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析了英国文化名人马修·阿诺德在着作《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提出的文化应致力于全面发展人性各方面以使其日臻完美的观念，探究了人性根本的智性和道德需求及其在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中的体现，最后阐释了这种文化观对当今年轻人文化选择的现实作用。
关键词：文化；希腊精神；希伯来精神；文化选择
一、背景：文化精神的缺乏
马修·阿诺德（1822-1888）是维多利亚时代三大主要诗人之一，同时也是富有影响的文化批评家。他在文化批评方面的成就已使他成为英语国家文化思想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在着作《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他提出一种全新的文化观：文化即对完美的追求，文化的目标是全面发展人性中的各个方面，以使其日臻完美。这种文化观针对的是当时文化精神缺失的社会现状。阿诺德基于现实观察，发现当时社会主要阶层中盲目地迷信财富、工业主义、经济成就，把这些事情当作目的来追求，而没有把它们同人类完美的总目标联系起来，没有认识到财富只是工具和手段，并非世人真正的需要。在阿诺德看来，维多利亚时代辉煌的物质成就，并不能像文艺复兴时代辉煌的精神成果和思想成果那样引起人的兴趣和仰慕之情。阿诺德主张人们应通过学习和探讨，在思想和情感的世界里寻找到最终目标，推动社会向热爱思想、热爱学习、热爱文化的方向发展。
二、核心要义：智与善--完美人性之需
真正的文化应具备怎样的功能？马修·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指出，真正的文化应致力于人性的完美。完美人性有两种基本的需求：智性的需求和道德性的需求。人性要臻于完美，就要兼备智与善。这是阿诺德提出的文化观的内核。“尽管希腊人没有充分切实地满足人性中的道德需求，但是他们达到了一种认识，即应该全面地协调人性中的两个方面--人性不仅有智性的，而且也有道德的需求，应该充分地估量两者，使之达到和谐。这种认识在哲学上有至高的价值，对现代人也是最为有益的教育。”[1]117
1.智性之需
智性之需在最优秀的人们中，衍生出各种科学、哲学、宗教、艺术、文学、文化的成果，昭示了人类智力曾缜密地活动在怎样广阔而深邃的疆域，展现了它所包含的先验、直觉、想象、思辨等先后天能力曾创造出怎样有益的思想；对于常人，若要尽可能地完善自身，则智性的追求必不可缺：要成为理智健全之人，要有更高的判断力和更高的认知水平，就必须有认清事情本相的愿望，必须要最大限度地开发智性，通过智性的渠道培养最优秀的自我。
2.道德之需
人性还有求善的愿望和道德的热情。这是使人性臻于完善的另外一个主要方面。人先天具有一种道德机制，“爱己”的本能虽然强大，这种道德机制中却有一种与之抗衡的力量，其原则是“爱人如己”.“爱己”虽然不失为人合法和正当的天赋权利，是人繁衍生息的天然道德法则，但显然，它只是伦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它强大的对立面“爱人”却具有更大的公义性和高贵性。
三、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
阿诺德的这种文化观基于人性的基本需求--若无智与善，人性便得不到满足。智与善集中体现在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中。希腊精神是“那种趋向思想--作为正确行动之基础的思想--的智慧，那种对于随着人的发展而形成的、新的变化着的思想组合的敏感、欲彻底弄懂这些思想并对之做出完美调适的不可遏制的冲动”;希伯来精神即“那种趋向行动的力量，至高无上的责任感、自我克制和勤奋，得到了最亮的光就勇往直前的热忱”.阿诺德称它们“是瓜分了大千世界的对抗势力……整个世界就在它们影响下运转。”[1]97
1.希腊精神及其“智”的要义
智性追求的精神最充分地体现在希腊精神中。关于希腊精神，阿诺德切入的角度是希腊传统中肇始于苏格拉底的哲学探究精神，即寻求事物原本属性、终极地追问真相的精神。阿诺德所指的这种希腊精神，不仅是古代希腊哲人对知识无穷尽的追问，实际上还贯穿和汇聚于一直到十八世纪的以理性思辨为手段的西方哲学，即使在叔本华推倒理性而代之以生命意志论、尼采和萨特运用超人哲学和存在主义建立起非理性主义大厦时，这种精神也洞微探幽，依然活跃在对人类心灵的本能、意志、直觉、潜意识等非理性层面的考察中。
希腊精神的一般化说法是理性精神。古希腊人运用理性工具，探求人类基本伦理、道德、政治观念的属性，力求获得终极的智慧。古希腊人在追求事情根本属性的过程中，驱除冗杂，一层层拨开事物外在的遮蔽物，剥茧抽丝，一点点接近实质，他们的努力集中体现了思考是人的一种基本天性，通过正确的思考获得最终的知识能使人得到满足。对此，阿诺德指出∶追求思之本属，追求如实看清事物之本相使人获得愉悦，并且看到事物本相的欲望自身也意味着心智的平衡和调试；真诚的科学热情，以及可以简单地视为产生于科学热情的文化，其真正的基础就在于这种愿望，这是高尚的动机[1]7.
希腊人追求的智慧是那种“趋向思想--作为正确行动之基础的思想的智慧”[1]96,是关于伦理的知识。把伦理与知识结合起来的传统依然始于苏格拉底他使希腊哲学的兴趣发生重大转向，从外在物质世界转向人本身。“认识你自己”是苏格拉底哲学的根本目的，人的福祉最终有赖于它，而前苏格拉底时代盛行的对于宇宙起源、物质构成元素等关于外在世界的形而上研究论证，对于人的心灵、对于促进人的自我完善没有太大的意义。苏格拉底主张一种全新的伦理观：“知识即美德”,或称为“智德合一”.这种伦理观的基础是“利己”或“爱己”原则，对于善恶的定义，着眼点为自己而非他人，让自己快乐和幸福的事即为善，而让自己痛苦的事即为恶。从这个原则出发，希腊伦理学指出，趋善避恶是人的本性，因为善于己是利，恶于己是害，而人天性趋利避害。世人行恶是因为他没有善的知识，因为他不认识善。他没有认识到他所行是恶，或虽知其为恶，却以为这种恶能带来快乐，于是为眼前的快乐所蒙蔽，把恶当成了带来快乐和幸福的善。人皆求善，但最终得到恶，就是因为人以恶为善。因此，诸多人性的劣端和罪恶之渊薮，恰恰是知识的缺乏、文化的缺乏，人性中良好的禀赋没有得到有意识的培植。因此，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只有具备善的知识的人，才能有善的行为，知是善行的基础。另一方面，未建立在知的基础上的或无意识的善行并非真正的善行。柏拉图说：只有实用的美德，或并非出于获得完美卓识的动机而克己制胜的人，是得不到神性的。这里的神性，像其他西方语境下的神性一样，都是完美的意思。神性完美，我们的所有努力只是为了朝着完美行进，走完美的道路。只有实用的美德，只有克己和善行，在它下面没有深刻的洞见作为基础，心不明眼不亮，没有知的灵光注入，即使客观上的确为善行，也无必要褒扬，这种善行也分享不到神性。
充分地体现在希腊人身上的那种求智的精神，那种认识事物本相的欲望，于人类有诸多用处：它促使人们不断地发掘智性，它激发人们不断地推进科学，人类变得更聪明，科学成就日新月异，人类文明硕果累累。然而，凭直觉意识我们知道，无论智性已经造就了多么发达的文明，单凭它自己而不偕同另外一种力量即善的力量，美好的境界总是无法企及。所以，古希腊人对伦理的热衷，那种在源头上认识伦理观念的热切欲望，是希腊精神别样的魅力。
2.希伯来精神
人性中行善和道德的愿望体现在希伯来精神中。阿诺德指出，希伯来精神的核心是希伯来民族敬畏神、追随神的意旨、服从于律条约束的禀性。希伯来精神中最重要的理念是行为和服从：“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便为有福。”[2]希伯来人让自己处在神的监护之下，放弃自身的意志而遵循神的意志，让神做自己的主宰。他生活在戒律的边界之内，他相信神就是这些戒律的最终依据，是它们的正当性和权威性的来源。“在希腊和希伯来观念的背后都是人生来就有的追随天道和神的意旨、追求普遍秩序的欲望，总之，是对神的热爱。但不同的是，希伯来精神一旦抓住了某些有关普遍秩序的朴素的、基本的默示，便以无比的认真和十足的干劲去领悟并遵循其中的道理，而希腊精神的特点则是以灵活的方式密切关注普遍秩序的整体运行，生怕疏漏了任何局部，生怕为了某一局部而不顾另一局部，它不会在有关普遍秩序的某种默示上驻足不前，哪怕是根本性的默示。澄澈的头脑，自由的思维，这便是希腊式的追求。希腊精神的主导思想是意识的自发性，希伯来精神的主导则是严正的良知。”[1]100
3.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的结合希腊精神（可延伸为哲学精神）和希伯来精神（可延伸为宗教精神）的目标都是引领人们进入完美之境。虽然它们各自走了不同的道路思辨和信仰，诉诸于不同的工具头脑的理性和心灵的直觉，所求的在表面上看截然不同哲学求智而宗教求善，但在以寻求完美为最终目标这一点上，它们却汇在一处。哲学以理性思辨寻求事物的本质，通过把人的智性推到极限，寻求到真理和完美；基督教要人接近神以分享神的完美，要人“完全，向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3],要人“得与神的性情有分”[4].
但是，这两种力量又是一对相互对抗的力量。希腊精神注重智慧，强调“全面透彻地了解人的职责的由来根据”;希伯来精神则主张放弃人的智慧，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称“世上的智慧是愚拙”,“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5].
在源头处，希伯来精神是一股深沉、严正的道德感，来自希伯来民族原始的集体无意识，但这种也存在于早期其他各民族的道德感也即整个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是由于希伯来人以同样强大的原始宗教意识建立了一套关于神的形象、能为、律条等等的架构，才在人类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并且在它的基础上，后来的基督教神学和基督教文化开拓出更大的空间。凝结着希伯来人精神历程的经文使他们成为人类道德天性的典型化身。“希伯来精神坚持让我们天性中的一个方面……达到完美；它单单提出道德的一面，服从和行动的一面，它只强烈地关注这些，使严厉的道德良心成为几乎惟一的大事……”[1]125.这种严厉的道德良心--如果不以理性加以审视，不用希腊精神加以探究，并以作为希腊精神源头的人性诉求为参照来修正--那么，这种强烈的过度的道德良心就很容易形成固执、偏颇、僵化甚至暴戾的行为模式。在英美两国近代史上，清教主义时期是希伯来精神大胜希腊精神的时期，它充分诠释了单一的希伯来精神给人的品格造成了怎样的瑕疵，给社会气候造成了怎样严重的缺陷。在文学领域，卓越地体现了清教主义弊端的着作，是那部关于苛酷的清教主义统治如何造成了戴红字的“修女”海斯特·白兰的精神苦难的罗曼史[6].
凭人类原始的心理模式来看，希伯来精神可能体现着人出于自我保全而服从权威的心理机制：人敬神这个至高者、权力至大者，是为取悦他，不让灾祸临到自己，而人取悦于神的方式是行善和公义--因为人先天就有善恶的意识，也在冥冥之中知觉到神与公义乃是一体，为了公义神必奖善惩恶。由于神性只是抽象的理念，所以无限美好和完美，理性总是以追求这样的神性为终极目标。但是，除了宗教的神这个至高权威，还有世俗意义的神即世俗权威，人们出于类似的自我保全的动机，大多时候也总服从它。但世俗权威必然体现着人的局限性，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因此时常遭到理性的质疑。
希腊精神不可或缺，它是人类最伟大的精神原则。在西方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上，希腊精神一次次地被服从或盲从（不仅是对神的服从，也包括对世俗权威的服从，后者为希伯来精神的延伸和一般表现形式）的力量所遮蔽而变得暗淡，又一次次以它固有的光冲破黯淡，以理性为工具审视被时代奉为权威者。文艺复兴、启蒙时代都是希腊精神回归的时代，各种传统的权威遭到它的检验，各种政治制度、宗教观念受到彻底的考察，不合它的精神的遭到颠覆，人类社会由于活跃的希腊精神而颠踬着一步步向着完美的目标前进。
“摆脱蒙昧状态，看清事物真相，并由此认识事物之美，这便是希腊精神要求于人的淳朴而迷人的思想。其素朴和魅力，使希腊文化精神及其影响下的人生获得了一种飘逸、澄澈和光彩，使之充满了我们所说的美好与光明。”[1]103无疑，希腊精神对人类文化不可或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它并非这世界的唯一原则。澄澈的认知当然是美好与光明，没了它，一个行为虽带来好结果却不能称为善行；但若只有它，只有无尽的探究下得到的真相，对人也没有完全的益处。“世界不可能靠这样的规范（指希腊精神）生存……人的德行、自制是完美之不可或缺的根基，只有筑起自律的台基，希腊人所追求的完美才会枝繁叶茂。”[1]105可见，最好的策略是把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结合起1,要在看清真相的基础上行动，或者说行动的前提是对真相的了悟。通过希腊精神，我们找到最亮的光；通过希伯来精神，我们朝着最亮的光行走。结合了这两种精神，我们才有可能达成文化的目标，才有可能抵达完美的境界智慧和道德本性高度发达、全面和谐发展的境界。
四、对当代人文化选择的现实作用
阿诺德的文化观基于可视为西方文化之脉的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汇聚了西方理性主义和宗教信仰的主要传统。这种文化观视域宽广，见解卓越，直指人性的基本诉求，因此能超越各种文化派系的偏见而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阿诺德的文化观准确全面地捕捉到人的本性。本性喜爱看见直抵真相的洞见，以之为美好。本性憎恶混沌、晦暗、蒙昧、无知，以之为恶它们难如人意的面貌是智性缺失的结果；但是，它们又非顽冥不化和不可改变。通过文化选择，通过自我教育，通过求“知”,我们必能获得内在的慧眼，知而后行，那些偏差的行为和态度必将得到修正，那些混沌、晦暗、蒙昧、无知必将消弭于无形。
文化的使命在于以建构完善人格为目的培养智性追求。智性追求总是有丰厚的回报：思想的光不断照进来，我们头脑中的黑暗不断被驱除，空白之处被切实地填满。并且，这些思想的光有不竭的源头，富于真知灼见的历代思想家是这样的源头，形成正确思维习惯和探究精神的我们也可能成为这样的源头。真实的思想和洞见总是极其宝贵，必能历久而弥新，即便是一时难察，或遭到遮蔽，也总有光华再现的时日。伟人无不爱思想。英国大诗人约翰·弥尔顿称包含着思想真谛的好书由“杰出人物的宝贵心血熏制”而成，是“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是“理性本身”,是“瞳仁中的上帝圣像”.[7]思想真谛能使人全面地餍足，而世俗生活所能给予人的一切只能满足低级层面的需求。这些思想解释林林总总的人类生活的真相，揭示各种行为模式、各种事件、各种现象之后的根本动机，挖掘生命活动的本质意义；它们超越浮华表象，指出它的局限性，并提出理想的目标。它们是真正的价值所在，赋予表象本身不具备的意义--思想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离开思想的活动，浮华表象就是死物，因为物的意义取决于思想和认知的深度。
但由于真正的文化精神的缺席。我们的社会中充斥着强烈的拜物倾向。人们趋于钦羡浮华，易于为表象所迷。人们求名求利，而很少意识到，如果没有智的光明和善的美好，名利只是虚浮之物，全无价值。然而文化能改变人们肤浅的态度。文化赐予我们洞见，文化铸就我们的道德品格。文化虽不反对物质进步，但文化与拜物确是对立面。一切拜物的态度，一切认为生命价值的根本诉求都包含在名利中的立场，在文化看来都太低端和粗砺，都有悖于生命的精神和文化的精神。名利可以是美好的事物，但我们深深了解，很多名利中并没有美好的成分，因为它们并非由真正的智慧和卓绝的道德品格所带来，不仅不值得追求，还可以被恰当地称为一种败坏清明的社会风气的乱流。文化与拜物不能相容，是对立物，正如基督教把灵魂与肉体分开，使它们对立一样，或如圣经所言，“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既侍奉神，又侍奉玛门。”[8]拜物、服侍肉体、侍奉财神，都是古老的心理和行为倾向，人类文化能辨识出它们的内在缺陷，并一直竭力压制它们，以防它们不恰当地占据人类心灵，在上面蒙上晦暗的灰尘，把灵气和天性尘封在里面。文化要求人内省，审视生命最真实的欲求，竭力防止人精神变得僵硬，防止人的物化。文化要激活人的思想，而思想一旦活跃起来，那些表面上很闪耀的东西就会现出空洞无物的本来面目，那些人们业已习惯的错误观念尽显不合理之处。我们需要“让思想自由地作用于习以为常的观念，我们需要意识的自发性，需要美好与光明。”[1]131
我们当下的社会环境，与阿诺德生活的十九世纪工业主义环境所差无几：物质追求是驱动人们行为的主要力量，在物质主义的喧嚣中人们无暇顾及精神和文化的深层需求，物质的长足进展和精神的滞后造就了社会发展的失衡，空前的经济繁荣因为文化精神的缺失而失去美好的光彩。同样，我们的教育也面临着十九世纪美国教育面临的问题：“美国等国家创造了相当规模的普及教育，却没有任何严肃的高等教育；这些国家在很长的时间内将会为这个缺陷付出代价，那就是智识平庸、举止粗俗、精神肤浅和缺乏一般智力。”[1]196
目前我们大学教育出的年轻人早已不是几十年前与一般的社会大众形成某种对立面的、追求思想和知识的年轻人。他们中鲜有人有文化的追求，他们放弃了思想深度，拒绝背负人类厚重的思想传统。他们呆在一个浅表的、舒适的生活层面，以满足眼前的、实际的需要为目标，精神境界狭隘。当前教育的人文缺陷已在他们身上显露无疑。他们还有一种普遍的特征，一种“以伸张自我、而且以肯定寻常的自我为首要权利和福祉……想自由自在，随心所欲”[1]113的明显势头，而不问他们的自我是不是基于健全理智这一合法的权威。
社会环境和教育的现状以及这种现状指向的未来可能性，足以令人忧心。人需要更好的同伴，需要他寓善于智，需要他眼光明亮、心地温暖，因为他人即“我”的环境，他人即“我”的世界。所以好的境界，单凭一人绝对难以企及，全体成员的改善也即环境的改善才是唯一可能的渠道。“还有一件它（文化）愿意更热切追求之事，那就是让美好与光明蔚然成风。在我们全体都成为完美的人之前，文化是不会满足的。文化懂得，在粗鄙的盲目的大众普遍得到美好与光明的点化之前，少数人的美好与光明必然是不完美的……当一个国家出现全民性的生命和思想的闪光时，当整个社会充分浸润在思想之中，具有感受美的能力，聪明智慧，富有活力这便是人类最幸运的时刻，是一个民族生命中的标志性时代，是文学艺术繁荣发达、天才的创造力流光溢彩的时代。只是必须有真正的思想，真正的美，真正的美好与光明。”[1]34
如何全面地、整体地走向完美？答案就在于文化，在于我们每个个体的追求。只要我们追求真正的文化，选择文化，文化必然能够完全、充分地培育人性的各个方面，我们必然成为更好的个体，成为社会机体更健康、更具生命活力的分子。“文化工作的方式很不同。文化并不企图去教育包括社会底层阶级在内的大众，也不指望利用现成的看法和标语口号将大众争取到自己的这个那个宗派组织中去。文化寻求消除阶级，使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知识传遍四海，使普天下的人都生活在美好与光明的氛围之中，使他们像文化一样，能够自由地运用思想，得到思想的滋润，却又不受之束缚。”[1]34我们在现实中的具体文化选择，总以丰富我们的头脑为益，因为愚顽、蒙昧的头脑无论如何也离美好的目标过于遥远；总以完善我们的德性为益，在通过智认识了德性的前提下，多培养和浇灌我们天性中善的芽苗，因为同样恶也与美好无缘。文化是人本性中固有的智与善的光华，只要重视它而不是忽略它，培养它而不是压迫它，在诸多相反的力量攻讦它的情况下，借助于这世上曾产生的智慧和道德的力量彰显它，那么，人终将有希望得到真正的文化，从而进入美好之境。
参考文献：
[1]马修·阿诺德。韩敏中译。文化与无政府状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2]《圣经·旧约·箴言》第29章第18节。
[3]《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第48节。
[4]《圣经·新约·彼得后书》第1章第3节。
[5]《圣经·新约·保罗达哥林多人前书》第1章第21节。
[6]刘瑞敏。《红字》中海斯特·白兰的苦难与救赎[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93.
[7]密尔顿着，吴之椿译。论出版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35.
[8]《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第24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