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海因里希·格莱茨是19世纪德国着名的犹太史学家，其六卷本的《犹太史》为其在犹太史学界奠定了一定的地位。虽然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影响，犹太人走出了隔都。但在有着排犹传统的欧洲社会，犹太人的地位依旧尴尬，来自外部的歧视，与来自内部的变革交织碰撞。在这样的背景下，格莱茨运用历史主义思考犹太人该怎样走出困顿。本文以近现代的启蒙运动后的犹太教科学化运动为背景，通过将格莱茨与亚伯拉罕·盖革，海因里希·冯·特赖奇科等人的史学思想作比较，从而研究格莱茨民族史观的形成与影响。
【关键词】海因里希·格莱茨；犹太史；犹太教科学化运动；亚伯拉罕·盖革；海因里希·冯·特赖奇科；民族史观
十九世纪的欧洲在不断地动荡与变革中前行发展，特殊的历史环境促使激进与保守，理性与浪漫，宽容与自由等各种思潮不断地交织和杂糅。现代没有几个国家的职业历史学家曾经像19世纪德国的历史学家那样在自己的研究中有意识的受一种历史观的引导。这一点在各个时期都是真实的，对于当时身处德国的犹太人来说，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使他们走出了隔都，但却没能让他们顺利的融入主流社会，来自各方的反犹势力也丝毫没有减弱趋势。面对这一尴尬的情况，犹太教科学化运动也随之兴起，作为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海因里希·格莱茨所着六卷本的《犹太史》足以表达了他对犹太教改革派的不满，他认为仅仅依靠对宗教的改革并不能使犹太人进入主流社会，而接受基督教洗礼更是为人所不齿的行为。犹太人的历史本身就是苦难的历史，包含着血与泪。犹太人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民族文化，重塑自己的民族情感。格莱茨认为历史不仅仅是科学的还应该是感性的。犹太历史的书写也应该从宗教回归到民族，回归到真正的“犹太人”的历史。
1.迷茫与困顿中的德国犹太人
格莱茨所处的是启蒙运动后的新时代，犹太人深刻地感受到了新时代的冲击。哈斯卡拉运动引领犹太人走出了隔都，并试图将他们融入主流社会。但欧洲社会的态度向来不是温和良善的。英国自然神论者在与清教徒的斗争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激进的观点，给犹太人安上了不道德的丑陋形象。在法国，社会压力和政治紧张将“犹太人问题”搬入公共视野中，伏尔泰等人认为犹太人的堕落是不可救药的堕落。德国的启蒙运动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理性的审慎态度。他们“不反对宗教，而是尊重理性和个人自治权，而且还欣赏有组织的宗教。德国的启蒙运动致力于形成道德的个人主义，通过文学和文化批判等方式，讨论个体心理和生活方式等问题，从而得出世俗的个体通过理性，而不是信仰或宗教信条，是能够形成道德个体的。
面对犹太人进入欧洲社会之后面临的种种问题，传统的犹太教已经无法给出答案。那些有着坚定信仰的犹太人出于犹太人的命运和前途的考虑，顺应新时代精神的要求，试图设法保持在”犹太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两个世界中的最佳状况。于是，一场针对传统教义，习俗和教规的变革，在19世纪上半叶开始了。就当时颇有争议的一些问题，包括希伯来语在礼拜仪式中的使用，弥赛亚思想的阐释，犹太民族性，犹太人在生活中如何保持传统习俗，犹太会堂中的男女混坐等，不同的派别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以及在宗教生活中的实践，犹太教内部形成了反对正统的思潮，犹太改革运动、历史学派保守派的前身和新正统派是其中的三大主流。总的来说，改革派对上述问题倾向于一种激进的作法，历史学派采取了一种温和的立场，而新正统派尽管也会做出妥协让步，但只能在世俗文化与传统文化相兼顾的范围之内。历史学派与激进的改革派比起来更加温和，他们反对过分的否定传统，改革犹太教。他们试图以科学的方法将犹太经典文献推到理性法庭，进行理性的客观的审判。用客观的历史以及科学的编纂方法来证明犹太文化，犹太教本身所具有的合理性及其魅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海因里希·格莱茨登上了历史舞台。
2.格莱茨与历史主义
19世纪弥漫在德国的历史主义思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历史主义方法论；而是历史诠释学；三是历史哲学的观念。历史诠释和历史哲学是历史观念呈现的两种形式。格莱茨认为历史研究应该将每一个人，每一段时间，每一个民族看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加以研究。这无疑与历史主义的意义想吻合。而格莱茨在当时十分推崇历史主义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历史主义有着强烈的科学批判精神。科学性赋予了历史主义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甚至超过理性。这也就是说在当时哲学已经失去了指导地位，而科学则成为了主要的指导原则。正如迈耶尔所言：”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和人道主义不再是知识天空中璀璨的明星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知识层面摧毁了人们对基本原则的信心，法国大革命在政治领域警示人们不要对理性有过分的幻想。历史主义方法论这种突出科学性的观念直接刺激了“犹太教科学”的出现。这在犹太教研究和历史学编纂领域表现为“犹太教科学化运动”.作为这一运动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格莱茨试图运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现代历史诠释学，重新解释犹太历史，文献，宗教以及传统，重新赋予它们科学性。所以说历史主义是格莱茨史学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它深深根植于格莱茨的史学观念之中。面对当时的犹太现代化进程，他主张运用历史主义以科学的思想借用历史事实去解决有关解放、宗教改革、反犹主义，锡安主义以及犹太教性质的众多争论。他认为历史重塑了现代犹太思想，而科学运动则被证明是影响德国犹太人最为深远的遗产。如果没有犹太教科学作为内核，人们则无法谱写现代犹太人的历史。
3.格莱茨的史学思想
格莱茨被认为是犹太史学界中宗教史观到民族史观的过渡者，他开创了新的犹太历史的书写方式，对后世影响深远。启蒙时代以来，不少犹太人采用极端同化的方法背弃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信仰去迎合基督教世界。他认为犹太人最需要的不是融入主流社会，而是明确自身的历史，重新认识自我民族的历史，重拾民族的尊严与骄傲。同时犹太人的历史又是一段苦难的历史，他强调民族记忆，不应该忘却民族苦难。所以他先后与亚伯拉罕·盖革、海因里希·冯·特赖奇科都展开过论战。盖革是19世纪中后期德国犹太教科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也是犹太教改革派理论的建构者。正如大多数的改革理论家一样，盖格的思想也受到黑格尔和克罗赫马尔的影响，他坚持认为宗教的原理，思想和习俗如同所有的人类组织一样要经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而且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他们有权背弃过去踏上新的未来，他的犹太历史观和科罗马赫尔相似。在他看来，上帝赋予了犹太人一种特殊的使命，使其成为了万邦之光，即有责任教诲全人类以伦理一神论的真正意义，哺育宇宙之和平和正义。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上帝才把犹太人遣散到各民族之间。因此，犹太人的散居命运是神赐的福祉，而不是一宗罪孽的惩罚，既然如此犹太人除了保有自己的宗教忏悔之外，必须放弃一切种族的或民族的特征，和自己的邻人们完全融为一体。盖格的这种思想遭到了格莱茨强烈反对，格莱茨认为犹太民族本身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血泪史。犹太民族一直以来饱受其它民族的歧视和迫害这是一种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可以通过用科学的历史分析方法去证明他，而不是用宗教去美化他。同时，也可能由于青年时期的遭遇，格莱茨不认为通过改革就能使犹太民族融入主流社会，所以犹太人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传统的东西，不应该放弃种族或民族的特征，反之，还要加强自我的民族认同，增进自己的民族情感。但他最大的敌人还是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科。
特赖奇克是一个坚定的普鲁士学派历史学家，崇尚英雄主义。在他看来犹太人算不上德国人，犹太人只有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才有资格融入德国社会。他曾经评价格莱茨说：“他是一个生长在德国土壤上的土生土长的外国人，一个既不被我们理解，也不想被我们理解的东方人”.而格莱茨恰恰反对这种英雄史观，他认为历史是整个民族的。就像过去的犹太史就如同一部几千年的英雄戏剧，而真正的犹太史书写的是犹太人在上帝指引下不断地同困难和邪恶作斗争的过程。他觉得特莱奇科对于英雄主义的推崇要高于对客观事实的分析，诸如特莱奇科提出的“只有像普鲁士这样的英勇的民族才能真正的代表德意志的价值观，也只有普鲁士才能将四分五裂的意志统一起来”等观点，是不符合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对于历史所应有的态度。针对这一点格莱茨也曾说过：“如果说特赖奇克看到的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崛起的神话，那么我看到的就是在这个神话的映衬下那些在黑暗的角落中的灵魂”.
4.结论
从19世纪德国犹太史的发展脉络来看，格莱茨的最大特点就是真正的开启了以民族的视角，个人的视角去看待整个犹太历史的发展。因此，他的犹太史呈现更多的是浪漫主义的氛围，而不是宗教教义氛围。可是，他的民族史观不同于德国主流历史学家的民族史观。在他六卷本的《犹太史》中，充满了对民族苦难和血泪的同情，他深怀民族情感，以至于同僚都觉得他的作品有挑衅性。他希望通过民族苦难的记忆来刺激犹太人对于自己犹太身份的认同，并能积极的迎接各种挑战。所以，这和以往的犹太史学家有很大的不同。其观念也影响了后来的东欧史学家和复国主义史学家，这些犹太历史学家们开始把研究重点放在民族史，社区史，大众史，而不是宗教史，比如说后来着名的犹太历史学家西蒙·杜博诺和以色列·兹布格。
面对人类的文明进程，我们该摒弃什么又该扬弃什么？这都是值深思的。我想，从格莱茨身上我们能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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