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娱乐游戏中，其中麻将是民国时期女性追求的娱乐之一。对大多数的麻将女人来说，她们把生命大量地浪费在麻将桌上，与其说她们没有雄心斗志，不如说她们还未找到正确通往未来的“路”罢了。在民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人们的生活质量在迅速提升，但就女性生活而言，她们仍然没有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天空”.
关键词：麻将；民国女性；娱乐
民国以来，麻将作为一项休闲益智的活动，在大众社会生活中占据的地位直线上升。麻将自诞生后，就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喜爱和追捧，而麻将桌上的“队伍”更是随着时间的推进不断壮大，麻将也进一步演变为今天的国粹。之所以选用“麻将”这一特殊“工具”来透视民国时期的女性娱乐生活，主要是考虑到如下两点：第一，麻将尽管是普通大众皆玩的游戏，但牌桌上终究要讲究输赢，无论是打大打小，都会伴随着一定的金钱出入。这就会或大或小、或多或少地与赌博扯上一点关系，结果则是受到大众舆论的压力；第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女性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中，麻将一直在人们的生活和交际中占据着重要的角色。笔者将试图通过性别这个独特的视角，来剖析民国时期麻将娱乐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探析民国时期女性的娱乐生活以及女性地位和家庭关系的转变。
一民国时期的“麻将风”
我们对麻将的考证，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的骨牌、宋代风靡的叶子戏和明朝的马吊。发展到民国时期的麻将，打法已经在清代已有的基础上增添不少的新花样了，而这时期的流行程度更是罕见奇景，无论是赌场妓院，还是茶楼酒店，麻将乃必不可少装备之一。
麻将能在军阀混战、风云变换的民国长久不衰，肯定也有它独特的“魅力”所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参与麻将的人数众多。就民国时期来看，上至中央军阀，下至黎民百姓，都沉浸其中，乐此不疲，并且在文人学者之中也是广受青睐。着名文人梁启超就曾是麻将的忠实“粉丝”,他的作品有很多都是在麻将的“陪伴”下“竣工”的。
其次，流行地域广。民国时期的麻将究竟流行到了怎样的程度，胡适先生曾经发表过这样的感叹：“当时全国至少有100万张麻将桌，而就以这100万张麻将来计算的话，就算每桌打八圈，每天约半个小时，就得消耗400万小时。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先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可这样荒时废业吗！”[1]对广州这座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城市来说，麻将一旦传入便如鱼得水。着名的文人梁实秋到达广州后，见识了这样一幅场景：“路过广州，耳畔常闻噼噼啪啪的牌声，而且在马路边看见一辆停着的大卡车，上面也居然摆着一张八仙桌，四个人露天下酣战，行人视若无睹。餐馆里打麻将，早已通行，更无论矣”[2].
第三，流行时间长。民国初期，在上海、天津、汉口这样一些大城市的总会里，其他赌博都例行禁止，只有麻将成为公开的娱乐活动。民国政府1935年修正并订立的新《刑法》规定：“在公众场所或公众出入之场所赌博财务者，处以一千以下罚金，但以供人暂时娱乐之物为赌者不在此限”,因此在非公共场领域，麻将娱乐将不再作为赌博行为之一。在这样宽松的大坏境之下，麻将更是“脱缰的骏马”,在民众的生活里“策马奔腾”.原本遮遮掩掩的女性麻将娱乐也拿到了“特赦令牌”,为女性的娱乐生活大开了方便之门。
二打麻将：妇女不正当的生活方式
尽管麻将在流行之初，男性和女性都会参与到这种娱乐活动之中，但就早期同桌的性别而言，往往是单一的，且多以女性为主。1919年，一位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女士惊讶地发现：“租界中千家万户打麻将通宵达旦，邻人不得安眠，不惟游手好闲之军人政客，以此为日常生活，妇女亦染此癖，洵为风俗人心之患。”[3]显然，在城市和生活日益近代化的大背景下，对那些刚刚走出“旧社会”的妇女同胞来说，麻将无疑是她们增强“友谊”的最佳途径。
随着近代中国女性进入家庭和社会地位与角色的转变，尤其是民国已降，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机会大大增加，在这之中，麻将真可谓是“露足了脸”.“闺门雀戏，尤宜禁绝，儿女看赌，不务正业。不休家政，害在眉睫，淫盗生心，门户不密。”[4]这首《赌博十害歌》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短短的一首民谣，却道出了社会对于女性麻将娱乐的种种不满：一是疏于对儿女的抚养，二是疏于家务劳动，三是疏于对妇道的恪守。
妇女沉迷于麻将，无法照看自己的孩子以及承担母亲的责任，从而缺失对下一代应有的家庭教育，并且长时间的以打麻将为主要活动，家政劳动必将被妇女抛之脑后，这些也就成为坚决抵制女性打麻将的重要原因。“家庭妇女为之置家政于不顾，幼年儿童因环境不断熏染，更迅速的成功了一批新的麻将健将”[5];“再有些毫无识见的主母，叫自己的小小子女，帮着自己叉麻雀，小女孩就如此，将来会做良好的家主母吗？”[6]而对于麻将桌上潜在的贞操问题，即可能存在的“性风险”,新月派诗人徐志摩说过这样一句话：“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塌，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7].人们更是戏剧性地用“麻将术语”来挖苦和讽刺麻将桌上的关系：“至若君所以独具之美，有时男女杂坐，履�b纵横，美其名曰碰和台子，实则淫娃荡妇借为勾引之媒”[8].从“淫娃荡妇”、“勾引”等字里行间中我们看到的是时人对打麻将女性的“深恶痛绝”.
其实不但有女性的贞操问题，也存在一些譬如对女性“身誉”的谩骂，而这刚好作为那些反对女性麻将娱乐的有力证据。尽管是一张小小的麻将桌，却是消融社会各阶层的“最佳场所”,正所谓“一言打牌则尊卑长幼行迹皆可不拘”.1923年发表的《申报》中名为《因赌致疯》的文章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该文记叙了上海的某一个地方，一位本该是“名门闺秀”的姜式女子，因过度沉迷与麻将，从而导致突然发疯的故事。一经调查发现，该女子很可能是因为“赴亲戚家作方城戏，忽闻警察至，猝然受惊，顿时神经错乱”.这篇文章的开头用大量的笔墨来强调和修饰姜式女子良好的家庭和优越的身份，结果却因“麻将”致疯，言语之间充满着对麻将的“痛觉”以及对女子的惋惜。
笔者发现，在反对女性麻娱乐这个问题上，一些指责其实经不起反复的推敲。例如，一篇刊登在《家庭良友》上的文章，一位署名为“一个痛苦的丈夫”抱怨到，妻子在结婚后无事可做，每天都打麻将，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精神痛苦”[9].然而我们看完整篇文章，却不明白老婆打麻将到底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精神痛苦”,以及怎么样的“精神痛苦”.他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他们厌恨自己的老婆打麻将，但是对他们造成了怎样的伤害他们却讲不清、道不明。
三另一种发声：正当娱乐的女子麻将
家庭是多功能的载体，包括生育功能、教育功能、生产生活功能、政治功能、保护功能等。因此社会上的各种利益冲突和批判，最后都会投影于家庭之中，麻将亦如此。民国时期麻将的多面向，让我们在听到指责批评女性麻将娱乐声音的同时，也会听到一些略带肯定的发声，这些发声认为女性麻将不仅不应该被禁止，还应适当地提倡，从而丰富女性的娱乐生活。他们认为，打麻将一可以“取乐”,二可以“消磨时光”;“这两种情形目的既不在赌钱也不在赌食，完全利用闲暇时间作乐消遣，虽有些微的钱财损失，也不致伤及元气，精神上反觉得快活。有时男女混合雀战更可增加情趣，恐怕比看电影还有趣味呢[10]”.正所谓“大打伤身，小打怡情”,或许说的就是上述情形吧。
其实民国时期的妇女大都不满，认为“麻雀不能说是正式的赌博，且我们做的输赢很小，不伤元气。况且除了麻雀，没有东西可以替它供我们娱乐。”[11]自古以来，家庭仍然是妇女最主要的活动领域，她们依然被历史的传统道德紧紧地束缚在家庭之中，对大量的妇女而言，特别是上层的社会名流太太来说，生活枯燥无味，休闲娱乐少之又少，于是在她们眼中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麻将三缺一”.而笔者在翻阅民国时期的一些报刊杂志的过程中，也从中看到不少关于“麻将”的文章和广告，一番仔细的推敲之后，我们不难发现这类文章和广告其实更多地是在为我们展现一幅麻将桌上“现代女性”的正面形象。《玲珑》杂志的“妇女生活”专栏中，两位打麻将的妇女被放在了整个版面中最显眼的位置，并以“家庭生活”为题，显然，无论是从标题还是放置的位置看，妇女麻将就这么光明正大地走向了“公共领域”,打麻将的妇女甚至成为现代摩登女性的代言人，而标题中的“家庭”一词，却暗示着麻将反倒成为居家好女人的标准之一了。
女子麻将能获得这样一些正面的发声，作为丈夫的男性当然也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我亲耳听见有几个男先生说”,一位对女子麻将深有感触的作者这样说到：“与其让妻子闲在家里，或者出外跳舞，不如让她沉溺在麻将里，因为在一起叉麻将的全是女同伴也”[12].如此看来，他们认为打牌正是避免“不贞行为”的最佳场所，只因打麻将的都是女性同胞。
孙小礼曾经说过：“大力宣传健康、科学、文明的麻将文化，尤其是在干部队伍中进行普及（一些干部要么利用麻将赌博，要么把玩麻将看作”歪门邪道“）……可考虑一套科学的记分方法，变为筹码记分更好。”[13]健康的麻将休闲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这或许就是女性麻将在民国时期拥有另一种发声的重要原因。在各种对女子麻将“禁与不禁”的议论中，置身麻将之中的女人却大都置若罔闻，依然过着她们自己的“麻将娱乐生活”,毕竟能供她们娱乐的活动或游戏实在太少了。
四麻将对女性之意义
风雨变幻的民国社会，麻将可谓占足了“戏份”.几十年的民国历史，政治上政令不统一，社会中长期动荡不安。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层的领导阶级到最下层的农民百姓，麻将在高雅的面纱下掩饰着赌博的本质，在其乐融融的面具下掩盖着紧张的搏斗，民国时期风雨人物张作霖、张宗昌、孙殿英等都曾是当时响彻四方的大赌棍。这样看来，麻将成为了他们赌博的最佳工具之一，那么也就不难想像麻将为何会在民国时期的女性社会中“发扬广大”了。
第一，民国女性就业机会缺乏，大多被困于家庭之中。民国时期重要军阀之一---冯玉祥，曾经就训斥过“母女和婆媳”之间的家庭麻将，痛呼“国已危机，民族大难！你们不去为国服务，只是在赌博场中作践！”[14]这样呼吁的背景下，我们看到的是打麻将的女性成为不问国事、玩物丧志的最佳“代言”.然而我们难道不该反思一下，在民国时期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女性该怎样去实现自己的价值，为国家奉献自己的力量呢？在传统旧道德的束缚下，女子依然被困家庭，她们没有就业的机会，从而谈何经济上的独立，不得不依附男性而生活的她们，深深地在心里种下了依赖性，哪里会有“保家卫国”的雄心斗志？直到今天，打麻将在很多地方仍被戏称为“筑长城”,借以讽刺国人（这里尤指女性）将麻将桌上的方城当成抵御外资入侵的万里长城。
第二，麻将成为女性走出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的途径之一。
从描写民国社会的各种材料中，我们一方面能看到，麻将带给女性以欢乐（即使在众多的争议中），使她们得以建立自己独立的娱乐空间；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相对于男性社会而言，女性娱乐方式极其匮乏和单调。在巴金的作品《家》中，就曾有描写高公馆内女性打麻将的情景，文中善良的琴姑娘劝其母亲张太太“牌打多了费精神”时，其母无奈地感叹道：“这一层我也晓得。然而我的精神不费也等于费的。我一天无事可做，这样活久了也没什么趣味……”读过巴金这部作品的人都知道，其实琴母“不过四十三岁，可是身体已经出现了衰老的痕迹。她搓了十二圈麻将，便感到十分疲倦。”[15]但即便如此，依然每天沉迷在麻将的世界中。这样的形象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大众在反对女性麻将的同时，是否想过这种娱乐对于女性的特殊意义：在男性用道德去评价女性麻将之时，对于女性来说，它不仅是妇女打破家庭的束缚，走向社会交际的途径，更是找到自己生命存在感的重要场所。
在物质条件满足的前提下，人们必将会对精神需求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便在风云变幻、战火纷飞的民国时期也是如此。而对于女性这一个特殊群体来说，在迅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她们的生活质量也得以提升，但就女性生活而言，她们仍然没有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天空”,因此，就大多数的麻将女人来说，她们把生命大量地浪费在麻将桌上，与其说她们没有雄心斗志，不如说她们还未找到正确通往未来的“路”罢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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