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六朝古都”邺城自春秋时期兴起，后逐渐发展成为县治所、郡治所、州治所，进而升为曹魏王都；到北朝，成为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的都城，曲折发展至鼎盛。邺城的兴起发展乃至鼎盛有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优越的自然环境尤其是水环境也是其重要原因。然而，丧失都城地位的邺城，在隋唐时降为县级城市，至宋熙宁中又沦为冷清小镇，直至明清都是如此。与此同时邺城生态环境尤其是水环境也发生很大变化，黄河、漳河改道，原有运河废弃，新的运河偏离邺城东较远，致使邺城在隋代以后衰而不兴，其荒凉落寞景象，也在政客、文人笔下一览无余。
关键词：古代；邺城兴废；生态环境
邺城为六朝古都，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与河南省安阳县的交界地带（已经不复存在），是一处重要的古都遗址。谭其骧先生曾言安阳是邺城的后身和继承者。正因为邺城与安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学界对邺城的研究成果也屡有出现，主要集中在邺城的城市建设方面，尤其是对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三台的研究较多，对佛图建筑的研究也较为集中。但是，学界的研究多以曹魏、北朝为主，因邺城是当时的都城，又因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较快，使得学界对其关注多集中在军事战争过程的论述，目前尚无专文探讨古代邺城兴废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深化城镇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一、邺城的兴废
邺城的兴起始于春秋早期，《管子·小匡》对此有记载，齐桓公“筑五鹿、中牟、邺、盖与社丘，以卫诸夏之地”[1]96.此时的邺城隶属于东阳地（今河北省邢台、邯郸一带），是保卫中原小国、抵御山戎和狄人的军事堡垒。战国初期，邺城是魏国的辖县，这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诸侯称雄形势图（前350）”中能够看到。魏文侯封西门豹为邺令，表明邺已是地方行政机构。当时的邺城所在地被称为“河内”,《史记》“索隐”“正义”载：“大河在邺东，故名邺为河内。古帝王之都多在河东、河北，故呼河北为河内，河南为河外。”[2]1839处在战国时代的邺城，其归属不断发生变化。公元前239年赵国攻占邺城，三年后，秦国大将王翦、桓齿奇、杨端和攻打邺地，取得了九城，其中桓齿奇拿下邺城、安阳[2]1831.公元前228年，邺城属秦国邯郸郡。西汉时的邺县仍是县级行政建制，邺城是其治所，归魏郡统辖，而汉高祖刘邦分置魏郡，治所为邺[3].简而言之，魏郡、邺县共治一城，这与战国时仅是县治所已不可同日而语。邺城的地位在东汉末年上升得更快，从州治所发展为曹魏王都。东汉末年，为了镇压黄巾起义，才将作为郡国之上的监察区州转变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使汉末行政区划出现了州、郡、县三级制。曹操借汉献帝名义将天下分为九州，冀州是其中之一。邺城在冀州所辖范围内，是冀州治所，故曹操受封魏公、魏王后，掌管冀州，邺城成为曹魏王都所在地。
邺城成为曹魏王都后，曹操于建安九年（204）开始大规模营建邺城，“修其郛郭，缮其城隍……建社稷，作清庙。……驰道周屈于果下，延阁胤宇以经营。飞陛方辇而径西，三台列峙以峥嵘……设官分职，营处署居，夹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闾”[4]268-277.曹操之子曹丕于建安二十五年（220）称帝建魏国，尽管定都洛阳，但依然看好邺城，视之为五都之一，使邺与谯县（今安徽亳州市）、许昌（今河南许昌市东）、长安（今陕西西安市）、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共为五都，邺城为北都。司马炎篡夺曹魏政权后，称帝建晋，仍都洛阳，将魏元帝曹奂奉为陈留王，仍馆于邺，派人看守[5].此时邺城降为魏郡治所，但属于京师之地，隶属于司州。西晋八王之乱时，成都王司马颖据有邺城，他担任丞相后，“悬执朝政，事无巨细，皆就邺咨之”[6]1617,邺城成为八王之乱时的权力中心。正如刘志玲在研究魏晋北朝时期邺城的地位中称：“洛都、长安长期动乱的过程中，邺一度成为西晋王朝的实际权力中心，其北方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中心地位更加明显。”[7]
邺城在十六国时期，先后为后赵、冉魏、前燕的都城。后赵石虎建都邺城并非偶然，而是在后赵的建立者石勒营建邺城的基础上建都的。石勒起初长期游击作战，长史张宾反对他这样做，认为“游行羁旅，人无定志，难以保万全、制天下”[6]2717,主张进取赵的旧都邯郸与襄国（今河北邢台），因其有山可依。石勒听从其意见，于公元312年攻取襄国，称帝后便在此建都。但是，石勒并未放弃建都邺城的计划，在他的政权稳定后，开始营建邺宫，因廷尉续咸上书切谏而暂且停作。但是，石勒营建邺宫的想法并没有改变，后借助暴雨从山上冲下的巨木，运用天命观向群臣训示都邺的合理性，“中山西北暴水，漂流巨木百余万根，集于堂阳。勒大悦，谓公卿曰，诸卿知不？此非为灾也，天意欲吾营邺都耳”[6]2743-2748,于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张渐等监督营建邺宫，石勒亲授邺城规模。邺宫尚未建成，石勒驾崩，没有实现迁都邺城的意愿。石勒侄子石虎于咸康元年（335）杀掉石勒诸子，篡夺后赵皇位，迁都邺城，邺城遂为后赵国都。后赵的开国者石勒及其侄子石虎统治期间，都对邺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石勒在位时，遣从子石季龙为魏郡太守，镇守邺城三台。季龙迁居邺城之后，在邺城建造东西宫，“兼盛兴宫室于邺，起台观四十余所”[6]2772.石虎在曹魏邺城旧址基础上，增建“内外大小殿九台，观四十余所。其于曹魏宫室改易多矣”[8]172-178.公元349年，石虎病逝，后赵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皇位而互相残杀，混乱不堪，结果石虎的养子冉闵夺取皇位，建国号魏，史称“冉魏”,仍都于邺城。后起的前燕灭冉魏五年后，又把都城从蓟（今北京西南）迁到邺城，使前燕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后来，邺城被前秦攻下，继之而来的就是前秦、后燕统治邺城之地。前秦定都长安，后燕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县），邺城失去国都的地位。前秦时邺城为冀州治所，后燕时邺城为魏郡治所，同时设置为县级行政建制，但邺城的战略地位仍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公元370年，前秦皇帝苻坚灭前燕，先后派遣重臣王猛、弟弟苻丕出任冀州牧，镇守邺城。公元384年，慕容垂建立后燕政权，属意定都邺城，但当时邺城仍没有被攻下。后来，他用兵二十万全力攻打邺城，由于苻丕的拼死抵抗，用一年半时间才成功夺取邺城。在此期间，慕容垂曾因久攻不下而引漳河水灌城，导致邺城残破不堪，在此失去民心，慕容垂才不得不打消定都于此的念头。
邺城在北朝时又迎来了一个由州郡治所到国都的转变过程，城市发展至鼎盛。公元386年，拓跋��建立北魏政权。在攻下邺城后，登城而观，游览宫苑，顿生定都邺城之念，还在邺城设置了行台。行台始于魏晋，是出征时在其驻地设立的代表中央处理政务的机构。到北朝后期，称尚书大行台，设置官属无异于中央，自成行政系统。从拓跋��设置行台可以看出他对邺城的重视，但最终还是定都于创业起家的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明元帝拓跋嗣统治年间有意迁都邺城，由于条件不够成熟而搁置。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与御史崔光途经邺城，登上铜雀台，在商讨迁都之事时，崔光等人认为邺城有广阔的平原和四通八达的漕运，可作为都城。孝文帝反驳崔光等人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邺非久居之地。石虎倾于前，慕容灭于后，国富主奢，暴成速败。且西有枉人山，东有列人县，北有�嗳顺牵�君子不饮盗泉，恶其名也。”[5]终因孝文帝的反对而使邺城丧失作为国都的机会。北魏末年，局势动荡不安，各族人民起义持续不断。高欢成为北魏的实际掌权者。公元534年，高欢与孝武帝元修发生激烈矛盾，孝武帝西走投靠宇文泰。高欢立十一岁的元善见为孝静帝，从此，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高欢控制的东魏迁都邺城。都邺是高欢一直以来的愿望。在北魏末年讨伐尔朱兆的战争中，是高欢攻占了邺城，并在邺城附近的韩陵（按：韩信安葬其义母之地）战胜尔朱兆，取得以少胜多的战绩[9]8.高欢掌握东魏政权后，将东魏都城从洛阳迁到邺城，邺城成了高氏集团的政治中心。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东魏孝静帝而自立，国号齐，史称北齐，仍以邺城为国都。东魏、北齐时的邺城达到鼎盛，不得不新建邺南城。此前，我们所谓的邺城指的是曹魏始建的邺北城。北魏永熙三年（534），高欢挟持孝静帝到邺城，即居住在邺北城。当时随孝静帝北徙的军民有四十多万户，超出了邺北城的人口承载量，为此，高欢令散骑常侍李兴业根据“披图案记，考定是非，参古杂今，折中为制”[10]这一原则规划设计邺南城。高欢于公元535年八月征发七万八千多人营建新宫，又于元象元年（538）九月征发畿内十万人兴工营建外城。高欢就邺南城的具体营建交予重臣高隆之负责。高隆之带领十万夫役拆毁洛阳宫殿，材料运至邺城，于南城周围增筑二十五里，因漳水距离城近，起长堤以防。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后，在高欢营建的基础上又加修饰，极为奢华。顾炎武对高氏营建邺城的奢靡持严厉批判：“夫以洋之才，征伐四克，威震戎夏。一旦沈湎矜伐，崇修宫室，殚淫巧，竭财力，焦思尽智，继之以狂惑丧心，靡所不至。厥后，蹈袭奢迹，去而不反。高纬增益宫苑，夜则以火照作，寒则以汤为泥，百工困穷，无有休息。当是时也，忠良被刳剔，犬马蒙爵位，宫中一裙直万匹，镜台直千金，竞为变巧，朝成夕弊，侈心既厌，乃作贫儿村以为戏乐。”[8]188正是北齐高氏统治集团的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奢侈腐化，最终北齐灭于北周。北周以邺城为治所设立相州，大将尉迟迥出任相州总管，镇守邺城。北周武帝灭北齐、统一北方后，于次年病死，太子宇文�S即位，是为宣帝。宣帝整日沉湎于酒色，不理政事，于即位之次年，就传位给七岁的儿子宇文阐。宇文阐即位，是为静帝。灭齐有功的杨坚此时官至丞相，辅佐年幼的静帝执政，引起了宇文氏及皇亲国戚的疑忌，认为杨坚有篡逆之心。大象二年（580）六月，尉迟迥首先据邺起兵，至八月兵败自杀。接着，杨坚下令“焚烧邺城，徙其居人，南迁四十五里，以安阳城为相州理所”[11],并且改安阳为邺，原来的邺县更名为灵芝县。十年以后，也就是隋开皇十年（590）又恢复各自原来的名字[12],安阳是隋的魏郡治所，是唐的相州治所。邺县在隋唐都是县级行政建制，是一座县级城市。北宋熙宁七年（1074），神宗废邺县为镇。北宋在地方上设置路、州、县行政区划，镇不在行政区划范围内，此时邺城退出中国古代行政区划，沦为统治者乏人问津的小镇，失去昔日辉煌。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元代、明代的地图上，已经见不到邺城的痕迹。元代在地方上设置行省、路、府、州、县行政区划，邺地属于中书省彰德路临漳（今河北临漳境内）。明代的行政区划在元代的基础上稍有变动，为省、府（州）、县，邺地由河南省彰德府临漳县管辖。清沿明制，行政区划仍然是省、府（州、厅）、县，邺镇同样是河南省彰德府临漳县管辖。与元明不同的是，谭其骧先生在清代河南省地图上标出了邺镇，这恰恰表明邺在清朝仍然没有改变作为小镇的落寞命运。
隋至清的一千多年间，邺城由县治所沦为小镇，从一些政客、文人笔下可见当时的荒凉。
唐玄宗时，刑部侍郎孙逖经过邺城，形象描述了隋朝前后的邺城变化：“邺城东北望陵台，珠翠繁华去不回。无复新妆艳红粉，空余故垄满青苔。”[13]昔日的繁华只留下满地青苔。唐代天宝年间进士孟云卿曾作邺城怀古，“朝发淇水南，将寻北燕路。魏家旧城阙，寥落无人住。伊昔天地屯，曹公独中据。群臣将北面，白日忽西暮。三台竟寂寥，万世难长固。雄豪安在哉，衰草沾霜露。崔嵬长河北，尚见应刘墓。古树藏龙蛇，荒茅伏狐兔。永怀故池馆，数子连章句。逸兴驱山河，雄词变云雾。我行睹遗迹，精爽如相遇。斗酒将酬君，悲风白杨树”[14].曾经的壮丽已经变成了荒芜。唐代着名诗人岑参也不禁感叹邺城的辉煌一去不回：“下马登邺城，空城复何见。东风吹野火，日暮飞云电。城隅南对望陵台，漳水东流不复回。武帝宫中人去尽，年年春色为谁来。”[15]北宋时期的着名政治家王安石主编的《唐百家诗选》把此篇诗文录入，表明邺城在北宋的衰败依然持续，引起了王安石与作者的共鸣。
元代诗人有造访邺城者，登城眺望，也不禁感叹邺城的世事变迁：“杖底行云拂古苔，袖边风雨湿轻埃。风声尉帅黄龙去，水势朱家白马来。往事无端随世变，野花依旧向人开。九原唤起陈书记，坐对三台共一杯。”[16]
明代文人郑善夫经邺城描写称：“邺城魏七子，文藻亦吾师。四牡君今去，风流端在兹。荒芜铜雀榭，寂寞武安祠。独有韩陵石，黄沙岁岁吹。”[17]当时邺城的衰落景象显而易见。
清代没有改变邺城破落的命运。清人沈季友身处荒凉的邺城，忍不住怀念古代繁华的邺城：“横槊高吟善世才，斯人岂肯隐蒿莱。赤符尚属山中裔，紫色先华闰位来。业擅三分心未死，功成百战老还催。冬春射猎秋书史，汉孝廉终亦快哉。”[18]489感怀的同时，道尽了古代与当时的反差：“清漳浊漳注城外，城上愁云大如盖。高台峨峨生暗尘，白杨萧萧起天籁。君不见邺中全盛时，玳瑁楼前珠箔垂。南皮沉李公子醉，西园树葆美人随。建安黄初一朝变，千载繁华等流电。紫狐夜啸甄氏宫，绿草霜凋武皇殿。秋风客思真悲哉，道傍疑冢空蒿莱。月明绕树乌三匝，犹逐当年铜雀来。”[18]595
二、邺城生态环境的变迁
邺城之所以自春秋时期的军事堡垒发展至东汉末年的曹魏王都，之后又成为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的国都，其周围优越的自然环境尤其是水环境是重要因素之一。邺城西倚太行山，东有黄河（西汉以前的河道）、北临漳河、滏阳河，南有洹水和淇水，平原千里，漕运通畅，是古代从山东到西北、从中原到幽燕的必经之地，是北方的咽喉，自古以来就有“天下腰膂之称”.
邺城地貌上属于太行山东麓的山前平原，巍峨绵延的太行山如一堵巨大的屏障阻隔着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县西北有鼓山，又邺北太行山西北去，亦不知山所极处，亦如东海不知水所穷尽也”[19].太行山海拔1000米以上，发源于太行山区的自西向东的河流横切山地而形成的峪谷，是古代沟通冀并二州的重要孔道，称为陉。从今河南济源市到北京昌平区，有八陉，其中滏口陉在邺城西北的鼓山上，距邺城十五里的陉口，山岭高深，险恶异常，大有“一夫当关，万人莫开”之势，军事地理形势极为险要。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太行山南段仍覆盖着茂密的天然森林植被，《水经注》对此有记载，“高林秀木，翘楚竞茂”[20]227.
水是生态之基。邺城所处区域河流众多，水资源相当丰富，重要的河流有漳河、滏阳河、洹水和黄河，其中对邺城影响最大的河流应是漳河。漳河古称漳水，有清漳水和浊漳水之分，二水异源分流，在邺城汇合，“清漳水出上党沾县东北，至阜城县入河。浊漳水出上党长子县东，至邺入清漳也”[2]53.漳水在战国时已经对邺城发挥着重要作用，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当地人民苦于河伯娶妇，纷纷逃亡，造成城空无人。西门豹针对此种情况，彻底整治了河伯娶妇的害民之事，凿渠溉田，“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2]
3213.西汉初年，西门豹开凿的十二区仍发挥着灌溉作用，邺城人民家给人足，这也是西门豹能够泽流后世、名闻天下的重要业绩。漳水在灌溉田地的同时，也对邺城周边的盐碱地有改良作用。邺城东边的黄河流经土质疏松的黄土高原，长期的泥沙淤积，致使黄河下游经常漫溢泛滥，邺城处在漫溢泛滥区域内，造成邺城周边的土壤盐碱化。魏襄王时，任用史起为邺城县令，引漳水改良盐碱地，使魏国的河内之地富裕起来。《汉书》对此有记载：“至文侯曾孙襄王，与群臣饮酒，王为群臣祝曰：‘令吾臣臣皆�z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傍，西门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与，是不仁。仁智豹未之尽，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遂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21]从整个行文的前后语气看，其用意主要在于强调邺地是“田恶”,即“舄卤”之地，也就是盐碱地。史起“决漳水兮灌邺旁”,使邺城的盐碱地变成了沃野良田。魏晋北朝时期尤其是都城时代的邺城，漳水主要成为供应邺城生态环境的用水，是苑囿的主要水源。位于邺城西北隅的铜雀园，是曹操建造的。此园的水就是通过引漳水入城的长明沟穿园逶迤而过，园内“右则疏圃曲池，下畹高堂，兰渚莓�，石濑汤汤，弱�系实，轻叶振芳，奔龟跃鱼”[4]272,从中可以看到花草、树木与高堂相互掩映，长明沟的水、鱼、龟浑然一体，生态环境宜人。建安十五年（210）建成的铜雀台就在铜雀园旁边，站在此台上能看到园里优美的环境。曹操曾令诸子登台作诗，曹植即赋诗一首，曰：“（台）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巢之滋荣”[22].诗中之“园”即铜雀园，“临漳水之长流”说明漳水是园中的主水源，铜雀园因漳水而“滋荣”.后赵时，石虎曾于园中建九华宫。曹魏、后赵以漳水为主水源建的园林还有灵芝园、芳林苑（后赵改为华林园）、桑梓园等，它们共同打造了邺城优良的生态环境。此外，引漳水入邺城的长明沟在城内分出数条支流，穿街过巷，“枝流引灌，所在通溉”,使邺北城绿树成荫，“疏通沟以滨路，罗青槐以荫涂”[4]277.北齐高氏增筑的园林有游豫园、清风园、玄洲园（亦即仙都园）等，其中的仙都园最为奢华，是北齐武成帝高湛在华林园中建的。在园中封土为五岳，五岳之间，分流四渎为四海，汇为大池，又曰大海，海池之中有水殿，殿与殿之间有长廊相通，整个园内的殿堂、楼阁、长廊饰以金、银、玉、珍珠、彩缎等，此前是无与伦比的[8]170-188.
洹河古称洹水，在邺城之南，距离邺城大约五十里，发源于山西省长子县的洹山，史载“洹水出上党泫氏县，水出洹山，山在长子县也。东过隆虑县北，县北有隆虑山，……又东北出山，过邺县南”,洹水又东流，并且分出的支河向东北方向流经邺城南，称之新河。洹水新河又东流，分为二水，其中“一水北迳东明观下。又北迳建春门，石梁不高大，治石工密，旧桥首夹建两石柱，其水西迳魏武玄武故苑，苑旧有玄武池以肄舟揖，有鱼梁、钓台、竹木、灌丛，今池林绝灭，略无遗迹矣，其水溪流注于漳”[20]244-245.从中可以看出洹水新河流经东明观、建春门，经过曹操玄武池的一支，仅次于漳水对邺城生态环境的影响。东明观在邺城东侧，建春门是曹魏邺北城的东门，玄武苑在邺城北。由此可见，北流建春门的洹水新河一支应是人工开凿的，是邺城东、北两边的护城河，是玄武苑中玄武池的主水源，也是漳河水源的重要补充。开凿时间无明文记载，郭黎安推测在曹操克邺之后[23].开凿新河除护卫邺城外，也是邺城优良生态环境的重要水源之一。洹水新河哺育下的玄武苑景色宜人，“苑以玄武，陪以幽林。缭垣开囿，观宇相临。硕果灌丛，围木竦寻。�筱怀风，蒲萄结阴。回渊�y，积水深。蒹葭�K，萑�m森。丹藕凌波而的砾，绿芰泛涛而浸潭”[4]275.从中可见苑中花草、树木倒映在池中的优美景色。
魏晋北朝时期尤其曹魏年间，以邺城为中心，开凿了沟通自然水域的人工河道，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水域网。自曹操封魏王后，曹氏集团开始大力凿渠修河。建安九年（204）正月，曹操“遏淇水入白沟以通漕粮”[24]25,同时，白沟沟通了漳水、洹水、淇水和黄河，使四水相通。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开凿了平虏渠，沟通滹沱河与�}水。七年之后，曹操开通利漕渠，沟通漳水与白沟[20]262.开凿利漕渠之后，漕运从白沟上游而来，再折入漳水，这意味着由中原或河北东北部而来的船只均可由利漕渠折入漳水抵达邺城，或顺流而下指向东北。建安九年至建安十八年，曹魏政权先后开凿了白沟、平虏渠、利漕渠、新河、泉州渠等人工河道；曹魏明帝太和年间（228-233）白马王彪开凿沟通漳水与滹沱河的白马渠；景初二年（238）魏将司马懿开凿沟通滹沱河与�}水的人工河道等。上述河道便沟通了淇水、白沟、漳水、洹水、荡水、黄河、滹沱河、�}水等自然河流之间的联系，与清河成为两条纵贯河北平原的南北水道。对邺城而言，在其周围构筑了一个四通八达的水运网，丰富的水资源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同时也优化了邺城的生态环境。至东魏，漳水仍是邺城主要的水资源，尚书右仆射高隆之“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碾�}，并有利于时”[9]273.从春秋到北朝，邺城依靠漳水和洹水新河以及周边河流，诸如东边的黄河、南边的淇水等，还有开凿的人工渠道，提升了邺城的水运，同时使邺城处于“山林幽映，川泽回缭”[4]266的优美生态环境中。
然而水既可灌溉，又可破坏，是引发生态灾难的原因之一。自然水灾多发，人为水灾也不少，自古都有利用河水灌城的事件。如建安九年（204）五月，曹操为攻下邺城，“决漳水灌城”[24]25.自隋唐以后邺城周边水环境发生了显着变化。隋时，纵贯河北平原的大运河永济渠段，转运中原和淮南的大量物资至涿郡（今北京），不再转漕邺城，而沟通漳水和白沟的利漕渠在《水经注》以后的史籍中不复见载（估计隋时被废）。黄河自东汉以后至唐中叶保持相对安流的局面，唐末至五代在不断泛滥、不断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改道。宋熙宁中又一次改道，黄河河道南徙，金代黄河完成改道南流[25].黄河改道南流对邺城衰落影响甚大。隋唐以后邺城降为县级行政建制，宋熙宁中又沦落为北方小镇。从黄河改道的时间点与邺城地位骤降的时间点来看，极为同步。这不只是巧合可以解释的。此外，这一时期，其他运河也遭到废毁。五代以后，漳河水利也遭到毁坏。明清时期“漳水善徙”[5],不断改道。邺城在运河变迁以及黄河、漳河不断改道的过程中日趋衰落。
综上所述，邺城自春秋时期兴起，后逐渐发展成为县治所、郡治所、州治所，进而升为曹魏王都；到北朝，曲折发展至鼎盛。邺城的兴起发展乃至鼎盛有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优越的自然环境尤其是水环境是其重要因素。发展起来的邺城在人为因素的干预下，城市及其周边生态环境都得到了优化。然而，丧失都城地位的邺城，在隋唐时降为县级城市，至宋熙宁中又沦为冷清小镇，直至明清都是如此。继之而来的是邺城生态环境尤其是水环境也发生很大变化，黄河、漳河改道，原有运河废弃，新的运河偏离邺城东较远，致使邺城在隋代以后衰而不兴，其荒凉落寞景象，保留在一些政客、文人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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