈蹙，如此互为因果，以致华茶末运即在目前。"[5]（P1）在此种形势下，茶业界有识之士为振兴华茶，纷纷追寻受挫根源，提出改进方案。吴觉农着文指出："各产茶国茶质之能日见改良，华茶品质之所以退化者，盖因彼则利用科学的方法以图改进，我则蹈故习常，沿用数千年以前之陈法一无改进也。"他同时指出："为今之计，政府方面不得不负领导之责，关于试验研究事宜，亟应由中央设立茶业研究所，从事研究……同时并附设一强有力之国立茶业试验场……但我国幅员广大，产茶面积散诸各省者，专赖一中央茶业试验场以改良全国之茶业，恐有鞭长莫及之虞，故应令湘、鄂、闽、浙、苏、皖、赣、川、滇等省，分别或联合筹设省立茶业试验场……"[10]（P13）国民政府实业部也多次三令五申，督促各省改良茶业，浙江省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展茶业改良活动的。
二、民国时期浙江茶业的改良措施
（一）设立茶业改良和研究机构
1934年1月，浙江省第五区区农场成立，该农场分设三部，第一部为棉作试验，第二部为茶酒研究，第三部为蚕桑事业。同年春，绍兴县政府设茶业指导员，拟定茶叶取缔着色掺杂办法，指导改良茶业，后归浙江省第五区农场办理。1935年3月，该场为扩大指导工作起见，会同绍兴县政府合办平水茶业指导所，规定所有指导所组织规程、指导办法与实施计划，均呈请建设厅核准施行。其宗旨为改良绍属7县茶业，所址设在平水镇东岳庙，以绍兴县长为主任，第五区农场场长为副主任，另聘请茶业专家若干人为指导员与稽查员，事业经费1000元，由第五区农场与绍兴县政府平均负担。该所的成立，实为浙江省茶业改良的前奏，其先后开展了指导茶农改良栽茶方法、设立特约茶园、改良采摘、改良制造方法、办理茶栈登记、取缔着色掺杂等工作[6]（P8-10）。同年，浙江省建设厅在平水茶区之上虞蒿坝狮子冈开辟茶园1000余亩，植茶树50万株，成立蒿坝茶场，改进采制技术，用资示范。1936年2月，全国经济建设委员会农业处召开全国茶业技术讨论会，通过浙江省建设厅关于设立平水茶业改良场的计划[11]（P9）。原拟定以蒿坝茶场为基础，后经实地考察，选定绍、上、嵊3县交界处的西园乡（现属嵊县三界镇）建场，不久便由部省合资，于嵊县三界镇龙藏寺辟场筑舍，购置机械。8月25日，浙江省农林改良场茶场正式成立，该场为部省合办，隶属浙江省农林改良场，开办经费为28000元，部省各半，扩充费由实业部补贴8000元，经常费也颇为充裕，由实业部委派吴觉农任场长[12]（P3）。1937年4月2日，浙江省政府公布《浙江省茶业改良场组织规程》，浙江省农林改良场茶场改称为浙江省茶业改良场。
抗战爆发后，受战事影响，浙省财政困难，为适应战时需要，统一行政机构，1937年底，浙江省建设厅原有各农林机关暨水利局，一律裁撤归并。并于1938年1月1日，在松阳合组成立浙江省农业改进所，以统筹办理全省农业改进事宜。该所成立后，设茶业系分技术、指导两股，掌理茶叶育种、栽培试验、调制方法改良、品质检验及指导推广等事项。并将浙江省茶业改良场改为浙江省农业改进所嵊县农业推广区，后又于平阳、遂安各设农业推广区，分别推动平水珠茶、淳遂眉茶及温州红茶的改进工作。又于在1939年4月分别在丽水碧湖、松阳横山各设示范茶场，指导制造红茶及龙井茶，推动改进各县之茶业。1941年1月，丽水碧湖示范茶场迁址武义，更名武义示范茶场；原平阳、遂安农业推广区分别改组为平阳茶叶改良场和淳安示范茶场[13]（P12）。同年2月，农林部增产委员会在浙江衢县万川筹办东南茶业改良总场，1942年元旦，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为研究茶叶产制运销各项基本问题，并设计指导各省茶叶实际工作以增进外销茶叶质量起见，改组东南茶业改良总场为茶叶研究所，1942年5月该所由衢县迁至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14]（P4），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茶业研究机构。这些茶业研究机关的设立，有力推动了浙江茶业改良事业的开展。
（二）进行茶业调查与研究，开展茶叶检验
茶区实地调查考察，是研究改进的初步工作。浙江省茶业调查工作，始于1929年，是年，吴觉农任浙江省建设厅视察兼合作事业室主任，派技士俞海清开展杭、湖各县调查，着有《浙省杭湖两区茶业调查报告》；吴觉农还拟定了《改进浙省茶业计划》。因人事变动，吴氏调任上海商品检验局负责茶叶出口检验工作，浙江茶业改良事业也因此搁置。1933年，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派吕允福调查浙省茶业情形，着有《浙江之平水茶业》《浙江之温州茶业》；浙江省茶业专门机构成立后，开展的茶业调查有：浙江省立茶场徐方干、傅宏镇的遂安区茶业调查、古文亨的绍兴茶业调查、何其名的平水区会稽山茶树害虫调查、吴昌济的浙东茶树重要病害调查，浙江农业改进所茶业系全省分县茶业调查，浙江省油茶棉丝管理处民国二十八年、二十九年的茶业调查统计，以及农业改进所3茶场及宁绍台、金衢严、温处3检验所历年各项调查统计，战后浙江省建设厅的茶厂登记等。这些调查对产茶地区、面积、产额、经营方式、栽制技术等方面做了详尽论述，均为改良浙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15]（P9）。
民国时期，浙江茶业在栽培、管理、保护和制造上存在明显缺陷，主要表现在茶树栽培放任，茶农对茶树的"中耕、除草、施肥、剪枝、治虫等必要管理工作，多不施行，致茶树老枯，茶业产量减少，品质劣败".又"因茶价年年减低，为减轻成本计，往往延迟采摘时期，粗放其采摘方法"[6]（P9）。对此，浙江省茶业改良机构针对上述问题开展了茶业研究实验工作。抗战前平水茶业指导所开展了茶树"丛植、轮植、三角植、正方植、矩形植、单条植、双条植七种栽植方式试验"[6]（P14-15）。抗战时期，浙江农业改进所在"嵊县、平阳、淳安各重要茶区分设特约示范茶园6处，以供茶农观摩并指导整理旧式茶园69795亩。自1942年起又与茶叶研究所合作设置淳安、温州茶树更新工作站，更新茶园10700亩"[16]（P17）。战后在各茶区指导整办荒废茶园50%,指导茶园间作2万亩，并大量育苗以备推广[17]（P3）。"育种实验历年在3场举行，有茶树品种观察，3处共达120种，嵊县农业推广区在1939年采集各着名茶区单株1300余株，选种970株，进行实验。栽培实验亦在各区举行，而以在嵊县进行者为最多。其有关播种者，包括茶子之大小轻重、采茶及播种之时期、播种之覆被物、浸种时间、播种深度、种壳裂否、播种土壤、种子储藏方法等十余种；有关插枝者，包括扦插时期、入土深度、透露长度、尖端处理、扦插斜度、距离、留芽方向等十余种；尚有有关茶树压条、整枝、移动等各项试验。采制试验包括珠茶、珍眉、红茶、龙井等，有采摘时期，制造过程中各项方法之比较等项；其他研究事项，包括茶树品种之分类、茶子物理性之鉴别法、茶芽生育与覆下栽培之关系、茶树交配技术、茶树病虫害之防治、世界各地着名茶业之制法、制茶机械及器具之设计改进及茶叶之分级等"[13]（P13）。
鉴于外销茶叶掺杂着色、掺和假茶成风，严重影响了浙茶的国际声誉，各茶叶进口国相继立法，禁止伪劣茶叶进口，以致浙茶的国外市场被印度、日本等国所取代，出口量锐减，打击掺假着色之风成为政府和有识之士的共识。1915年温州地区士绅自发组织成立"永嘉茶叶检验处",查禁假茶出口。由永嘉商会事务所茶业董事王宝书等筹议，选派老练茶工，至产地认真检查，"惟茶到永嘉，木已成舟，不得不从产茶之地严行取缔".此举获浙江巡按使公署批准试办。巡按使屈映光于1916年2月4日发第311号饬："该业董为先事预防起见，邀集各栈商筹议，设处检查事，属可行。察核所拟简章及凭单戳记各式样，亦尚妥适，惟须慎选妥人，方无流弊。"[18]（P8）检验处在当地曾取得一定成绩，但难以起到法律约束，1926年，检验处改由瓯海（温州）茶叶公会接办；1927年，由于温茶改经平阳鳌江运沪出口，茶叶公会无法控制，这一民间检验遂告中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31年实施茶叶出口检验，规定出口茶叶必须按商检标准实施检验，合格者发给检验证书，由海关查验放行，未经检验合格的茶叶，不准出口。1937年实业部实施产地检验，平水、温州各处同时举办，由于战事影响，一度停顿。1938年改由浙江省农业改进所主办，设宁绍台、金衢严、温处3个检验处，实施出口检验与产地指导；浙江省政府也先后颁布实施《浙江省茶叶检验办法》《浙江省茶叶检验办法施行细则》《浙江省各区茶叶检验处组织通则》《浙江省茶叶检验违章处罚规则》，通过法律约束和茶叶检验处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茶叶品质明显提高，掺假着色之弊亦有所缓解。"1938-1939两年中，共检验出口茶叶600219担，检验转口茶叶173496担"[16]（P17）。其成绩颇为显着。然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茶叶出海口丧失，茶叶检验工作亦告停止。抗日战争胜利后，出口茶叶检验工作先后恢复，但产地检验仍未复办。
（三）培养茶业人才，开展茶业宣传
茶业人才的培养与训练在茶业改良中具有重要作用，早在1910年，浙江地方政府就创办了茶务讲习所，然其因陋就简，敷衍开办，未列详悉计划，创办不久即被裁撤。茶业改良运动兴起后，地方政府和有识之士意识到培养茶业干部、训练技术人员对开展茶业改良的积极作用。1937年，浙江省政府派省立农业推广人员养成所第二期毕业生厉菊仪、单纯如、蒋铨、王松寿等18人至浙江省茶业改良场接受专业训练，为茶场见习员，在工作中求得实际的经验与专门技术，这批学员后来不独为浙茶干部，且在其他各省亦颇有贡献。同年5月，又从茶区子弟200人中选取裘览耕、袁益诚等20人为练习生，施以各项训练。1938年，浙江省农业改进所在嵊县农业推广区开办"茶业技术人员训练班",招收中学毕业学员40人实施训练，训练期为1年。其课程颇为完备，茶业课程有栽茶学、制茶学、制茶机械、制茶化学、茶业史地、茶业概论、茶树育种、茶树病虫害、茶业合作、茶叶检验，尚有基础学科如国文、数学、理化等，各科均注重实习。时值抗战期间，茶叶为浙江重要特产，各方急需茶叶人才，故该届学员除志愿返籍自营茶业者外，其余均提前结业，派往各地服务。同时，浙江省农业改进所为培养制茶技术人才，普及改良制茶技术起见，又于1939年4月在嵊县农业推广区招收短期制茶实习生40名，专门学习机械制茶；另招5人，专门学习茶树病虫害防治。8月底期满，经考试结业。同年，浙江省油茶棉丝管理处茶业人员训练班50人也来嵊县农业推广区茶场接受茶业技术训练。1940年，浙江省油茶棉丝管理处委托浙江省立英士大学农学院开设茶丝棉专修科，学制1年，主要专业课教师为着名茶学家陈椽教授，当时他编写了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大学茶学教材《茶作学讲义》。该校学生除学习茶业专门知识外，还需在松阳示范茶场实习制茶技术，实习合格方能结业。整个抗战期间浙江省农业改进所历年训练男女技工共在500人以上[15]（P10）。可见，茶业人才的培养为茶业研究人才的结构性延续提供了保证，也为改进浙茶提供了重要的有生力量。
这一时期，浙江省在茶业宣传上也做了相当多的工作。首先是在综合性刊物或茶业专门刊物上发表相关茶业研究成果，综合报道茶叶生产、调查、科研、销售问题，如《浙江省建设月刊》1937年10卷8期的茶业专号、《浙江农业》1939年7-8期的茶业检验专号和1940年26-29期的茶业专号、《浙江经济月刊》1948年第4卷第6期和第5卷第1期的浙江茶叶专号、浙江油茶棉丝管理处创办的《茶人通讯》《浙茶通讯》《浙江特产》以及东南茶业改良总场创办的《万川通讯》等。这些刊物，在阐扬茶政、报道茶情、普及茶业知识、推动茶人改进茶业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其次是推行农民教育，由浙江省农业改进所在嵊县、绍兴、平阳等产茶区域创办农民学校，招集茶农，授以科学常识，在茶的栽培采制方面，更使茶农具备新的见解。在嵊县试办儿童种艺园，组织茶区儿童，使之养成科学的头脑。最后是进行流动式通俗演讲，在各茶区农村做宣传指导工作，所到各地随时召集茶农说明华茶失败的历史及应行改善的方法，并分送茶业浅说及报告等书籍以唤起民众，破除陋习，改进制茶技术[19]（P106）。
（四）实施茶叶统制与合作，改良制茶
抗日战争爆发前，茶叶自由购销，政府除征收税款外，对茶叶运销基本上不加限制。抗战军兴，军运繁重，茶叶等外销物资积滞内地待运。1937年冬，国民政府设立贸易调整委员会，协助商人疏运外销物资，转运香港销售。次年，贸易调整委员会改为贸易委员会，由该会举办茶叶贷款及推销业务。1939年，国民政府颁布《修正财政部管理全国茶叶出口办法大纲》，规定各省茶叶收购外销事宜由贸易委员会负责统筹，国外推销事宜由中国茶叶公司办理[20]（P12）。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在浙江设办事处，并在平水、温州、遂淳设茶叶管理工作站，中国茶业公司设浙江办事处。浙江省也于1938年春，设立战时物产调整处，并在其下设茶叶运销总办事处，督导各地茶叶运销处办理茶叶运销事宜。至次年春，为适应中央管理茶叶出口贸易的需要，将战时物产调整处所属茶叶运销处撤销，设立油茶棉丝管理处，内设茶叶部，茶叶部对茶叶产制运销的全部过程，做出有计划的指导与管理，如茶农合作社、茶厂、茶行、茶司的登记，茶叶采制技术的指导，毛茶、箱茶中心价格的规定，茶叶交易陋规的革除，掺假着色的取缔，产制贷款的贷放，茶用材料的供应，制茶花色的减少，包装样式的统一，以及茶叶仓运的管理，等等[21]（P29-30）。省油茶棉丝管理处为便于管理茶叶收购运销，在各产茶中心地设收茶办事处。第一办事处设嵊县，管辖嵊县、新昌、东阳、绍兴、诸暨、上虞、余姚、奉化、鄞县等地区；第二办事处设遂安，管辖遂安、淳安、开化等县；第三办事处设平阳鳌江，管辖平阳、永嘉、瑞安、泰顺等县。办事处负责茶叶收购运销管理茶厂的管理督导茶叶贷款的办理等[22]（P26）。1940年底，因中央改行直接管理收购，浙省油茶棉丝管理处宣告结束办公。此后，茶叶行政管理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浙江办事处主持，茶叶贷款、收购业务则由中国茶叶公司办理，直至抗战胜利。实行茶叶统制，既摆脱了洋行、茶栈等旧传统势力的干扰，又使产制运销有计划进行，茶区情形均较前几年为佳，以1939年最为景气（见表2）。
茶叶合作事业也在1937-1941年走向兴盛。浙江省茶业改良场成立后，为推广改良平水茶，于1937年春，在嵊县派员指导组织茶叶生产合作社4所，将各社毛茶集中交给茶叶改良场茶厂，由各合作社派员学习加工精制。至1939年社数增加，业务发达，各社均有能力单独设厂自营茶叶的产制运销合作业务。农村经济日见复苏，贫苦社员凡遇婚丧大事需款，可向合作社公益金项下无息借用，社员非常信赖合作社。抗战爆发后，因交通不便，海口封锁，茶叶实行统购统销，茶商无力经营，于是茶叶合作社更为普及。至1941年，浙江省共有茶业生产合作社307处、运销合作社167处，共计474处，根据次页表3统计可看出，1939-1941年3年间，浙江省的茶叶合作社数量在5省茶叶合作社总数上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同年，财政部易委员会浙江办事处会同中国茶叶公司在各产茶区设立合作社毛茶集中处，开展各县合作社毛茶数量及贷款核定工作，收集各县毛茶24704.5担，发放贷款909869.5元。1942年后，因太平洋战火弥漫，海运完全不通，茶叶外销停顿，而绍、嵊、温各地次第沦陷，不但茶叶无业务，且多数合作社茶厂的设备，亦因敌伪所到而破坏损失，茶叶合作事业遂至衰落[23]（P5-6）。
这一时期，为配合茶业统制和茶叶合作事业推进，浙江省农业改进所也积极推广改良茶具、指导制造改良茶。改良茶具方面，其推广的杀青器、木揉机、揉捻机等茶具，颇为各地茶农所欢迎，历年推广共计682件。指导制造改良茶方面，由省农改所提倡各茶区茶叶制作不着色、不加糊、不加烟煤，改善发酵；并竭力提倡嫩采现制，颁布奖励嫩采办法，以达到改良的目的。同时，由省农业改进所第三农业推广区、第八农业推广区及淳安示范茶场分别在平水绿茶区、温州红茶区、遂淳眉茶区先行示范制茶，同时指导茶农制造。历年共计示范改良制造红绿茶57966斤，指导茶农嫩采现制18407担，指导合作社制茶10729箱[16]（P17），指导特约茶厂制茶3万箱[15]（P11）。据统计，1938年所制红茶及珍眉运沪后，经评价每斤在140元-180元之间；1939年所制，红茶评价为港币220元，珍眉135元，而普通茶叶市值仅五六十元，高者也不及100元[17]（P3）。改良制茶成绩可见一斑。
三、结语
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的前30多年间，浙江茶叶在国际市场上一再遭受挫折，以至出口量锐减，生产下降。在茶业界有识之士的呼吁下，浙江省积极开展茶业改良活动，茶业改良和研究机构的设立有助于茶业人才的培养，为茶业研究人才的结构性延续提供了保证，也推动了茶业调查和研究活动的展开；制茶改良和茶业检验活动提升了浙茶品质和国际地位；茶业统制和合作事业的开展，一方面有助于浙茶产制运销，另一方面提升了茶农的生产积极性和生活水平。各方在社会环境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为茶业改良、检验、贸易、合作、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自1941年后，由于战争形势恶劣，茶叶不能出口，茶业经济趋于衰败，茶农口粮难以自给。以平水茶区为例，1938年当地米价为每担12元，至1941年，每担增至200元，约增加16倍余；而茶价1938年为每担21元，至1940年，增至58元，约为1938年的2.76倍，至1941年，降至50元，约为1938年的2.38倍；1938年茶1担约可获米2担，1941茶4担方可换米1担，茶农只能以葛粉细糠充饥[24]（P40）。加之日寇摧残，以致茶园荒废，人口流亡殆半，茶厂多被烧毁，研究改进机关除平阳茶叶改良场和淳安示范茶场外，其余多遭损失、停顿。抗战胜利后浙江省农业改进所着手开展茶业复兴工作，受时局影响，成效并不显着。这一时期浙江省的茶业改良活动为新中国成立后浙江茶业改良事业的大规模展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总体来说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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