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运用成长叙事的方式来描摹个体生命成长的独特风景， 借助精巧的叙事文本， 以个体成长隐喻一个政党、一个民族在革命激流中成长的精神历程。在人物塑造上， 该剧通过伦理化的叙事手法， 将个体的革命体验与生活感悟予以细腻阐述， 以小见大地完成对人物形象的崇高化书写。作为建构集体记忆的文化场域， 该剧对记忆符号的展呈与言说， 正是试图通过构筑精神共同体， 来达成更深层次的国族认同。
关键词：《共产党人刘少奇》； 成长叙事； 人性书写； 集体记忆； 国族认同；
以革命领袖为主要叙述对象的电视剧在丰富革命领袖人物画廊的同时，也契合了观众追怀历史伟人的心理诉求，凸显了深刻的历史、政治和文化意义。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通过对个体成长轨迹的刻画完成对宏大主题的表意，为我们呈现了革命领袖在历史洪流中别样的风采，书写了一个民族和政党曾经走过的沉重悲痛而又可歌可泣的革命历程。在当下泛娱乐化的文化语境中，《共产党人刘少奇》以荡气回肠的精神气质和大气磅礴的文化品格引发观众的热议与好评。那么，电视剧是如何借助成长叙事来完成从人物个体成长到民族国家成长的隐喻式书写的？它又是如何塑造一个极具现实启示意义的历史伟人形象的？影像文本又是如何通过集体记忆来构建国族认同的？这些，正是本文需要深入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成长叙事：主体生成与民族寓言的耦合
成长作为人生历程中的重要阶段，是文学、戏剧与影视等文艺作品中最重要的文化母题之一。正如人们在文艺作品中对“爱”的永恒歌颂一样，“成长”不但常写弥新且更具历史性和启蒙性。借用文学研究中关于成长叙事的论述，我们得以窥探影像文本背后的修辞策略与话语逻辑。“传统意义上的成长叙事一般涉及三个层面：生理身体的自然成熟；社会文化规范结构对个体的塑造；自我主体性生成而有意识地改造以及责任的承担。”1《共产党人刘少奇》将叙事笔触聚焦于第三个层面，从主体性生成的视角出发来予以重写，绘就了一种清晰的叙事图式。在成长逻辑的框架下，主人公在经受个体的理想信念与贫乏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和碰撞后，决意通过“出走”来求证自我。
出走，作为刘少奇生命历程中最为重要且极具象征意味的人生节点，成为表征主人公阶段性成长的隐喻性仪式。从最初在私塾先生朱五阿公处开蒙求学，先生教诲其闯出乡关寻得四字真经，便能得到填饱天下百姓肚皮的良方开始，刘少奇便踏上了思道解惑、探真求理的漫漫征途。之后，他辗转于长沙、北京与上海多地，甚至跋山涉水、历尽艰险，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在经历武昌起义、护法战争与中国共产党成立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变迁后，刘少奇在风云激荡的历史事件中日渐成长，孜孜探寻并逐渐确立自身的革命理想与精神信仰。显然，这一出走乡关、辗转求道的过程也是主人公主体生成的过程。从立下要让天下人都吃饱饭的雄心壮志的幼时始，刘少奇实质上已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自我寻找与自我建构。小时饱读中国传统诗书却发现无法救亡图存，在经受多种思想冲撞之后，最终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多次党务工作中质疑党内存在的思想政治问题，在这个时间序列中，刘少奇逐渐成长为对中国革命、对人民群众、对民族国家以及对自身意识都有着清醒认知的强大主体。
此外，主体生成也是从挣脱传统家庭的思想束缚与精神羁绊开始的。从少年时期开始，为逃离封建家庭的文化型构与伦理规范，刘少奇便开启了找寻自我的成长历程。每一次的离家求学都在思想激荡中，成就了一次次破茧化蝶的精神蜕变。在启蒙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启迪下，刘少奇无法遵循母亲意愿、留守家中，更无法接受母亲强加的“妻子”.在其后的革命工作中，刘少奇自主地选择了有着同样革命经历的何宝珍，彻底摆脱了母亲在配偶选择上的控制权与决定权。这不仅是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反叛，也是对传统家庭结构的解构，寓意着现代性主体的诞生与成长。
成长的过程是个体不断自我形塑的过程。从社会化的视角来看，成长也是个体不断社会化以形成独立人格的过程，是自然的生命存在转换为社会化的生命存在，而这一场主体生成的蜕变也不可避免地会伴随心性的挣扎与灵魂的彷徨。电视剧通过叙写成长过程的沧桑，从侧面展现成长之不易。在成长过程中，个体生命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处于自然和社会的各种敌对力量之中，每一次成长的苦难均成为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从刘少奇挣脱种种纠查，前往天寒地冻、物资匮乏的莫斯科求学，再到学成归国、领导多地工人运动、于险恶情境中亲赴白区主持工作等一系列政治实践；再到革命生涯中，遭遇妻子英勇牺牲，与亲生骨肉走失疏远，母亲临终未见最后一面等一连串人生变故，成长过程中的筚路蓝缕、栉风沐雨也展现了主人公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以及革命胜利的辗转艰辛，对主人公苦难境遇叙写的背后彰显了历史理性和历史规律的宏大叙事。电视剧将宏大话语缩微为个体的真切感受，在个体成长的叙述中完成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在自我成长的感性认知中完成对革命理想和崇高精神的回应。
剧中的刘少奇一直在时代和历史的构型中成长，他的变化映照着中国革命与民族国家的历史成长。对此，巴赫金关于成长叙事中个体成长与社会历史间的互文关系的探究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理性的思考。他指出：“人的成长与历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的成长是在真实的历史时间中实现的，与历史时间的必然性、圆满性、它的未来、它的深刻的时空体性质紧紧结合在一起。”2时代和历史的进步，会促进人物主体性的生成；同样，人物的成长与变化也映射和显影着一定时期历史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在这一意义层面上，我们可深入观之，剧中主人公的成长叙事不仅是指代自我主体性的生成，更是一则在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下，现代民族国家诞生和成长的寓言。詹明信在谈到第三世界的文学时指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3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模式，成长叙事以个人成长隐喻一个民族在革命历史长河中成长的精神历程，在影像重现中彰显了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
从刘少奇的启蒙、探寻到坚定地投身革命事业，这一发展轨迹正暗合了中国共产党从初生、探索到成熟的发展演变史，从更为广阔的成长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性国家的诞生演进史。在演绎革命领袖刘少奇人生历程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存身其间的历史也在电视荧屏上得以形象化的展呈。在成长的链条上，中国共产党成立、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这一幕幕风云涤荡的历史画卷在时间的维度上生动地诉说着中国这个现代性国家的诞生与成长。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刘少奇对传统家庭结构的反叛一样，中华民族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迈进的蜕变历程。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击碎国人的天朝迷梦的同时，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观念在西方文明的宰制下也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在世界格局中，处于边缘地位的民族国家重建自身的主体身份就成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首要任务。《共产党人刘少奇》将个人遭际和集体命运、个体成长与国家存亡巧妙地关联在一起，在讲述人物故事和成长经验的同时，也蕴含着对整个民族国家的叙述。
二、重构英雄：人性书写与英雄神话的契合
作为古典神话的一大母题，英雄神话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被不断地延续与改写。英雄情结与革命崇拜也一直是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主题呈现的灵魂与核心，英雄人物承载着主流话语“引领崇高”的意识形态功能。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文化转型使得中国社会文化风尚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后英雄时代的人们对刻板化、程式化、扁平化的英雄人物已疑虑重重，甚至心生反感。在复杂而普遍的社会心理影响下，我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塑造领袖形象时，往往采取创世神话与日常化书写并重的叙事方式，从多角度刻画革命领袖，在凸显伟人的政治抱负、雄韬伟略时又不失日常化的人性书写。
《共产党人刘少奇》以波澜壮阔的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为背景，用宏阔的笔触再现了如火如荼的峥嵘岁月里革命领袖的伟岸身影，以全景式的方式展现了刘少奇“承九死而后生，赴戎马而鞠躬尽瘁”的革命生涯。在领导安源工人罢工、带领“工人义勇军”拼死抗击日军、粉碎国民党顽军在路西的进攻等一系列史诗般大气磅礴、铁马秋风的历史场景中，观众充分领略到了刘少奇非凡的政治智慧与卓越的军事才能。立志让天下苍生都有米吃的刘少奇对民族国家与黎民百姓勇于担当、忧患与共的胸襟和气魄，让观众充分领略到历史伟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境界和博大宽广的济世情怀。
在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下，华夏儿女将家国的概念早已融为一体、渗入骨髓，个体对家庭、家族以及国家的眷恋和守护早已内化为国人救亡的深层动力与精神归宿。有学者曾指出：“之所以将家庭与国家并列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两极模式，一方面是因为家庭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细胞，是最小的一极，而国家与天下、民族、社会等概念的结合使中国传统国家几乎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同义词，是最大的一极。另一方面是因为家庭与国家尽管范围狭广差别很多，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却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特殊关系。”4国难当头，正值青春芳华的刘少奇怀揣“少年心事当��云”的鸿鹄壮志，舍小家为大家，积极投身于民族抗战。在战火硝烟的革命年代，他既是扶巍巍大厦于将倾、赤胆忠心的民族英雄，也是无数披肝沥胆、保家卫国的中华儿女中的一员。《共产党人刘少奇》以伟人济世安民的爱国情怀唤醒个体对民族与国家的情愫，进而提升炎黄子孙对自身国族身份的归属感。
在人物塑造上，《共产党人刘少奇》突破以往单一的政治学视野，注重人物的情感刻画和精神书写，通过伦理化的叙事方式，将个体的革命体验和生活感悟予以细腻阐述，以小见大地完成了对人物形象的崇高化书写。电视剧借用家庭/社会伦理关系的叙事线索，在叙事中，突出“利他与利己”“孝义与担当”“个人与集体”等伦理冲突来编织叙事结构，通过对刘少奇从青涩少年到历史伟人的影像再现，以更加日常化的叙事方式构建观众对革命历史和革命伟人的心理认同机制。在电视剧中，刘少奇不再是“克里斯玛”式的超人，面对党中央的批评、群众的不理解，刘少奇以任劳任怨、兢兢业业的工作信念来影响叙事结构中对立双方的力量对比，基于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始终尽职尽责、无怨无悔地奋斗在革命事业的前线。电视剧直面情与理、革命与家庭间的矛盾冲突，在试图还原历史本相的影像叙述中，精细入微地挖掘历史伟人的日常情感和道德世界的内心纠葛，细致捕捉领袖人物内心深处的侠骨柔情，展露出隐藏在革命事件背后的生活情绪，使观众不由自主地产生对革命领袖的情感认同。电视剧以充满人情味的人性化笔调，书写了刘少奇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与儿女情长，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质朴醇厚、睿智达观的革命领袖，而历史伟人所承载的精神内涵也因此而变得更为丰富厚重。
无论是在长征中知己知彼地学习日本史，还是在仔细研读李铁夫的文章后，不顾党内人士反对，坚持启用李铁夫主持党政工作等行为，我们都不难看出，在个人话语层面，影像文本展现了刘少奇作为革命领袖积极进取与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在民众话语层面，电视剧再现了刘少奇坚持群众路线、积极深入基层、全身心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他拿出自家粮食来救济灾民，顶着敌人的炮弹轰炸将村民护在身下，深入矿区倾听底层矿工心声……他不仅是为百姓服务的赤忱公仆，更是与群众心连心的人民英雄。在政治话语层面，叙事文本映现了刘少奇作为一名优秀共产党人的政治修养和思想觉悟。剧中刘少奇对自己处事急躁的性格经常自我反省，也会对党员干部处事时的作风予以反思和审视，为此，他专门撰写了《论共产党人的修养》一书。他对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责任意识都是来源于其坚定如磐石的共产主义信仰。电视剧分别从个人话语、民众话语与政治话语等三个层面，多维地描画了刘少奇实事求是、全心为民与自省反思的崇高品质。借助人物形象的立体塑造，电视剧完成了对个体、国家与政党价值追求的同构，从更高的层面建构了一代伟人为国亲民、熠熠生辉的动人形象。
三、国族认同：集体记忆建构与言说的隐喻
对于当下大多数国人来说，关于革命的记忆是陌生的、想象的、虚拟的。因现代人对过往事件和历史场景缺乏真实感知，故而对集体记忆的建构更侧重于“讲述话语的时代”,而非“话语讲述的时代”.《共产党人刘少奇》在对历史伟人刘少奇革命生涯进行影像描摹的同时，也建构并形塑着人们的集体记忆，将主旋律叙事与大众文化叙事相结合，将集体记忆与革命精神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一种凝聚民族情感、强化国家认同的国族话语。
“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5随着时代的变迁，承载着无数先辈丝丝缕缕生命记忆的革命历史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得以复刻和升华。集体记忆从社会现实的角度追溯过往、直指当下，电视剧对革命历史的影像再现也是基于创作者对社会的感知和认同而做出的适时反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在市场经济的推波助澜下，已席卷中国大大小小的都市，追求物质消费和感官享受已成为部分国人的生活目标。“原子社会”的到来使得社会成员日益分散，个人主义消解着集体主义的价值认同，加剧了集体主义话语的式微。在这一社会语境下，重构集体记忆、增强国族认同成为影视创作者无可回避的文化责任与社会担当。在电视剧的影像演绎中，刘少奇等早期共产党人坚守的“组织至上”的集体主义原则始终绽放着耀眼而夺目的历史和时代光辉。何宝珍在敌人的酷刑拷问下严守党内机密、视死如归，最终慷慨悲歌、英勇就义。而刘少奇在听闻妻子噩耗后，强忍内心巨大悲恸，重整精神，指挥红军突围。这种大义凛然的牺牲正彰显了被革命党人奉为圭臬的集体主义信念。毋庸置疑，《共产党人刘少奇》所展现的人物精神与当前社会某些领导干部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价值观念形成鲜明对比，因此，电视剧所建构的集体记忆也就具有了特定的时代启示意义。电视剧对人物形象不畏艰苦、实事求是的精神的书写以及对爱国主义、革命精神等话语的言说，也可归结为建构国族认同的一种叙述策略。
《共产党人刘少奇》将革命精神和民族历史有机缝合在集体记忆中，在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同时也重塑了国族认同。无论是刘少奇在共产党成立之初追求真理、矢志不移的精神，还是抗战时期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淬炼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抑或是妥善解决尖锐民族矛盾和残酷阶级斗争时实事求是的精神，电视剧旨在以坚忍不拔、浴血拼搏、执着向前与勤勉奉献的革命精神为“凝聚性结构”,以建构精神共同体，来抵抗当下现实社会的精神失落与个人主义倾向。这种凝聚性结构“包含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而这些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东西又是从对过去共同的回忆中剥离出来的”.6
作为建构集体记忆的文化场域，电视剧通过对记忆符号的筛选、展呈与言说，来完成对记忆内容的形塑与编码。影像是创作者有意识编码的、诉说集体记忆的能指符号，具有深层的文化意涵。按照这一思考路径，我们可以透过电视剧所征用的影像符号与创作者想建立的身份想象、想传递的价值观念与想唤醒的历史记忆建立某种关联。《共产党人刘少奇》的片头将刘少奇各个时期的画面形象组合剪辑在一起，无论是高举推翻军阀统治旗帜意气风发的刘少奇，还是拄着拐杖艰难行于坎坷长征路上的刘少奇，抑或是新中国成立时踌躇满志走过天安门前的刘少奇，这些镜头的组合产生了一定的转喻功能，使得观众对那段慷慨悲壮的峥嵘岁月产生了深切的怀想。图像修辞构筑的集体记忆有力地塑造着观众的思维模式、政治态度与政治认同。同时，高亢激昂的主题曲也是对刘少奇的丰功伟业和理想信念的重要呼应。“日夜为国事，忧乐系苍生，千锤百炼，不变那主义真”的片尾音乐适时响起，真实记录刘少奇革命生活的黑白照片一幅幅闪过，两者相得益彰，共同阐释着集体记忆的情感层次。另外，语言的感触力也指向更富有意义的认同空间。美国人类学家保罗·康纳顿认为，人称代词的典型化使用，是实现仪式效果的重要手段，它可以促发一种“集合人格”的出现。在电视剧中，“人民”“我们党”“民族”等带有认同意味的人称代词显然是高频词。在这由话语建构的修辞空间，个人、集体与国家紧密联结，高度激发观众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影像文本还采取了叙事格局的二元对立来构筑集体记忆、巩固国族认同。剧中，刘少奇在日军侵占上海时的奋勇反抗、国共内战一触即发时为争夺东北所做的战略部署、在党内开展的整风运动……这一系列革命经历要么是对抗外国侵略者以寻求民族国家独立，要么是对内统一思想以谋求社会良性发展。以中日对立与国共对立为叙事格局，日方构成的军事威胁与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变成为叙事中的危机驱动元素，“我们”与“他们”的区分在叙事语境中变得十分鲜明。而对内，“我们”党内的思想路线日益明确，通过整风运动，党内日渐团结一致。由此，对内与对外铸就的双重路径，有力地召唤着受众的国家意识与族群观念。
在异彩纷呈的电视剧版图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凭借其深厚的文化意蕴和崇高的精神隐喻，一直是电视剧多样性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在叙写革命领袖跌宕起伏的生命历程的同时，也凸显了历史伟人的济世情怀与胸襟气度，引导与重塑国人的精神信念。在共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的感召下，影像符码建构的集体记忆激发起中华儿女内心深处最绵延厚重的家国情怀，有效询唤着个体对民族国家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属。
注释
1 祝亚峰：《20世纪90年代成长小说的叙事与性别-从“60年代生”人的成长小说谈起》， 《文艺研究》2006年第11期。
2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 （第三卷） , 白春仁、晓河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第232页。
3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陈清侨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第523页。
4 岳庆平：《中国的家与国》，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第3页。
5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 毕然、郭金华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第59页。
6 黄晓晨：《文化记忆》， 《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