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蒙古乌里雅苏台衙门管辖的唐努乌梁海每年都贡貂， 另包括科布多管辖的阿勒台乌梁海七旗、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二旗， 本文题目乌梁海贡貂包括此三处。清朝名义上禁止商人前往乌梁海贸易， 但由阿尔泰乌梁海内有向清朝纳贡者， 亦有向俄罗斯纳贡者。为了维持乌梁海人的生计， 清朝准许商人在乌梁海贸易。根据台湾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部商务文件》记载， 在乌梁海经商的商人提到他们在乌梁海贸易超过百年， 房产屋宇之壮丽与内地不相上下。又从晚清中俄对乌梁海调查， 可知此地物产丰富， 有黑貂、金矿、钢铁、鹿茸等。相对于乌梁海贡黄貂皮来说， 朝贡制度仅是统治的形式， 而贸易才是实质。
关键词：唐努乌梁海； 阿勒台乌梁海； 阿勒坦淖尔乌梁海； 贡貂； 贸易；
过去笔者探讨清宫的毛皮， 论述唐努乌梁海进贡貂皮， 近年来研究喀尔喀蒙古后， 才发现贡貂还包括科布多管辖的阿勒台乌梁海七旗、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二旗， 与乌里雅苏台管辖的唐努乌梁海不同， 所以本文题目乌梁海包括此三处。
研究唐努乌梁海贡貂的着名学者樊明方讨论乌梁海自乾隆二十三年 （1758） 开始进贡貂皮等， 并认为乌梁海贡貂是一种赋税， 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清政府对于贡貂和灰鼠皮赏给彭缎和布匹， 属于奖励物品， 其他猞猁狲皮、水獭皮、狐皮、扫雪皮、狼皮等皮张， 不支付报酬。1本文拟讨论乌梁海进贡貂皮是否为赋税？其次， 关于貂皮的进贡数量和价格， 滕德永撰文讨论清代内务府贡貂变价制度， 唐努乌梁海的貂皮在乾隆年间每张0.9两， 东北贡貂每张1.2两。嘉庆六年 （1801） 提升唐努乌梁海贡貂价格每张1.2两， 一直到清末。[1]2这一研究将笔者之前研究内务府皮货变价的问题延续到清末， 不过， 他也跟我一样只统计唐努乌梁海贡貂， 未包括科布多所属的阿勒台乌梁海七旗、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二旗， 本文增加科布多所属阿勒台乌梁海七旗、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二旗进贡的毛皮[2]103-144.
同治三年 （1864） 《塔城界约》后， 科布多参赞大臣向俄方提出两国应及早在国界设立界碑鄂博。同治七年 （1868） 奎昌所绘《科布多中俄边境建立界牌鄂博图》， 科布多段边界在俄人巴布科夫主导下， 俄国顺利取得斋桑泊以东及阿尔泰山以北， 额尔济斯河以东之海留图河、科尔沁河、布克图满河 （布赫塔玛河） 、哈屯河上游等诸河流域土地。居住在此区域之阿尔泰诺尔两旗、阿勒台乌梁海七旗， 均划归俄国所属。3陈维新教授运用台湾外交主管部门藏的地图， 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失落的疆域， 影响贡貂的数量。
清朝名义上禁止商人前往乌梁海贸易， 但由阿勒泰乌梁海内有向中国纳贡者， 亦有向俄罗斯纳贡者。[3]22册， 522此外， 清廷准许乌梁海总管到乌里雅苏台贡貂时， 贸易三日， 采办物资时， 向商人赊账或借贷， 商人不时以讨债名义到乌梁海贸易。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和台湾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部商务档》， 记载在乌梁海经商的商人提到他们在乌梁海贸易超过百年， 房产屋宇之壮丽与内地不相上下。又从晚清中俄对乌梁海调查， 可知此地物产丰富， 有黑貂、金矿、钢铁、鹿茸等。[4]139-178相对于乌梁海贡黄貂皮来说， 朝贡制度仅是统治的形式， 而贸易才是实质。
本文利用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档折件》；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北洋政府外交部商务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内务府奏销档》《内务府奏案》等， 讨论清朝贡貂和商贸活动。其次， 利用十九世纪下半叶俄国人和中国人陆续到乌梁海、科布多考察纪录， 如[俄]格·尼·波塔宁着《蒙古纪行》、拔杜耶甫着《西部蒙古游历谈》、马鹤天着《内外蒙古考察日记》、李廷玉着《游蒙日记》、孟榘着《乌城回忆录》、樊镛着《科布多风土记》， 对乌梁海、科布多地方物产有清楚描述。总之， 由于新的档案和资料的发现， 本文拟重新诠释清代对边疆统治的政策。
一、乌梁海的贡貂
康熙五十四年 （1715） 唐努乌梁海成为清朝统治的一部分， 唐努乌梁海地区划分为五个旗， 除了库伦大喇嘛直属的喇嘛旗外， 其他四旗为唐努旗、撒拉吉克旗、托锦旗和克木齐克旗。五旗设总管五人。旗下设佐领、骁骑校各五人。每佐领一百五十户， 每户一丁， 共一百五十丁。4《乌里雅苏台事宜》载， 总管唐努乌梁海副都统职衔一员岁支俸银77.5两， 总管四员各岁支俸银65两。5
乾隆二十三年 （1758） 定唐努乌梁海贡赋， 每贡户的贡赋额为貂皮三张。《清高宗实录》记载：“据成衮扎布奏称：和托辉特之特斯、奇木、托济、锡尔克腾等四部乌梁海， 共十六鄂拓克， 一千一百余户。内五百余户， 尚能交纳贡赋， 余皆无力。现在收取伊等貂鼠、猞猁狲、狼、狐等皮张， 及雕翎、麝香等物， 除麝香不准充贡， 余物量其所值， 以每户三貂计算。”6用貂皮折抵其他皮张， 如猞猁狲皮、水獭皮每1张折交貂皮3张。狐皮、扫雪皮、狼皮每2张折交貂皮1张。灰鼠皮40张折交貂皮1张。7唐努乌梁海贡区打猎的旺季在九、十月间。这季节野兽新绒毛完全长齐， 所以猎人集中在这时期捕打野兽。同时也是野兽皮张交易最活跃的时期。但在猎业地区必须等到纳贡皮张选足之后， 才能上市自由买卖。
根据《内务府奏销档》的记载， 乾隆年间乌梁海进贡的毛皮数量没有固定， 然而毛皮种类却很固定， 如貂皮、猞猁狲、水獭皮、狼皮、扫雪皮、黄狐皮、沙狐皮、灰鼠皮等。8北京当铺对于各种动物毛皮的毛色也有详细记载， 根据《论皮衣粗细毛法》载， （貂） 草黄色者， 次也。猞猁狲大曰麻猞猁；小曰羊猞猁。毛多而厚， 内黄白色， 而外毛色斑。大猞猁每张价银六七两；小猞猁每张价银八九两。水獭皮酱黑色， 其针硬绒米色。其坐厚不露板。其原皮土黄色， 至大者身长二裁尺、面宽一尺一二寸。扫雪者出北口外， 其毛色似猴皮， 白针长一寸， 毛长五分。毛希灰色， 无绒坐、秋板， 通身又有白点故不值钱。蒙古产狐有二：毛长而黄曰草狐；短而黄白色者曰沙狐。松鼠皮酱红色， 针硬无坐。9
乾隆年间， 唐努乌梁海、阿勒台乌梁海、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历年的进贡皮张数量参见表1.
表1 乌梁海进贡皮张数量
资料来源：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
嘉庆十年 （1805） , 乌里雅苏台将军成宽奏请， 乌梁海等现有人丁1, 679户， 进贡貂皮4, 144张， 作为定额。每年添户不添皮张。10乌梁海的贡貂以嘉庆十年为额度， 维持4, 144张， 户数乌梁海五旗786户。乌梁海五旗贡貂的分配：唐努、撒拉吉克、托锦三旗额定406户， 贡貂皮1, 218张， 克穆齐克旗229户， 贡貂皮687张， 库苏古尔旗交453张。[5]科布多所属的阿勒台乌梁海七旗685户， 科布多所属的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二旗208户， 每户交2张， 科布多所属的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二旗每户交2张。阿勒坦诺尔乌梁海贡貂亦可， 以其他皮张折抵。
孟矩于1918年到乌梁海。先到乌兰固木， 候总管来接。该地北去海境二百数十里， 南去科布多六百里， 东南去乌城千四五百里， 亦西北商埠之一， 地属科布多早留各图汗旗， 商埠仅俄商一家， 华商六七家。此地商人， 须用四种语言， 俄、蒙、华、海是也。11其《乌城回忆录》提到乌梁海产物， 灰鼠为大宗。惟南唐努最多， 貂产于北唐努。猞猁狲到处皆有， 伊合克木河有水獭， 南唐努林中有飞鼠等。12
阿勒坦淖尔又称阿尔泰诺尔 （诺尔亦称淖尔， 为湖泊之意） , 为阿尔泰河所流入之湖。该处两旗， 一名阿尔泰诺尔；一名索洛什卑。富俊《科布多政务总册》提到阿勒台乌梁海左翼四旗， 乾隆二十年 （1755） 投诚。嘉庆年间富俊编《科布多政务总册》统计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与阿勒台乌梁海的官兵人数如表2:
表2 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与阿勒台乌梁海的官兵人数 （4）
资料来源：富俊， 《科布多政务总册》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2） , 页9-1~11-1.
乾隆五十五年 （1790） 十月初九日奉上谕：“据恒瑞奏， 汗山察罕乌苏这边有俄罗斯乌梁海二百余户人游牧居住， 俟来年草出后， 派兵三百驱逐。恒瑞等呈览之图， 不甚明晰。汗山察罕乌苏这边， 若均属我界内地方， 则今越界之俄罗斯乌梁海等于此等地方游牧， 应予驱逐。但哈屯河那边至汗山之中间地带， 有无我乌梁海等驻牧， 伊等并未提及。若无我乌梁海游牧， 徒于河那边空置， 虽每年派官兵巡查， 一俟官兵折回， 伊等仍旧越界， 亦所不免。该地方若不甚广， 且我乌梁海等亦不驻牧， 阿勒泰乌梁海内有向我纳贡者， 亦有向俄罗斯纳贡者， 今越界而来之乌梁海等， 即照我阿勒泰乌梁海等之例， 令其纳贡， 将该地方赏予伊等游牧， 则办理化一， 裨益事务”[3]22册， 522.
1876年俄人到乌伦古湖探险， 据吉尔吉斯 （哈萨克） 人说在湖的周边有水獭、狼、狐狸、沙狐。[6]11樊镛《科布多风土记》记载， 清末科布多的动物有：豹、熊、鹿、獾、狐、兔、狸、鼠、飞鼠、野马、野骡、野骆驼、野山羊、黄羊、羚羊、獭、狍、獐、狼、猞猁狲、貂鼠等， 土人届严冬之候， 方猎取之。狐皮， 每年约三万之谱， 大半运往张家口、归化城， 小半销售给俄商运往俄国， 其他如狼皮约二三千张、灰鼠皮五六万或十数万则每年均为华商运往张家口、归化城， 猞猁狲、豹、熊亦如之， 然均为数不多。貂鼠皆销往俄国。旱獭皮 （即土拨鼠） 约三四十万张。14科布多的山西商人专办牧畜兽皮毛绒等货。15
马鹤天考察蒙古时， 分析蒙古东西路的毛皮， 西路 （即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等处） 的黄狐皮色黄毛细， 品位最高。东路所产色淡毛粗， 品位稍次。沙狐皮东路货高， 西路次之。貂皮以乌梁海产为最多。灰鼠皮产地分东西两路， 每年约出产二百余万张。[7]198-199蒙古西部所产的黄狐皮、黄貂皮， 宫廷较少使用， 多数变价。
麝香又称香脐子， 《游蒙日记》载， 獐子每卧张脐虫啮作痒即闭， 虫腐则香含其中。有时脐张蛇入， 獐大痛闭脐惊走， 蛇死而头烂其中， 最为良品能医毒疮。乌梁海人能用炭火炼钢， 其所制小刀， 较内地带鞘小刀稍大， 其价倍昂。华商售卖小刀， 每柄连箸及肉签三五元足矣。海人制刀， 并无箸签， 只有木鞘， 每柄价二三十元不等。其锋颇利， 可用剃发， 并能宰杀牛羊、劈木柴。劈柴之后， 芒刃不钝， 仍可剃发。乌梁海物产丰富， 故吸引商人到此贸易， 以下利用档案讨论乌梁海商人的活动。
根据陈维新教授的研究， 同治三年 （1864） 《塔城界约》后， 科布多参赞大臣向俄方提出两国应及早在国界设立界碑鄂博。同治七年 （1868） , 奎昌所绘《科布多中俄边境建立界牌鄂博图》， 科布多段边界在俄人巴布科夫主导下， 俄国顺利取得斋桑泊以东及阿尔泰山以北， 额尔济斯河以东之海留图河、科尔沁河、布克图满河 （布赫塔玛河） 、哈屯河上游等诸河流域土地。居住在此区域之阿尔泰诺尔两旗、阿勒台乌梁海七旗， 均划归俄国所属。16因此， 同治朝以后贡貂只剩下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五旗， 至清末一直都维持貂皮2, 358张。因为贡貂只剩唐努乌梁海五旗， 清朝规定用貂皮折抵其他皮张的数量， 只限于三分之一， 每年要交纳貂皮800张以上。其余仍交纳各种皮张。
二、贡貂的运输及赏赐
乌梁海贡区打猎的旺季在九、十月间， 这季节野兽新绒毛完全长齐， 所以猎人集中在这时期捕打野兽。同时也是野兽皮张交易最活跃的时期。但在猎业地区必须等到纳贡皮张选足之后， 才能上市自由买卖。
（一） 贡貂路线
乌梁海总管交纳貂皮时， 必须呈递应交皮张户口造具蒙字名册。据乌里雅苏台将军奏称， 唐努乌梁海总管到乌里雅苏台呈递贡皮， 并将应交皮张户口造具蒙字名册呈递前来。将军当堂点验， 遵照额数收齐， 照理折放赏项。然后装箱封固粘贴印花， 拣派员外郎善贵督带弁兵， 由驿护送交纳。17《乌里雅苏台事宜》载， 乌里雅苏台的房租银用于制造进贡貂皮木箱银18两、布24匹。又， 支放官兵出差行装银1, 000余两， 其中官领银12两、兵领银8两。18
贡貂的路线：据《科布多政务总册》载：“阿勒台乌梁海年贡皮张， 向系伊等送往乌里雅苏台转进， 乾隆五十三年参赞大臣保泰与乌里雅苏台将军会奏， 伊等送往乌里雅苏台道路遥远， 往返必须四十余日， 一切驮载口粮， 未免竭蹶， 请嗣后照阿勒坦诺尔乌梁海之例， 就近交科布多， 遇便转送乌里雅苏台。”阿勒台乌梁海贡皮张原直接交到乌里雅苏台， 后就近交科布多， “每年正月内阿勒坦诺尔乌梁海进贡皮张， 五月内阿勒台乌梁海进贡皮张， 本处派员送至乌里雅苏台将军处， 派员送京。”19科布多的皮张送到乌里雅苏台后， 由定边左副将军派员送到山西， 再送到北京。
乌梁海贡貂， 若遇有天灾或战争， 可获得减免。乾隆二十七年 （1762） 闰五月初七日奉上谕：成衮扎布等奏， 据察达克等呈报， 伊属乌梁海等七旗一百有二户本年应缴貂皮， 因去岁进兵追击玛哈沁色布腾等， 未能交纳。将此亦照从前乌梁海等， 因追击额伊克阿拉善等加恩之例， 准其来年补交。察达克等所属乌梁海等， 去岁派遣追击玛哈沁色布腾时， 曾以赏赉， 今不可再行免其贡物， 唯伊等追击玛哈沁等一次。七旗乌梁海应交贡赋， 着加恩减免一半， 另一半来年交纳。[3]3册， 497
若遇有灾欠由各总管公摊。同治二年 （1863） 明宜奏称， 乌梁海总管撒都布旗下应交貂皮150户， 因去年被灾， 未能捕足定额， 现交101户， 欠交49户。该乌梁海四旗总管车都布等呈称愿将撤都布旗下欠交貂皮各总管名下公摊， 照前按户呈交。20
（二） 贡貂之奖赏
樊明方认为， 乌梁海贡貂是一种赋税， 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清政府对于贡貂和灰鼠皮赏给彭缎和布匹， 属于奖励物品， 其他猞猁狲皮、水獭皮、狐皮、扫雪皮、狼皮等皮张， 不支付报酬。可是这样就违反一般所认为的清朝朝贡制度“薄来厚往”的精神。我觉得朝贡制度和赋税制度还是不同， 清代人民交地丁银之赋税完全无偿， 但是贡貂多少还有奖赏。事实上， 清朝的贡貂和奖赏可用银两换算， 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五旗， 科布多所属的阿勒台乌梁海、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二地， 每年进貂皮折赏彭缎， 按进贡貂皮10张给彭缎1匹， 彭缎例价银2.84两。若无缎， 每缎一匹折布八匹， 一匹布等于0.355两。貂皮不足10张， 每张给布2匹。由塔尔巴哈台领解存库之布匹以备赏。21
咸丰四年 （1854） 七月间， 据乌里雅苏台将军扎拉芬泰具奏， 因库存缎匹无多， 现值军务未竣道路梗塞， 各省应解物件诚恐弗克照常依期解京， 部库乏存。议将应支放缎三匹者， 改抵赏马一匹。查彭缎例价银2.84两， 以马例价银8两， 按数核算亦属轻重相等。是以奏准咨行科布多一律照办等因前来。查阿勒坦诺尔乌梁海及阿勒台乌梁海二处， 每年进贡貂皮数在五六十张一二百张不等， 按貂皮十张给缎一匹， 但数至赏三匹缎者折马一匹。除抵马之外零给布匹无多。据办理蒙古事务处章京等面禀交纳貂皮蒙古人等， 似有不愿领马之意。再查交纳貂皮每户二张至十五户共交三十张， 应领折马一匹。惟马系蒙古地土出产之物， 例价虽系银八两， 市价私购价银不过数两。户多马少不敷均分， 此系实在情形。
特克慎特克星额奏， 为进贡貂皮赏缎折马酌改布匹。前于咸丰四年七月间据乌里雅苏台将军扎拉芬泰具奏， 因库存缎匹无多， 又值军务未竣道路梗塞， 各省应解物件诚恐弗克照常依期解京。部库乏存议将应支放缎3匹者改抵赏马1匹。查彭缎例价银2.84两， 以马例价银8两按数核算亦属轻重相等。照缎3匹抵放马1匹。缎1匹折布8匹放给。查阿勒坦诺尔乌梁海及阿勒台乌梁海二处每年进贡貂皮数在五六十张一二百张不等， 按貂皮10张给缎1匹， 但数至赏3匹缎者折马1匹， 除抵马之外零给布匹无多。蒙古人等似有不愿领马之意， 马系蒙古地土出产之物， 例价虽系银8两， 市价私购价银不过数两。特克慎议将阿勒坦诺尔乌梁海进贡貂皮10张应赏彭缎1匹， 拟改布8匹。不足10张例应每张给标布2匹。无标布即以此布按貂皮2张给布1匹。至阿勒台乌梁海进贡貂皮10张， 亦照前议彭缎1匹， 酌改给布8匹。其余不足10张之数， 及各折皮张仍照旧案办理。此布每年系由塔尔巴哈台领解存库1, 000匹以备赏项使用。22
嘉庆二年 （1797） , 乌梁海进贡皮张各户， 赏小彭缎163匹、蓝布902匹。彭缎折银462.92两， 蓝布320.21两， 共银783.13两。贡貂皮4, 144张， 按内务府变价每张0.9两， 共3, 729.6两， 报酬约21%.到咸丰年间， 清朝实施减俸制度， 赏赐银两更少。同治四年 （1865） , 唐努乌梁海每年额进貂皮， 赏小彭缎85匹， 每3匹折马1匹， 共折赏马28匹。折赏布1, 106匹， 每匹价银0.33两， 共银364.98两， 核减两成共291.98两。23同治年间的赏赐和嘉庆朝相比只剩了四分之一。
三、乌梁海的商贸活动
商人欲赴乌梁海购货必由哈拉 （为入乌要口设有稽查官员） 经过， 然后能达。但须先赴乌城请领护票， 以便验票放行。乌梁海为打牲部落， 土货除牛羊皮张外， 有狼、狐、猞猁， 及貂鼠、鹿茸、香脐等。又， 科布多与乌梁海连界出产略同， 惟细皮较多， 并产羚羊角。24
乌梁海的物产丰富， 除了产毛皮之外， 马的品种亦好。乾隆二十九年 （1764） 八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前派巴图济尔噶勒等， 前往杜尔伯特、乌梁海等处， 采办御用马匹， 乌梁海人等献出马匹使其挑选， 从中选出察罕莫尔之枣骝马、唐努乌梁海之白马， 皆可为朕之乘骑。此等乌梁海皆为属民， 深知朕之御用马匹， 便献出好马， 以供选购， 其心甚属可嘉， 虽已超值赏赐， 仍应施恩。着传谕成衮扎布等， 将出售此等马匹之人， 施恩蠲免十年之赋。嗣后， 再有此等之人， 除赏给马价外， 仍令蠲免其赋。”25乾隆皇帝喜欢好马， 令出售马匹者可蠲免十年之赋税。嘉庆二年 （1797） , 定边左副将军图桑阿参奏参赞大臣额勒春牟利营私各款。事因乌梁海进贡马到乌里雅苏台， 额勒春令家人向索马四十匹， 伊即挑存二十匹。又勒索羊一百只， 乌梁海只应付五十只， 额勒春贪鄙已极实难宽宥。向来派往各路大臣于所管部落尚多有备带赏需散给者， 岂有转向所部等人勒索之理， 大失满洲大臣颜面[3]3册， 497.
乌梁海还产鹿茸， 乾隆四十二年 （1777） 九月初八日奉上谕：“据巴图等处奏， 乌梁海满济、达玛鼐、罗布藏等三佐领人被旱数载， 又伊等生计所依靠之角鹿俱皆生疥而死， 故甚为贫穷， 再加旧有穷人， 共计一百四十七户窘迫已极。车布登扎布、车木楚克扎布等呈称愿缴官孳生马一千匹、羊三千只， 以资赏给穷人。车布登扎布、车木楚克扎布皆系管乌梁海之人， 知乌梁海人等贫穷不能度日， 呈请愿出伊等之孳生之畜， 以赏给贫穷乌梁海者， 虽为感激朕恩之心， 但乌梁海等亦属朕之臣民矣。诚被旱灾不能度日， 则应由官办接济， 不必管乌梁海之人出畜捐济。今即满济等三佐领一百四十余户确实不能度日， 则传谕巴图等， 即动支官有， 赏给以接济， 车布登扎布等不必捐畜”[3]12册， 562.
乾隆四十八年 （1783） 九月三十日奉上谕：“阅海宁所奏商民贾力， 于乌梁海贸易时， 马匹为乌梁海总管巴雅尔图旗下之诺尔布所盗一事。看来， 彼处商民与乌梁海、厄鲁特交往密切。商民皆图利。久之， 乌梁海、厄鲁特吃亏后， 衔恨成仇， 商民必定吃亏。着将此寄信海宁， 令其平时留心， 遇有在乌梁海行商之人， 即谕以：尔等皆系图利之人， 嗣后再往乌梁海等处贸易， 稍加获利， 即应知足， 应与乌梁海、厄鲁特和睦相处。若过于贪利， 乌梁海、厄鲁特等吃亏仇视尔等， 于尔等颇为不利。商民各知谨慎， 不再滋事， 与乌梁海、厄鲁特和睦相处， 则甚善哉”[3]16册， 648.
嘉庆十一年 （1806） , 成宽等奏唐努乌梁海总管达玛琳扎布属下佐领端多克， 拿获在乌梁海收债民人孙幅培审明定拟一折。乌梁海人等所欠商民孙幅培一人之银即有一千余两， 岂尽伊等交易实欠。或该商民放借银两；或赊给物件， 重利盘剥， 积欠始至如此之多。况该处商民甚众， 若不查禁， 该商民等任意私往放债。而乌梁海人等赊欠不清， 日久讼狱纷繁， 必所不免。着成宽等将乌梁海人等所欠旧债查清， 缓定期限偿还， 仍严行禁约。嗣后务以现银实物交易， 毋许商民再赊物借银与乌梁海人等致滋事端。违者不特将商民及乌梁海人等治罪， 该管总管佐领等亦着一并参奏治罪。26这案件在蒙古国家档案局藏有商人借给乌梁海人的账册 （见表3） .根据账册孙幅培名字原为宋福沛。如《清实录》记载， 乌梁海所欠商民银两并非交易所欠， 而是放债或赊给物品， 甚至有重利盘剥， 每两收利银1.33钱。
表3 乌梁海人借欠商民银两
资料来源：《蒙古共和国国家档案局档案》， 台湾行政主管部门蒙藏文化中心藏影印本， 档案编号026-010, 嘉庆十四年九月。
此案件中， 有三位商人回籍， 由值月甲首四合成记左澄代为收存。四合成记是乌里雅苏台的商号之一， 设乌里雅苏台有二十七家商号按月轮值， 四合成记也是其中之一。
1918年， 都护副使乌里雅苏台佐理员恩华咨呈乌城华商永兴恒、恒和义、义盛德、恒隆厚、新升永等在唐努乌梁海， 房产屋宇与内地壮丽争胜， 一切财产不下数千百万。27唐努乌梁海盛产高级的貂皮、狐皮、狼皮、猞猁狲皮等毛皮。[2]103-144永兴恒应是贩售所贩的毡毯应来自唐努乌梁海与科布多地区的皮张和毡绒。1914年《调查归化商埠情形报告书》载， 清盛时每年归化、包头两处输入皮张绒毛约计可值五六百万两。1912年， 归化产羊皮830, 633斤、羊绒58, 215斤、驼绒479, 200斤、马尾22, 601斤、牛尾10, 000斤。制造绒毡30, 000斤、毛毡291, 000斤。28
滕德永的研究提到， 嘉庆以后各朝的内务府贡貂变价， 多数以貂皮成品貂皮褂的形式卖给王公大臣， 其价格根据等第略有不同；一等貂皮褂用貂皮80张， 每张1.75两， 每件140两；二等貂皮褂， 每张1.5两， 每件120两；三等貂皮褂， 每张1.125两， 每件90两。[1]144-15329内阁大库档案常见内务府变价库存的貂皮、貂褂， 如咸丰元年 （1851） 总管内务府咨内阁此次库存无用黄貂皮一千余张， 貂褂二十四件。除道光三十年 （1850） 赏领过貂褂之大臣衔名毋庸开送外， 其本年情愿认买及不愿认买之大臣， 衔名造册以便折奏。30
乌梁海进贡的毛皮亦以廉价的灰鼠皮数量最多， 其他较珍贵的貂皮、猞猁狲皮、水獭皮数量较少。而且乌梁海进贡貂皮是黄貂皮， 价格大约只有一两， 猞猁狲价格大约四、五两， 此等价格和恰克图所采购之黑狐皮、银针海龙皮价格差异颇大。内务府官员对这些毛皮评价是“除了黄貂皮尚堪库贮外， 其余均属平常不堪应用， 若久贮库内徒致变色朽坏”, 故令皮行商人估价变卖。因此之故， 唐努乌梁海进贡的毛皮多半是交给商人出售。
四、结论
乾隆年间上谕：阿勒坦淖尔乌梁海汗山、察罕乌苏这边有俄罗斯乌梁海二百余户人游牧居住， 若属我界内地方， 则今越界之俄罗斯乌梁海等于此等地方游牧， 应予驱逐。但哈屯河那边至汗山之中间地带， 虽每年派官兵巡查， 一俟官兵折回， 伊等仍旧越界， 亦所不免。阿勒泰乌梁海内有向我纳贡者， 亦有向俄罗斯纳贡者， 今越界而来之乌梁海等， 即照我阿勒泰乌梁海等之例， 令其纳贡， 将该地方赏予伊等游牧。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人同时向清朝、俄罗斯进贡， 或有说他们居住在卡伦之外， 可见这地区的界址不明确。同治年间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处理科布多段界务时， 任由俄国巴布科夫自行设置界碑， 以致于中国丧失阿勒台乌梁海七旗、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二旗的贡貂。
有趣的是， 唐努乌梁海进贡的貂皮究竟是什么貂？樊明方认为是“紫貂皮”.[8][5]42-59根据谢健的研究， 满文档案称紫貂皮。扫雪为石貂， 长如紫貂， 身臭， 尾黑而粗大， 靠将尾巴进入蜂蜜中来捕获和裹腹。[9]而内务府档案则称为“黄貂皮”[2]103-144.定远左副将军的汉文贡仅称“貂皮”, 有满汉文贡单。由貂皮变价可知其种类， 滕德永撰文讨论清代内务府贡貂变价制度， 唐努乌梁海的貂皮在乾隆年间每张0.9两， 嘉庆六年 （1801） 提升唐努乌梁海贡貂价格每张1.2两， 一直到清末。相较于东北的貂皮来说， 这价格相当低。《宫中档朱批奏折》载， 三姓应进貂皮， “光绪三十二年分， 向各皮行采办貂皮1, 524张， 每张实需银11.92两。委系按照时价采买并无浮冒情弊。照光绪二十四年买价实银9.3两， 三十一年分， 每张实需银17.6两， 三十二年分每张少需银5.68两”.31可见清末貂皮价格波动大。俄人格·尼·波塔宁到唐努乌梁海考察说此地产黑貂， 欲长期进贡黄貂皮。这或许说明清朝统治新的疆域， 对该地的物产了解不够， 而乌梁海人也认为天高皇帝远， 选次要的毛皮进贡， 上等的毛皮卖给商人， 说明他们以朝贡之名， 行贸易之实。
参考文献
[1]滕德永。清代内务府贡貂变价制度探析[J].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3 （6） :144-153.
[2] 赖惠敏。清乾隆朝内务府皮货买卖与京城时尚[M]∥胡晓真， 王鸿泰。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 2011.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Z].长沙：岳麓书社， 2011.
[4] 赖惠敏， 王士铭。十九世纪中外毛皮贸易与北京消费[J].故宫学术季刊， 2013 （2） :139-178.
[5]樊明方。清朝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管辖[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996 （2） :42-59.
[6]格·尼·波塔宁。蒙古纪行[M].吴吉康。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3.
[7] 马鹤天。内外蒙古考察日记[M].台北：南天书局， 1987.
[8]樊明方。从唐努乌梁海进贡貂皮看清政府对唐努乌梁海的管辖[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993 （4） :28-31.
[9]谢健。新清史与中国环境史前沿[J].江汉论坛， 2014 （5） :4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