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伊本·阿拉比的影响， 帕慕克的小说创作中有一种奥秘思维， 即对于任何的人、事、物， 既肯定它， 又否定它， 因为宇宙万物相连相关， 两种思维统一于终极真理， 而真理或上帝将永远是一个奥秘。“肯定”, 源于人的理性及其成果“经验性知识”, “否定”即解构主义。本文以《新人生》为中心， 对这种思维的特征、本质和价值， 它与帕慕克文学创作的姻缘， 它与帕氏之“同情”诗学的互补关系等问题进行探析。
关键词：帕慕克； 《新人生》； 苏非主义； 后现代主义； 奥秘；
帕慕克是一个具有后现代主义特色的作家。11998年4月27日， 他在《国家报》上自称为一个快乐的后现代主义者。他说， 在文学上， 自己和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属于同一家族， “在形式、风格、语言、气氛、角色以及对每本书加以不同考虑方面做实验， 其乐无穷， 同时， 又充满挑战”[1].帕慕克创作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是近40年的帕慕克研究中成果最丰硕的一个方向， 加兹大学的萨拉齐卢就称：“帕慕克是土耳其最激进的后现代作家。”[2] （P2） 研究者从帕慕克小说文本的后现代主义路径解析， 诸如臆造、拼贴、戏仿、迷宫、碎片化叙述、“人影”等等， 不一而足， 抑或与约翰·巴斯、品钦、保罗·奥斯特以及《玫瑰之名》、《尤利西斯》相联系， 做比较。然而， 有一个问题一直被忽略：这和帕慕克的苏非主义叙述是何关系？一方面， 这导致一些困惑遗留下来， 无法解开， 例如， 《黑书》究竟是一部玄学侦探小说， 还是一个苏非寓言？毕竟， 在帕慕克笔下， 苏非神秘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可不是泾渭分明的。另一方面， 忽略了这个问题， 便与“奥秘思维”失之交臂， 它是帕氏思索、认知世界的一个公式， 也是其文学书写的重要意义之一。
一、帕慕克：苏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首先， 简略梳理一下苏非神秘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帕慕克笔下的几种关系：1、苏非主义是客体、题材， 后现代主义是主体、思想， 在审美效果上， 这就表现为亵渎神明， 譬如， 帕慕克在《黑书》中重写了“鲁米与夏姆士”这一历史迷案并推导出一个惊人结论， 说鲁米就是真正的凶手。这“把虔诚的穆斯林们给吓坏了”[3] （P114） , 帕慕克因此惹上了不少麻烦。当帕慕克说“我的信仰是世俗土耳其的后现代小说”[4] （P243） 时， 大抵指的是这种叙述。2、后现代主义被苏非主义超越。在《白色城堡》中， 对创作资料来源的公布， 法鲁克的新历史主义态度， 结尾一章中叙事者、主人公、作者声音的交杂， 这些都属于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文本症状， 可最终鲁米的神圣思想“我即你”把它们融为一炉了。这在于后现代主义和神秘主义传统本就有密切关联。3、矛盾。《黑书》中的如梦这一形象担任了双重角色， 一方面她是玄学侦探小说中的遇害者， 另一方面她是“神爱论”叙事中的被爱者、被追寻者， 即真主安拉， 最后， 她身中一枪， 倒在了阿拉丁的店铺里。这该如何解释呢？帕慕克谋杀了神？假设如梦只是一个无辜的被杀者， 成全的是侦探的智慧或无能、世界的正义或虚无， 那么， 男主人公卡利普对耶拉的替代便不合逻辑了， 全书的意义框架将轰然坍塌。杂合了东西方文学传统的帕慕克要处理宗教和世俗、苏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 难免有所疏漏， 我认为， 这是他的一处败笔。4、契合， 即神秘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存在一些交集部分， 有相似和相关之处， 已有学者对此做过研究。2简言之， 它们都反对理性、抵抗权威， 否定固定的自我和文化身份， 青睐镜子这个比喻， 推崇模糊性、流变和多义性， 也都受到不少曲解和后人的诟病。一些后现代思想家、艺术家都深受各种神秘主义传统的影响， 如德里达、福柯、博尔赫斯、博伊斯。这样的话， 单从发生源上讲， 有时无法辨识帕慕克的某些话语、人物或其他写作特征究竟取经于何处了。如《黑书》和《我的名字叫红》中的镜子意象蕴意何在？帕慕克的杂合文化观借鉴了赛义德、霍米·巴巴的后殖民主义思想了吗？他对凯末尔主义的冷嘲热讽意在解构， 抑或是对世俗政权投下的一瞥蔑视、一声痛斥？5、在帕慕克的文本中， 也存在苏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毫无关联的情况， 如《我的名字叫红》中第50章对两位苦行僧的描写就和末尾的元叙事没什么瓜葛。以上五种关系纯属为了论述的方便， 并不能涵盖帕慕克笔下苏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所有具体联系， 即便如此， 我希望能为帕慕克研究中这两个领域起到疏导沟通作用， 这将有助于还原一个更真实的帕慕克。
二、陀思妥耶夫斯基、博尔赫斯、伊本·阿拉比
什么是“奥秘思维”?即对于任何的人、事、物、思想既肯定它， 又否定它， 因为宇宙万物相连相关， 两种思维统一于终极真理， 而真理或上帝将永远是一个奥秘， 无法被完全解开。“肯定”, 源于人的理性及其成果“经验性知识”“权力知识”, “否定”即解构主义。
帕慕克认同并在文本中广泛应用奥秘思维有一个过程。首先， 这与两位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有关， 一位是博尔赫斯， 另一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陀翁是帕慕克最敬仰的人：“我本人确实希望成为第二位陀思妥耶夫斯基”[4] （P231） , 他的《白色城堡》和《雪》， 他对文化冲突、恐怖主义的态度， 以至于对人的欲望、堕落、信仰、傲慢、嫉妒的理解都深受这位癫痫症天才的影响。而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 立即会想到“复调”这个概念， 这正是帕慕克创作的另一鲜明特征， 实际上， 从第二部作品《寂静的房子》起， 他就开始大量使用复调， 既在形式方面， 也在思想内容上。那么， 何为复调？本质上， 这是一种肯定性思维， 即巴赫金对陀翁小说中多位哲学家、多个声音的同时肯定， 才形成了就某个问题的一场嘈杂对话。但是巴赫金屏蔽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倾向， 也就是说， 上帝仍是《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真正主宰者。这两方面帕慕克都接受了。后来， 后现代主义文学之父博尔赫斯又给帕慕克送来了反讽、游戏和解构：“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解放了我。伊斯兰古典文学的内涵十分保守、政治化， 被保守派们以过时又愚蠢的方式加以利用， 所以， 我从未想过自己和这些东西有何干系。但到了美国后， 我发现自己可以按照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方式去接近这些材料。”[1]帕慕克的小说之精致、博学、思辨性以及反体裁、互文性等手法大多来自博尔赫斯。而在博尔赫斯的小说和其他后现代文本、艺术的背后， 涌动着一股怀疑和否定的精神， 否定体裁的划分和等级化、怀疑小说的真实性、质疑文学的原创性、质疑权威和固化的“真理”“上帝”……有时， 这酷似虚无主义。“按照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方式去接近这些材料”一语说得较模糊， 事实上， 博尔赫斯熟稔卡巴拉、萨满教等各种神秘主义传统， 并在《接近阿尔莫塔辛》、《扎伊尔》、《神的文字》、《阿威罗伊的探索》等作品中游戏过苏非主义， 所谓“游戏”, 即去其神圣内涵， 然后， 恣意地进行改写、讥讽或亵渎。
显而易见， 这两种影响是对立的， 一般来说， 对于同一个东西， 你不可能既嘲弄它， 又尊重它、为它辩解， 尤其是关于上帝、人的良心等问题。这时， 帕慕克遇见了伊本·阿拉比 （1165-1240） , 他对真主安拉的认知让帕慕克恍然大悟：
啊， 穆罕默德！我造出万物， 召唤他们走向我， 可他们对我的看法却各异， 并因此产生了分化。其中一支声称， 以斯拉是我的儿子 （Ⅸ：30） , 我的手上带着镣铐 （Ⅴ：64-69） , 他们是犹太人。另一些人说， 弥赛亚是我的儿子 （Ⅸ：30） , 我有一妻一子， 这是基督徒。有些人则给我配了伙伴， 那是偶像崇拜者。另一群人把我铸于一种形式中， 这是神人同形同性者。还有人企图限制我， 物质主义者是也。其中的一支说， 我根本就不存在， 这是穆阿特拉派。穆尔太齐赖派们认为， 我今后不会再出现了。[5] （P88-89）
阿拉比指出， 安拉超越于语言和人的理性、知识之上， 正统神学、哲学捕捉到的是神的一层层“面纱”, 即神迹， 而非神本身。它们在指向安拉的同时， 限制、否定了安拉， 本质上， “他/她/它”是一个“巨大的奥秘”[6] （P19） , 是“奥秘中之奥秘”[7] （P52） .既然“道可道， 非常道”, 那么， 如何言说“道”呢？这位备受争议的哲学家、诗人给出的答案是：“当你只强调‘他’的超越性时， 你限制了‘他';当你只关注’他‘的内在性时， 你规定了’他‘;当你同时认同这两者时， 你就对了”[8] （P75） , 即对世俗二元对立、尘世矛盾的包容和超越， 以“人主同一”这一概念为例， 你应当说：“你既不是’他‘, 又是’他‘.”[8] （P75） 这种逻辑听来倍感怪异，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思路的不“理智”、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 伊本·阿拉比陆续背上了一系列名号， 包括传统派、什叶派、存在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苏非主义诗人， 等等。埃德格·古柯纳说， 宣扬矛盾或模棱两可， 尤其是宗教与世俗的矛盾， 是帕慕克一生取得的最高文学成就， 他在专着《帕慕克， 世俗主义与亵渎：土耳其小说的政治学》的扉页上写道：“致将矛盾化作一种存在方式的作家们。”[9]古柯纳显然忽略了一个问题：作者如何将“矛盾”合理化？我认为， 这必须归功于阿拉比的影响， 他是帕慕克最熟悉的伊斯兰宗教哲学家， 写《黑书》、《新人生》时， 帕慕克对《麦加的启示》、《智慧珠宝》的引用可谓信手拈来。帕慕克不仅接受了阿拉比的神学思考---他和阿拉比对安拉的信仰别无二致， 而且将阿拉比的“奥秘”做了延伸， 应用于艺术、政治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让它成为了一种普遍思维方式， 如何评价现代土耳其的西化改革？什么是伊斯兰恐怖分子？头巾的含义是什么？东方细密画和意大利肖像画孰优孰劣？以及自我与他者、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帕慕克统统采用“奥秘思维”去解答。答案是缺席的， 取而代之的是关于某个命题的一幅更全面客观的图景、一份同情心和一种渴望去不断认知的动力。比如， 在土耳其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持续至今的“头巾风波”中， 头巾被西化派、军队和政治伊斯兰视作宗教文化复兴的“旗帜”, 帕慕克在写《雪》时， 一边略微认可了这一判断， 确实， 头巾是穆斯林女孩个人信仰的一部分， 她们甚至为了守护信仰而被开除、毒打， 但在现实生活中， 头巾并不等于宗教复兴， 卡迪菲纯粹为了挑衅政府、为男女的平权而戴上头巾， 有的人因为秃顶戴头巾， 也有人迫于父母压力， 想摘掉却不敢摘。况且， 那些保卫个人信仰的“头巾女孩”们立志于进世俗大学， 将来从事律师、医生、秘书等职业， 这与传统伊斯兰教给女性规定的角色大相径庭。于是， 头巾代表什么？看来这是一个有待重新界定、深入探索的话题。奥秘思维是一种探寻， 在《新人生》中， 这个“奥秘”就是天使和新人生。
三、《新人生》中的“奥秘思维”
“是的， 我喜欢这本书， 可它写的是什么啊？”[10]《新人生》于1994年刚在土耳其发行时， 读者们都这么说。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因为《新人生》也是土耳其历史上销售速度最快的一部小说， 在一个仅有7000万人口的国家， 一年售出10万册。尽管研究者从教育小说、公路小说、存在主义、“宏大理论” （grand theory） 与琐碎生活的关系、阈限性等角度进行阐释， 可一旦回到“它写的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时， 会发现这种“肢解”并无太大帮助。哈勒曼的评述更直接， 他抱怨这书写得“令人难以理解”[11] （P229） , 简直是个“被谜题所包裹谜中之谜”[11] （P229） .也许《新人生》的目的就是创造一个“奥秘”.帕慕克在诺顿演讲中提到：“我认为， 作为一个创造者和艺术家， 一位小说家的最高成就就是将一部小说的形式构造为一个谜---解谜之道会揭示小说的中心。”[12] （P170） 不难发现， 《新人生》的结构是一个矛盾体， 主要分为两部分， 即神秘主义叙述和后现代主义叙述。
首先， 《新人生》有近一半内容来源于苏非主义， 其中， 以“照明论”为主。这一学派的创立者是12世纪波斯哲学家苏赫拉瓦迪 （1154-1191） , 他根据《古兰经》中“真主是天地的光明” （24:35） 和图斯塔里对“穆罕默德之光”的描述， 建议将真主的本质定义成“光”, 这“纯粹之光”持续地向外照耀， 并与不同程度的暗相结合， 于是， 产生了天、地、宇宙万物。人的体内也有内光， 即灵魂， 它本属于天使世界， 受天使统治， 可人自降生于世起， 心灵之镜就蒙上了尘埃， 被食色物欲所诱惑。因此， 人只有努力净化个人精神世界， 接受光的照耀， 才能获得永恒福乐。《新人生》的第一句话是：“一天， 我读了一本书， 我的一生从此改变”[13] （P7） , 书中涌出一道光， 照亮了我的脸。光的炙热令我眩晕， 又令我的心智清醒。在那光中， 我重铸自己；在那光中， 我迷失自己；在那光中， 我领悟到未曾知晓、从没体验过的存在阴影。我坐在桌前， 翻阅着书页， 不曾发现每读一行字、翻开新的一页， 我的生命都在发生改变。[13] （P7）
这“光”让主人公奥斯曼抛下22年的人生， 踏上“新人生”的旅途---不眠不休地上车、下车， 与死亡、意外一次次擦肩而过， 渴盼着有朝一日能遇见天使， 返归光之世界。新人生之旅实际上就是朝圣之旅， 奥斯曼、嘉娜与那些有名无名的“兄弟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朝圣团：“噢， 搭上夜间巴士的人们！我不幸的兄弟们！我知道你们也在寻找失重的时刻。”[13] （P57） “失重的时刻”即死亡。他们演绎的是苏非的苦修经历。在这部“你能读些什么同时能从中领悟宇宙的秘密”[4] （P189） 的书中， 照明论还与拉比阿·阿黛薇叶的“神爱论”相交织， 因为嘉娜既是天使， 也是奥斯曼的“恋人”, 即安拉。奥斯曼对她一见钟情， 她首次出场时， 俨然一位女神：头顶“明亮的白色光环”[13] （P40） , 脸上“绽放着和书中一样强烈的光芒”[13] （P23） , 嘴边带着一丝甜蜜的微笑， 渐渐地， “以某种难以理解的方式上升， 最后， 消失不见了”[13] （P40） .在整本书中， 她来无影去无踪， 所以， 弗兰德里克·图特说嘉娜是“一个永远无法触摸到的缪斯幻影”[14] （P12） .她的名字Canan意为真主， 奥斯曼说， 她“一定来自那个世界”[13] （P25） .伊斯兰教主张， 信天使即是信安拉， 两者同属于穆斯林的六大信仰， 在嘉娜身上， 两者倒是真正合为一体了。主人公和故事里的每一个人， 包括恐怖分子、旅店老板、小孩、母亲、喋喋不休的老太婆， 都说嘉娜像天使或唤她为“天使”, 天使啊……经历了这么多风雨后， 我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你……你知道， 我们搭上巴士走遍一个又一个小镇， 反反复复地读那本书， 只是为了和你的目光相遇， 天使啊， 我们只想回应你的目光……我理解了平静、死亡与时间的意义， 我太快乐了。[13] （P81-82） 这是旅客艾弗森·卡拉在弥留之际说的一番话。嘉娜最终给这位陌生人完成了“浴礼”.至于奥斯曼究竟读了一本什么书？加拿大作家瑞特认为应该是《古兰经》。[15] （P23） 但这个问题怕是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 它也有可能是但丁的《新生》、苏赫拉瓦迪的《照明的智慧》、阿拉比的《光盏》， 或是赛义德·努尔西的《光之书信》。
其次， 帕慕克又解构了这一切。从第12章起， 读者慢慢了解到， 奥斯曼所读之书也叫《新人生》---元叙事， 作者是一位退休铁路工人， 名叫雷夫奇。这是他为了讥讽土耳其70年代巴士事故频发、以儿童连环画为灵感创作的一部小说。经过一番索引， 奥斯曼还发现它从《新生》、凡尔纳的《无名之家》、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阿卡勒木的《天才也是孩子》以及伊本·阿拉比的着作中获取、剽窃了大量灵感和段落。帕慕克把这样的八个段落拼贴在第14章末。“天使”嘉娜呢？她不过是一个世俗又虚伪的女大学生， 她早就和穆罕默特发生过关系， 最终嫁给了一位医生， 移民德国了。奥斯曼不过是她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她手里的一颗棋子。最早踏上新人生之旅的穆罕默特， 如今以抄书为乐， 不过， 书即《新人生》中的一切， 他已不再相信， 纯粹是为了赚钱。他告诉奥斯曼：“书中没有什么秘密”[13] （P210） , 它不过是个“逗小孩儿开心”[13] （P210） 的东西罢了。所谓新人生， 乃是南柯一梦， 是一种童年记忆、情感挫折和阴差阳错勾起的幻觉。面对“上帝死了”, 奥斯曼没有尼采那么狂喜， 相反， 他愤怒并绝望得泪下如雨。他不愿意善罢甘休， 所以继续研究天使。他研读了《圣经》和《古兰经》中的天使、亨利希·曼笔下的“蓝天使”、波斯细密画中的四翼天使、“新人生”牌牛奶糖上的天使等等， 发现它们的形象和特征各异， 但有一个共同点， 即均是文字的虚构和人造之物。一次， 他在马戏团舞台上还看见了一位头戴羽毛皇冠、身穿比基尼的漂亮天使， 可事实上， 那是一个专门“陪镇上的大亨上床， 只要给她钱， 她就和大兵做爱”[13] （P199） 的妓女。“如今， 我已不再对探寻世界、那本书、人生的意义和唯一的真实抱任何希望， 也一点不渴望它们。我发现自己身处于自在的人群中， 不会暗示什么， 亦不会意指什么。从一户人家敞开的窗户望进去， 我看见一家人围着一张桌子正在吃晚餐。人们就是这么过日子的， 和你知道的没有差别”[13] （P266-267） , 说出这句话时， 奥斯曼孤寂且落寞， 像是突然老了十几岁。
毋庸置疑， 这两种声音、两类叙述水火不容， 在时序上， 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了苏非主义， 或称“祛魅”.不过， 帕氏的《新人生》并未结束， 其结尾对小说来说意义重大， 如克默德 （Frank Kermode） 所说， 结尾给读者以稳定感， 给人物、情节、意象以秩序和意义， 让开头得以圆满。在结尾更容易听见作者的真实声音。十几年后， 奥斯曼已经结婚， 有了女儿， 可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 他体验到的是没有激情、没有意义。他选择了故地重游。这次， 他与天使四目相对：“天使与我咫尺天涯， 即便如此， 我深知：那深邃、纯粹、强烈的光为我而来。麦格鲁斯巴士奋力向草原飞驰， 然而， 天使依旧在那里， 既近又远。晃眼的光刺得我看不清天使的全貌， 但灵魂所体验到的嬉戏、轻松、自由已证实了一切”[13] （P273） , 天使不像奥斯曼见过、听过、梦到过的任何一位天使。他“渴望开口说话”[13] （P274） , 却发不出一点声音。死亡逼近的那一刻， 奥斯曼仿佛又回到了第一次读到《新人生》的时光。就这样， 他“踏上了一个新的人生”[13] （P275） .这才是《新人生》之全貌， 天使、新人生乃至那本书中书都成了谜。《新人生》的内容可以浓缩成这样一幅图：
文本的中心是“天使”和“新人生”, 它们和阿拉比的“安拉”很接近， 它们是真主的派生物、象征符号， 并以“奥秘”的方式出场。这使得《新人生》中的两类叙述的存在状态和位置发生变化， 神秘主义既对又错， 后现代主义也一样， 一个对“√”在了对天使、新人生的信仰和求索中， 一个对在了对人造天使和新人生之理性畅想的拒绝中， 一个错“×”在了虚无主义、无神论方面， 另一个错在了理性主义和以教会代替神的野心上。这两类叙述是对立的， 但也是互补的。这种关系必然导向对“奥秘”的无尽的探索。我想这是表达一个超越性主题最合适的方式， 也是《新人生》的意义所在， 即为什么主人公十几年来一直迷恋天使和一个未知的新人生。胡拉娅·雅兹奥卢称， 《新人生》是一部卢卡奇意义上的“小说”, 即“上帝所遗弃的世界的史诗”[16] （P79） , 奥斯曼是一个“现代人”的代表， 他在土耳其这片精神文化衰落、世俗化改革遇挫、找不到民族出路的失意土地上， 毕生努力寻找生之意义或“整体性” （totalit�|t） , 最后以失败而告终。[17]我赞同雅兹奥卢的解析， 但是， 在我看来， 奥斯曼并未失败， 他的死亡是一个悲剧， 而这个悲剧是有意义的， 它唤醒了读者的整体性思维：“对那些极幸福的时代来说， 星空就是可走和要走的诸条道路之地图， 那些道路亦为星光所照亮。那些时代的一切都是新鲜的， 然而又是人们所熟悉的， 既惊险离奇， 又是可以掌握的。世界广阔无垠， 却又像自己的家园一样， 因为在心灵里燃烧着的火， 像群星一样有同一本性。世界与自我、光与火， 它们明显有异， 却又绝不会永远相互感到陌生， 因为火是每一星光的心灵， 而每一种火都披上星光的霓裳。这样， 心灵的每一行动都变得充满意义， 在这二元性中又都是圆满的：它在感觉中是圆满的， 对各种感觉来说， 它也是圆满的；它之所以圆满， 是因为心灵在行动期间沉静平和；它之所以圆满， 是因为它的行动脱离开它之后独自找到自己的中心点， 而且围绕着自身画一个完整的圆。”[16] （P19-20） “奥秘”思维所指向的正是这样一个纯真年代， 它让“自我”向外敞开， 让世界得以进入， 人类和一切生命形态进入探求理式的自由和幸福中。
四、宗教社会、理性和解构主义
在帕慕克的大部分小说中， 都存在一个奥秘， 而且这个奥秘是小说的“中心”, 或是深层主题。在《白色城堡》中， “白色城堡”多皮欧就是这个奥秘， 在《黑书》中， 是耶拉和如梦之死， 在《我的名字叫红》中， 是“姨夫大人”负责编制的那套画册， 在《雪》中， 是卡的18首诗， 结集为同名诗集《雪》。这种独特诗学体现了帕慕克的奥秘思维。对帕慕克而言， 阅读小说尤其是《安娜·卡列尼娜》、《追忆似水年华》之类的伟大小说， 和人类对生活意义、世界之本质的探寻、呼唤、梦想是重叠的、同构的， 即寻找并最终抵达小说的“中心”---“一种关于人生的深邃洞见、一个深藏于文本中的神秘观点”[12] （P153） .小说之中心的魅力不在于它是什么， 而在于它激励着我们读者孜孜不倦地去追寻“[12] （P176） .小说如此， 世界亦然。时至今日， 人类也未曾抵达绝对精神或逻各斯， 其实， 人类对抵达”中心“又充满了恐惧， 因为那意味着一个笛卡尔式世界的暴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帕慕克说”一位小说家的最高成就就是将一部小说的形式构造为一个谜“, 唯有如此， 读者才会”满怀喜悦地体察小说里的每一个模糊角落、每一个人、每一种颜色、每一处风景以及阴影“[12] （P173） .那么， 作为一种思想或诗学， ”奥秘“究竟有何价值呢？
首先， 理性和”经验性知识“被悬置了。康德说， 人的认知是有极限的， 不能越出”经验“, 不论如何， 人永远无法与”物自体“赤裸相对。可惜历史不是这么发展的， 理性是宙斯， 科学即上帝， 经阿德诺、马尔库塞、齐美尔等一大批思想家的分析， 我们对现代性的铁笼已经不再陌生。追根溯源， 有一个问题是不能漠视的， 即笛卡尔和培根虽然对理性的定位不同， 但最终都将主观认知、人的解释强行等同于或误解为客观现实， 这势必导致对立、纷争， 因为不同认知路径、体系和权威对同一问题的解释会发生分歧， 一旦这种分歧被激化， 由语言进入身体、权力和现实领域， 就会发展成武力交锋。弗洛伊德指出， 自我不仅是理性、逻辑思维的原点， 同时也是欲望、兽性的集散处， 归根结底， 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老话：”人不是一个钢琴键。“理性、知识与欲望、利益、金钱、权力本就是混杂在一起的， 知识随时面临庸俗化、权力化的危险， 最终， 彻底变成一个”真理游戏“.哲学家为王的传统掩盖了这一切， 所以， 启蒙理性终结了人的理性和自由。在帕慕克的笔下， 凯末尔世俗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们不停地争吵， 以绝对真理之名杀人放火或自我牺牲。但在卡、麦夫鲁特的眼中， 一切显得那么荒唐混乱， 因为他们心中怀揣的是一种奥秘式的信仰， 信奉一个奥秘式的安拉， 或安拉式的奥秘。终极”奥秘“的不在场、视一切为谜的思维废黜了任何知识的王权， 让理性变得谦逊、开放， 在这一过程中， 人重获独立去思考和生活的自由。那将是一种童真的欢乐。
其次， 避免虚无主义。也许解构主义、虚无主义是最后的理性， 理性之人最终开始怀疑理性， 这真是反讽。福柯、德里达之后， 所有的知识和话语都成问题了， 就连”真理“”上帝“也没有逃脱这种宿命， 几近被否定、抛之九霄云外了。虚无主义结出的恶果是丛林世界的诞生和”物竞天择“道德的盛行， 所以， 在现代性的荒原上， 可以看到两幅图景， 一方面， 人变得自私冷酷、好斗、贪婪， 疯狂工作， 在金钱帝国和商品盛宴中娱乐至死， 食色性等欲望得到异化的满足；另一方面， 人的精神世界枯萎， 变得孤独、脆弱、焦虑甚至是绝望；这两方面显然是矛盾的， 在短期内， 精神空虚会进一步刺激人在物欲中买醉， 可最终后者会撕裂、埋葬了前者。这是一个兽的世界， 而非人的世界。而”奥秘“的永恒在场可以终结这种局面，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仰望星空的敬畏。在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 弗拉基米尔和爱斯特拉冈时刻等待被救赎， 其实， 问题的症结在于他们连”戈多“ （Godot） 是谁都不清楚， 他们怀疑”戈多“存在的真实性。
再者， 奥秘思维杜绝了教会、神父和宗教社会的复兴。欧洲中世纪晚期实是一个放逐了神的理性时代， 教权阶层代理了神， 他们僭越神权， 让沉默的神”开口说话“.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趋向，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的故事阐明了这个问题：”你想进入人世， 空着手走去， 带着某种自由的誓约， 但是他们由于平庸无知和天生的粗野不驯， 根本不能理解它， 还对它满心畏惧， ---因为从来对于人类和人类社会来说， 再没有比自由更难忍受的东西了！你看见这不毛的、炙人的沙漠的石头了么？你只要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 人类就会像羊群一样跟着你跑， 感激而驯顺“[18] （P283） , 90岁的红衣主教对耶稣说， 他要为了芸芸众生而非圣徒、虔诚的信仰者， 拿起凯撒的宝剑， 以基督之名， 建立一个全人类的独裁帝国， 届时， 人会变得软弱、胆小、动辄流泪， ”但只要我们一挥手， 他们也会……像小孩子似的嬉笑歌唱“[18] （P291） .这是一个微言大义的着名故事， 红衣主教道出了宗教转向政治之后的必然命运， 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东正教教会釜底抽薪般的大拒绝， 与此同时， ”为什么上帝一直不在场“这个古老问题也给了明确答案：”出场“意味着独裁、人之自由的毁灭和信仰的泯灭。因此， 神必须以”奥秘“的形式存在。
总之， 奥秘思维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人的自由意志限定一个目标和方向---为了”奥秘中之奥秘“的自由。
五、奥秘思维和”情“之复活---人/物
2005年， 在”德国书业和平奖“的获奖演讲中， 帕慕克反复强调”置身于他人语境之中“:”小说史即一部解放人类的历史：它让我们置身于他人语境之中， 摆脱自己的身份躯壳， 所以， 我们自由了“[19] （228-229） , ”读者像作者一样， 开始想象他者， 他们同样置身于他人语境之中。这是人类感受内心之谦卑、同情、宽容、怜悯、爱的时刻“[19] （P232） , 他总结道， ”想象是人类最伟大的力量“[19] （P236） , 它可以回答”我们究竟是谁“, 厘清我们头脑中”陌生者“”敌人“的真实身份， 用来应对人类最原始的仇恨、恐惧和焦虑心理。在接受《新视野季刊》采访时， 帕慕克把这个想法阐述得更清晰了：”人类拥有一种独特的能力， 他可以去理解、认同那些与他毫不相干的人， 小说艺术就建基于此上。在我的心灵之眼中， 我尝试去了解这样一个人：他与我不同， 来自另一个种族， 另一种性别、文化或阶级， 他有点古怪、陌生。我试着去了解他的想法、感受。然而， 他 （或她） 和我一样， 皆是人类种属的一员。这种能力的名字叫同情。“[20] （P92） 总结下来， 是一个”情“字。这是”奥秘思维“的应有之义和必然结果， 是平衡理性认知的必要一翼， 是现代社会所匮乏的。如果说理性以自我为中心， 具有霸权、等级化、分隔、功利倾向、静态、狭隘等特点的话， 那么， 情或帕慕克的”同情“3则指向无限的他者， 企图把人和人、人和动植物以及整个世界重新缝合统一为一体。
帕慕克特别关注德尔斐神庙门楣上的那句箴言---”认识你自己“, 可他给出的答案却是”我是他人故我在“[21] （P375） .这正是《黑书》的核心哲学思考， 它书写的是一个”我即凤凰“的故事：一天早上， 律师卡利普的妻子神秘失踪了， 他苦苦寻找妻子的下落， 发现同一天堂兄耶拉也消失了， 他怀疑耶拉和妻子秘密隐藏在某个角落里， 因此， 寻妻变成了找耶拉。最终， 卡利普成为了耶拉， 但他说：”是的， 我是我自己。“[21] （P420） ”他人“如何就变成了”自我“?奥尔罕·帕慕克提出了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吊诡话题， 即每个人、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梦想”做自己“, 但同时， 他们处处在模仿”他者“, 对他者充满好奇。在这本”智慧之书“中， 帕慕克动用神学、哲学、写作和复杂的历史文化事实去论述”我即你“”我是他人故我在“这一主题。首先， 他说我们幼时所做的游戏、父母和学校的教导、一位挚友的人生、我们看过的电视剧和电影， 都进入了我们的记忆， 渗入了我们的言行举止之中， 即”身份即记忆“, 4所以， ”自我“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其次， 自以为有一个独特、浑圆、立体的自我的人时刻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尽管我们认为自己是拥有某些不变特性的统一而具体的个体， 事实上我们是许多不同的人：在家中的我们和上班的我们不完全相同， 面对一个法律案件的我们和与宠物或恋人共处的我们不同。我们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里有什么样的主体， 是什么样的人， 取决于一个文化的法则、话语和思想。“[22] （P142） 依照”角色身份“ （role-identity） 理论来讲， 卡利普和律师、丈夫、专栏作家、共产党、儿子、病人、读者、侦探等”角色身份“都包含着一定的责任、标准、禁令和期待， 它们共同组成一个”原型“对自我进行规训与惩罚， 由此生命权力系统实现了对个人的掌控。换言之， 任何一种身份从本质上说是隶属于社会的， 人不过是漂浮于身份权力迷宫中的一个游魂！最后， 作者借用”人主同一“和存在主义哲学解决了难题， 即在”共在“ （海德格尔） 的存在本质上， 悟道”吾即汝“”我是整个宇宙“, 所谓自我即萨特的”自由选择“, 它是一个奥秘， 是未完成的、未知的、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的， 甚至是无限的。
这样一来， 自我与他人的二元对立就被消解了， 不过， 它不是运用解构和摒弃本质论， 自我和他者全被保留了， 只是二者处于开放状态， 不断地分离、交叉、更新。它们更像两只蜕茧而去的飞蛾， 而非两滩吹不起半点涟漪的死水。这不仅是一种更轻盈的身份观， 也充满了人情味儿， 它要求个体不仅用”脑“思考， 而且用”心“感受， 引导一个人走入另一个民族、文化、性别或阶级之异己的世界， 随其共乐， 与之同忧。在这一过程中， 自我将逐渐臻于完善， 认知将更为准确， 他者也必定不再陌生了。
帕慕克不仅是这么认识人际关系的， 也是这么看待、书写人与物之间的关联的， 也许可以称作”我是他物， 故我永恒“.这尤为体现在《纯真博物馆》中， 凯末尔用烟蒂、照片、玩具、茶杯、连衣裙、旧电话机、梳子、发卡、怀表、老爷钟、彩票等不计其数的杂物纪念一段纯真爱情， 他盖了一座博物馆， 每当看见或拿起一个物品， 往昔的一段时光便浮现于脑海中， 满足了他对芙颂的渴望和爱恋， 芙颂死后， 这成为他唯一的慰藉。”物“曾被赋予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符号价值， 而帕慕克受萨满教影响， 认为物也具有一定的主体性， 甚至和人一样， 具有精神和灵魂， 因此可以和人互动：”我是一只钟表， 也是一个物。当你把我看作钟表时， 千万别忘了， 我也是物。每当你认识到我是一个物时， 请思考一下时间的内在精神。我的精神既是物魂， 也是钟表之魂。午夜里， 它闪闪发光， 到了白日， 就返归自己之中。我也一样， 回归我自己“[23] （P140-141） , 这是帕慕克从福特·科普鲁 （Mehmet Fuat K9prülü） 的笔记中抄下的一首诗， 原刻于一只挂钟上。设想”物“有灵， 可以解决时间和死亡的困惑。按照伊教， 人是有灵魂的， 现在、过去、未来故而是没有意义的， 亦可以说， 是空幻的， 人与众物的每次接触、相遇都被记忆所保存， 不仅是人的记忆， 也是物之记忆。
奥秘思维并非帕慕克或伊本·阿拉比的”专利“, 这是否定神学之后必然会产生的一种思维方式。托马斯·阿奎那就是这么理解上帝的， 他”一方面坚持认为， 我们可以使用语言指称上帝， 甚至声称就其本来含义语言只适用于上帝；另一方面， 他又认为对上帝的指称有其固有的局限性“[24] （P76） , 他得出结论， ”理解了创造物的善， 必然导致理解上帝的善“[24] （P79） .在世界各大神秘主义宗教和文化中， 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包含了奥秘思维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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