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战争的三个时代性特征

发布时间:2016-07-26 03:47:19

  摘    要: 信息技术及其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已经对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实践活动和认知方式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利用信息技术结合虚拟实践的思维方式,是当下研究和认知信息化战争的一种新形态。基于虚拟实践的思维方式,主要从虚拟战争的存在方式、认识方式和思维方式等三个方面,简述了基于信息技术的虚拟战争在认知战争这一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呈现出的时代特点。

  关键词: 虚拟战争; 虚拟实践; 认知; 特点;

  Abstract: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rrelative theory was used for human being and changed the being manner, practice and cognition manner. Combine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virtual practice offer a chance to study war. Based the virtual practice think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cognition for Virtual War was researched by three aspects:being manner, cognition manner and thinking.

  Keyword: virtual war; virtual practice; cognition; characteristic;

  虚拟战争是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后所形成的对战争进行研究和认知的一种新方式。虚拟战争是把战争作为研究和认知对象,利用信息技术和相关理论(包括军事和非军事),通过对战争所涉及的全部主体和客体进行抽象和建模,建立相应中介系统,形成和构建虚拟战争时空,并以此所进行的对象化活动,彰显了主体的能动性和目的性。

  虚拟战争虽然是一种虚拟的社会实践活动,但从形式和内容上讲则是客观的,是通过利用信息技术,以认知和思考战争发展规律为基本目的,以虚拟实践为基础所进行的抽象性的对象化活动。基于虚拟实践的思维方式,通过虚拟战争来认知战争,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时代特点:首先是存在方式具有虚拟性特点,其次是认识方式具有超前性特点,最后是思维方式具有虚拟实践特点。

  一、存在方式具有虚拟性特点

  传统战争的存在方式是现实的,在时间上表现为单向性,在地理空间上表现为客观实在性,在实践活动中表现为与战争有关的各种因素之间的交互性。虽然虚拟战争仍然是以现实战争为基础,但在虚拟战争中,战争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改变。虚拟战争是基于信息技术和虚拟实践思维方式,在普遍联系、运动和发展变化的背景下,在虚拟时空中来考虑战争,是以“怎样存在着”和“如何存在”的方式来考虑虚拟战争存在的意义。虚拟战争是通过虚拟实践所产生的结果,以超越性方式来彰显战争的,用超越性的存在并以此来进行认知和准备战争。这种变化是人类社会,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引起的。

  虚拟战争所依托的虚拟时空主要由赛博空间、知识空间、信息空间、认知空间等组成。虚拟时空在形式上虽然具有虚拟性,但在存在方式上则是实在的,“是‘实’的,属于‘事实上、实质上存在,但又不能明示’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只是采用了另外的表现形式而已。”[1]273虚拟战争借助于战争模拟仿真系统这个中介系统而成为一个具有交互的、不断演化的、非单向性的对战争进行认识和实践的实验室。正是这个作战实验室成就了战争的虚拟实践活动,造就了一种解决“真实战争不可求,但战争研究却不可停”[1]286的途径。战争的存在由现实转向了实验室,而这种存在为战争研究理论上提供了无数虚拟“战例”,通过这些虚拟“战例”,改变了对战争的认知方式,使得“从战争学习战争”[2]“从历史中学习战争”转变为从虚拟战争中准备和认知战争。“通过作战实验产生出来的虚拟战例,就成为研究未来战争的一个‘富矿’。”[1]286虚拟战例以二进制形式的存在体现了虚拟战争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也为认知战争提供了丰富的有价值的信息。
 


 

  “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3],而“虚拟实践是一种新型的人类存在方式。”[4]250这种存在方式是以超越的方式,通过充分张扬主体的能动性而得到彰显。对虚拟战争而言,是认知和思考战争的一种新形式,这种新形式是社会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结果,这种结果造成了战争现实与虚拟的二重化存在。战争的虚拟化也是人类意识和思维的产物,它是对现实战争的虚拟,也是虚拟后对现实战争的一种再思考、再认识。这种二重化存在是一种辩证统一关系。

  首先,虚拟战争是对现实战争在存在形式上的一次拓展。虚拟战争以其虚拟化的存在展示了其特点,这主要表现为存在的时空是虚拟的,战争的运行和发展过程是虚拟的,战争中所涉及的武器装备、人员、指挥控制关系等是虚拟的。因而,虚拟战争中“主体”和“客体”是虚拟的,它们的行为方式、交互方式是虚拟的,等等。正是基于这样的虚拟存在方式,造就了虚拟战争具有超越现实的某些局限性的优势。虚拟战争的超越性存在,为研究战争并进行战争超越性实验提供了实践、认知和思考的巨大空间,也充分反映了这种超越性存在的巨大灵活性。

  其次,虚拟战争的存在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存在。虚拟战争从形成概念框架到研制开发直至运行,均以客观现实为基础。虚拟战争并不是与现实相分离,恰恰相反,虚拟战争的基础是现实,是对现实战争以及相关客观现实的一种超越式的延伸,是在虚拟空间对现实的抽象,现实的客观存在是虚拟存在的基础。在虚拟战争中,虚拟主体和虚拟客体以及二者之间的各种联系和交互,均与现实相关联,现实的人、武器装备、战略战役战术等不同作战样式和不同层次作战指挥理论、作战中各种交互行动准则和规则、作战空间等是虚拟战争的基本原型。基于这些现实基本原型的存在,通过抽象形成虚拟战争中的基本虚拟存在,借助这些虚拟存在,再通过现实主体能动的思维建立与战争研究目的相关的其它虚拟存在。让这些所有虚拟存在形成一个完整的虚拟战争,再通过虚拟实践,来认知虚拟存在并反作用于现实的存在,二者通过多次交互,从而通过虚拟战争达到认识和准备现实战争的目的。

  最后,虚拟战争的各种行为需要依托现实规则并最终通过现实来检验。虚拟战争中的各种交互行为,是以现实的交互行为准则为基础。虚拟战争中,用于体现战争过程中的各种作战行动,则是以不同作战样式指挥理论等为基本依据。虚拟战争是把现实的交互行为和相应理论通过抽象而成为虚拟战争时空中的行为和理论,在存在方式上也就从现实变为虚拟。通过在虚拟时空中的虚拟实践,既展现了这些交互行为和理论的作用,同时也在虚拟时空中得到检验并返回现实,最终通过现实实践进行检验。在虚拟战争中这些交互行为和军事理论所产生的作用,体现的是在虚拟战争时空中的战争结果,这种结果的产生是在某些特定条件和规则下的一种反映,甚至某些特定条件和规则带有个人主观和理想色彩,这就难免对结果所反映出的全面性和真实性引发质疑,从而对虚拟战争自身存在的价值进行重新思考。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也许未来有一天,虚拟战争成为武装政治集团之间最终解决政治和利益冲突的一种战争样式。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战争已经具有网络智能化的特点。试想若无人机采用蜂群战术,若再加上智能网络化,战争形态和存在方式肯定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信息的使用使战争趋于精确化和网络化,战争的范围虽然会扩大,但战争精确性打击和定点打击趋势也会成为一种新的样式,只要找准信息时代的死穴,一招制敌也许会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二、认识方式具有超前性特点

  目前,基于虚拟实践,用虚拟战争来认识战争的主要途径就是以战争模拟仿真系统为中介,通过这个中介系统所组成的虚拟空间,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影响战争的诸多因素进行研究和认知。通过模拟仿真来认识事物在一定范围内被称为“继理论推导、科学实验之后认识世界的第三条途径”[1]279。

  基于战争理论和人类对战争的历史认识,结合时代的发展变化所进行的战争思考,对战争形态、作战样式进行理论分析和归纳,同时对与之相应的兵力组成与部署、力量运用等进行研究,这主要反映在作战指挥理论、作战空间划分、作战效果评估等方面。这种基于理论思维对战争的认识,更多体现为理论上的分析和研究,是从理性分析的角度来思考和认识战争。虽然战争讲究运筹帷幄,也要求充分考虑宏观各方面的因素,然后对战争进行“庙算”,但仅仅基于理性分析对战争进行认识是不够的,认识还需要通过不同的实践方式来检验和提高。在信息社会之前,由于缺乏更加有效的支持手段来进行事先认识和准备战争,更多只能通过“庙算”来进行。“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5]在信息时代之前,“庙算”对战争的胜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信息时代,虚拟战争的存在为认知和准备战争提供了超前的可能。其超前性主要通过超前实践性、超前检验性和超前准备性等三个方面来体现。其中,虚拟战争的超前实践性和超前检验性可为战争进行更加合理的超前认知和准备,三者之间是辩证发展的关系。

  虚拟战争的超前实践性主要是以虚拟实践的、反思的方式来认识、研究和思考战争。基于虚拟实践的思维,使得虚拟战争可在虚拟时空中,通过中介以超越现实时空的方式完成战争实践活动,使得战争所涉及的实践活动具有超前性。虚拟战争以虚拟时空所建立的虚拟环境作为战场,把虚拟主体和虚拟客体放置于这个虚拟时空之中,通过多种信息交互方式和各种规则等来推动战争的“发展”和过程的“展开”,并在此基础上认识现实战争。虚拟战争的虚拟实践性虽然改变了人类对战争的认识方式,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仍然体现在虚拟实践上。虚拟战争中的虚拟实践,是实践以超越性的存在来发挥其作用,是信息时代实践方式和途径的一种拓展,也是未来社会实践在当下的雏形。虚拟实践与现实实践相伴而生,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为认知战争提供了新的认识方式。

  虚拟战争的超前检验性,主要是通过信息技术和相应理论,把现实客观条件通过转化,在虚拟世界形成与现实战争相似的世界,通过这个模拟世界,战争的发生、发展及作战过程和结果等得以展开,并通过各种交互得以完成和检验。在虚拟战争环境中,虚拟主体、虚拟客体均是通过对现实的主体和客体进行抽象,并赋予与现实的主体和客体相似的属性后所形成的。虚拟战争中,现实主体被客体化,客体被抽象化。主体经过抽象而形成虚拟战争中的主体,现实主体被客体化;同样现实战争中所涉及的客体亦通过抽象而成为虚拟战争中的客体,客体以抽象形式被赋予现实客体的属性,客体以抽象形式在虚拟战争中代表客体的存在。虚拟战争通过中介所形成的虚拟时空,被客体化的虚拟主体和虚拟客体,以虚拟实践的方式产生物质和信息等方面的交互,并产生交互结果,这种交互结果被现实主体所重新认识,或用于指导现实战争,或再次用于虚拟战争。通过虚拟战争,认识的方法也通过虚拟实践而不断被创新和完善,通过虚拟实践,反过来用以指导中介的改进,并提高虚拟实践的水平。

  虚拟战争的超前准备性是在信息时代,基于信息技术,结合军事理论,考虑现有装备和人员等客观因素,可对战争进行超越性认识和思考,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可以通过虚拟战争来进行超前性认识。战争是一个不能重复进行现实实践的社会领域,虚拟战争以超前实践性和超前检验性,对认知战争进行了超前准备。这就要求用新的方法来认识战争,而虚拟战争就是信息时代所产生的认识战争的一种方法。囿于时代限制,信息时代之前对战争进行“庙算”是准备战争的重要认识方法,但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技术和相应理论的发展,拓展了对战争的认识方法,不但如此,对战争的认识可以进行超前进行,即用虚拟战争对战争进行超前实践和超前检验。通过这种超前性来认知战争并对战争进行超前准备,或阻止战争,或预防战争,或在战争中力争掌握主动权。

  三、思维方式具有虚拟实践特点

  思维方式是基于历史和时代,按一定逻辑所进行的推理和判断,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理性认知,即理论思维。恩格斯已经辩证地说明关于理论思维和时代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论思维来讲,既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

  理论思维影响人类的思维方式,进而对认知方式和实践方式产生指导性作用。同样,思维方式需要以深厚的历史和时代内涵为基础,体现的是理论思维的张力。理论思维自身也表现出实践性,这种实践性是“社会实践活动方式在人脑中的内化,是人的生存状态和存在方式的理性表达。”[4]50对于理论思维的实践性,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等均对其进行了划时代性的严谨论述,并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理论思维的实践性体现为思维方式的产生和运用,以其巨大的思想力得到彰显,而思想力反映了哲学的反思思维特点,体现了哲学的洞察力、穿透力和系统性总结力。

  虚拟战争是信息时代对战争认知的一种新视角,它是以虚拟实践的思维方式,通过信息化战争所形成的相关知识和相关作战理论,通过对战争诸因素的能动性抽象,从而建立符合虚拟战争思维方式的概念框架,并以此进行建模,设计中介和战争作战流程、交互方式、控制和转换方式等。这些过程是以虚拟实践的思维方式,以虚拟实践性形成了认识信息化战争的思想力,根据信息化战争的特点,结合信息化战争中的现实问题来洞察战争的发展趋势和规律,从而体现出“穿透现实的表象和问题的迷雾的洞察力。”[6]

  进入信息时代后,信息技术及其相关理论已经对人类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实践方式等方面产生了极大影响,作为社会现象中的一个领域:战争,自然也不会置身事外。从20世纪末以来所进行的局部战争,如海湾战争、沙漠风暴、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等,信息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已经逐步发展为水乳交融的关系。“科学的实际重要性,首先是从战争方面认识到的。”[7]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在战争中的应用,可以说体现了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高水平,信息对战争所产生的影响无庸置疑。如信息对战争样式、战争进程控制与指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军事变革等。

  虚拟战争虚拟实践性,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能动性反映在思维方式和认识方式上,创造性则体现在中介系统的构建以及对战争诸因素的抽象和交互方式上。对虚拟实践性,从时间上讲,具有多向性,虚拟战争可指向历史、现实和未来。从空间上讲,具有多维性,虚拟战争可存于从一维到二维,从二维到三维,从三维到多维的空间之中。从内容上讲,虚拟实践性则具有客观性、现实性,也具有超越性。虚拟实践已经引起主体对实践的思维方式的改变,在虚拟实践活动中,要具有跨时空思维、网络化思维、虚实结合思维、体系化思维、大数据思维等方式。从理论上讲,虚拟实践性可为“摸着石头过河”事先提供“过河”的各种预案,虽然虚拟实践并不能解决和预测“过河”过程中所有问题,但至少提供了多种可能的“试错”机制,在不断试错中前进。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就主张:“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8]这就是虚拟实践性最大优点之一,试错方法本身也是一种科学精神的体现。

  虚拟战争是以虚拟实践的思维方式来构成自身并以此来认识战争。虚拟战争的认知基础和前提是实践,不过这里的实践方式是以信息交互和超现实时空的方式进行的。虚拟战争是利用复杂系统的思维观点,把战争中的组成结构及影响战争发展的诸因素,用普遍联系和转化的观点,通过建立中介系统并利用中介系统,把战争的主体和客体以抽象的方式放置于中介系统所形成的虚拟时空中,通过信息、事件、时间、动作等来表征战争中的一切过程和结果,通过观察和分析虚拟战争的内部运动过程和结果,进而认知和探索战争的发展和运行规律,以达到认知战争、掌握战争,进而更有针对性地准备战争。这个过程体现了思维方式改变,即通过虚拟实践的思维方式来认识战争。

  虚拟战争中,虚拟实践的基点和实质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但这种实践观是以虚拟的形式超前进行,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时代发展的拓展。因此,这种超前的实践思维方式是以“虚”与“实”相结合来进行的。“虚”是指两个方面:一是实践的形式是非现实的,因此从形式上讲是“虚”的;另一方面是指“实践”所进行的空间是“虚”的,这个空间是基于信息空间、赛博空间、知识空间、认知空间等所组成的空间,现实战争中的主、客体通过抽象而存在于这个空间,并在虚拟空间进行交互,战争从形式和过程上“实践着”战争。“实”也指两个方面:一是虚拟战争自身所依托的中介系统是客观实在的存在,没有中介,虚拟战争就没了物质基础,虚拟实践也就缺少了中介工具,虚拟战争就成为了臆想的战争;二是虚拟战争的内容是客观的,是基于现实的主体和客体,并结合相应的理论来进行的主体有意识的认知活动,虚拟战争是对战争进行抽象后的对象化活动。在这个抽象化过程中是对现实的人、武器装备、环境、信息等战争所涉及的诸因素的抽象,是基于客观现实的抽象,是在抽象基础上的能动性对象化的活动。

  虚拟战争虚拟实践性体现在虚拟化思维方式上。虚拟化思维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超现实性。一是时间的超现实性,时间在虚拟化思维不再是单向线性关系,而是具有扭曲、可变化的特点;另一个方面是空间的超现实性,虚拟化战争空间是基于战争的认知需要,根据虚拟实践活动需要而构想和设定的,空间在维数上表现为多维,并以多种存在方式存在,不再仅仅拘泥于现实的二维空间或三维空间。时空的超现实性造就了虚拟化思维的核心。第二个特点是可虚拟检验性。思维认识正确与否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虚拟化思维虽然基于虚拟时空来认识战争,但这种认识可以在虚拟时空中通过虚拟实践来完成检验,这个虚拟实践的过程恰恰就是虚拟战争自身所具的巨大优势,正是这个特点,造就了虚拟化思维自身的认知创新性。第三个特点是虚拟化思维的创新性。基于虚拟化思维,并在虚拟时空中进行不断的重复检验,这就为现实主体认知战争提供了信息,把这些信息与现实相结合,就会对未来战争产生新的认知概念和相应理论。虚拟化思维虽然有其虚拟特点,但这种虚拟并不是纯粹地信马由缰,而是建立在客观现实基础上,基于时代而形成的一种超前思维。

  虚拟战争虚拟实践的思维方式还具自身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实践是交互式的、非线性的。同时,这种虚拟实践通过超越现实时空,具有实践可重复和可复制的特点,这种可重复与可复制把可能造成的客观浪费和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这种浪费和损失还可以进行人为的控制或计划,是一种可回溯的实践思维方式,可根据需要随时暂停或回放,甚至可以对战争全过程或部分阶段进行重复虚拟实践。虚拟战争的实践方式是在虚拟空间中所进行的解决主体和客体、目的与手段、理想与现实等之间矛盾的对象性活动,其用实践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事物的本质没有改变,但因手段变化和空间的虚拟化。因而,实践的思维方式需要改变。虚拟战争虚拟实践体现了实践思维方式的时代特征,是科技发展以及信息运用所形成的产物,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并不矛盾,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一种发展和当下理解,是用发展和变化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实践观自身,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思维方式”富有生命力的强大展示。

  战争是人在社会发展中的社会现象,人是战争的发起和参与者,人的能动性对战争的发展和结果造成了不确定性,使得战争在具体过程上难以预料。同时,在战争过程中,人与人的结合,人与物的结合,这两种结合再形成对立的双方或多方,从而使得战争本身已经具有的不确定性更加扑朔迷离。随着人类进入信息社会时代,发动和支撑战争的物质手段已经产生了巨大变化,由此所引起的战争变化也前所未有,战争的地域性和局部性界限也越来越难以控制和描述,在具有超级军事能力的大国之间尤显突出,人类自身的命运似乎就掌握在几个人的一念之间。对战争的思维方式应该进行转变,这种转变与时代的科学技术和思维方式直接关联,并在此基础上不断积极探索,以此改进人类自身的思维方式。

  对于科学技术对人类所产生的作用,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从科学技术自身上讲,“它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它保证人类能够做出奇迹,但是并不告诉人该做出什么奇迹。”[6]5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似乎越来越呈现社会性,因为重大科学技术的产生需要社会共同努力并需要付出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这不是一个由普通人或一般社会组织所能完成和承担的。同样,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技术的发展方向似乎呈现出由社会大众来施加更大的影响征兆。科学技术对于战争本身和对战争的研究如同科学技术在社会其它领域一样,不断展现和发挥其作用,利用虚拟战争来认知战争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 胡晓峰.战争科学论-认识和理解战争的科学基础与思维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2]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M]//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81.
  [3] 孙正聿.哲学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117.
  [4] 张明仓.虚拟实践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5] 陈曦,译注.孙子兵法[M].北京:中华书局,2018:16.
  [6] 孙正聿.哲学何以具有思想力[J].新华文摘,2019(3):35.
  [7] [英]罗素,着.马元德,译.西方哲学史(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
  [8]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M]//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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